「80年前，這些台灣子弟在不知道終點的情況下，被帶到熱帶叢林裡，可以想像包圍他們的陌生孤寂感受，會有多強烈。唯一的寄託，可能只有海。」

《聽海湧》導演孫介珩如此解釋劇名的意象。他為了這齣戲前往婆羅洲田野調查，發現這座島跟台灣的文化、語言差異甚大，尤其熱帶雨林的植被，更是台灣人未曾看過的「野」。

「我想，當時那些台灣人在婆羅洲營區隱隱聽到樹縫間傳來的海浪聲，跟劇中人物在高雄家鄉海灘聽到的聲音是相像的，」孫介珩認為，海是連在一起的，人到了陌生的異地，海浪聲可能就成為他唯一的念想。而那些在戰時孤絕於異鄉的台灣人，求的是生存，想的是回家。

儘管解嚴至今，與台籍日本兵有關的研究、創作與紀錄片已有累積，但以台籍戰俘監視員為主角，進而觸及戰後審判為題材的影劇作品，仍是付之闕如。《聽海湧》創作團隊，補足了這個缺口──他們循著戰俘監視員的經歷，探索這群人在虐待戰俘、屠殺事件中的協力者作為，並透過戰後盟軍對台籍戰犯的審判，論證台灣人在戰爭時期的處境，乃至其於敗戰、勝戰國之間的身分轉換的命運。換句話說，《聽海湧》是以影劇形式回望歷史，從而再現那些因戰爭而生的是非論證，也對所謂的真相與正義提問。

既然是歷史，故事的創作便夾雜著真實人物的經歷。對《聽海湧》創作團隊來說，最主要的參考人物，便是一度被戰爭法庭判決死刑，歷經轉折，「活著回來」訴說一切的古晉戰俘營監視員：柯景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總督府應日本軍方要求，徵召20萬台灣人參戰──他們有些成為「日本兵」，更多人則以非正規軍身分受僱，協助戰爭、付出勞力。

日本當時正攻占西太平洋地區，一路擄獲超過35萬名盟軍士兵。因受《日內瓦公約》限制不得殺害戰俘，日軍只能將他們分別關押在亞洲共104座「俘虜收容所」，並強迫戰俘勞動、興建營舍、機場等軍用設施。而戰俘監視員，便是負責看管這些戰俘的「軍屬」──意指在戰爭中從事非戰鬥並輔助軍隊工作者。據統計，二戰期間的台籍軍屬約有12萬人。

雖然「軍屬」非屬正規軍人，仍得服從軍隊的階級制度，時而得接受上級的巴掌或責打，也不得不聽命去毆打、虐待戰俘。在北婆羅洲古晉戰俘營擔任「戰俘長」的柯景星，就時常陷入服從指令與同情戰俘的兩難矛盾。

儘管柯景星以「違反國際公約」提出異議，但上級杉田鶴雄仍執意為之，甚至持槍脅迫這些既不是軍人、也不曾殺人的台籍戰俘監視員，動手殺死眼前捱過飢餓、行軍而倖存的46名盟軍俘虜。

迫於命令，柯景星閉上雙眼扣下扳機。即使這些手無寸鐵的虛弱戰俘不斷哀求，也無法為自己換取一條生路。事後，戰俘的屍體被掩埋，營區的相關資料與證據悉數被銷毀。

據統計，在太平洋戰場上，日軍關押的35萬名盟軍戰俘中，死亡率高達27%，竟比起盟軍在德國與義大利戰俘營的死亡率高出7倍之多。

1945年底，戰爭結束3個月後，一直躲在婆羅洲叢林的殘存日軍，知曉日本敗戰而出面投降。柯景星與同袍的身分也一夕倒轉，從「戰俘監視員」變成「戰俘」，並被盟軍羈押在今日的馬來西亞納閩島（Labuan）。這些日軍戰俘不僅要面對盟軍的報復性毆打，更必須接受盟軍軍事法庭的審判。

盟軍將戰犯分成A、B、C 三個等級。A級戰犯是戰爭發動者，如日本前總理大臣東條英機，是以「破壞和平罪」起訴，遠東區審判在東京舉行；B、C級戰犯指的是在戰爭中施加暴行的指揮官或士兵，以「傳統戰爭罪」或「違反人道罪」起訴，由同盟國各自設立的軍事法庭審理。而在婆羅洲戰俘營工作的柯景星，即屬C級戰犯，由澳洲軍事法庭負責起訴與審判。

在澳洲的戰犯審判檔案中，以日本姓名「河村輝星」受審的柯景星，最初被判死刑。經上訴再審，因杉田鶴雄改口坦承是自己下令殺害戰俘，柯景星才保住性命、改判10年有期徒刑。

儘管在盟軍審判時，柯景星知道台灣已經「易主」被中華民國接收，自己也在獄中努力學習「國語」，但直到1953年獲釋返鄉，才真正感受到「國家」早換了一個樣──他從一個「為國征戰」的日本人，淪成身分敏感的「敵國共犯」，此後數十年更持續生活在中華民國情治機關的騷擾與監控之下。

直到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後，這些近半個世紀失語的台籍日本兵，及其隱沒在歷史迷霧中的身影，才因為研究者的訪問挖掘，得以在當代社會中浮現輪廓並見清晰。柯景星的故事也經許多研究者、作家傳述，就連龍應台也在著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提了幾筆──戰爭末期，這位台籍監視員見中華民國駐北婆羅洲領事卓還來的夫人趙世平，在戰俘營的惡劣環境中獨自撫育兩個幼孩，心生不忍，於是省下自己的配給，用香菸換取雞蛋，暗自救濟牢裡的趙世平母子。

趙世平深懷感謝，要求後代務必要報恩。因此，當卓還來的姪女從書中讀到柯景星的事蹟，確認他是自家恩人時，立刻從美國飛越太平洋，親自到彰化拜訪這位90歲的長者。此時是2010年1月，3個月後，柯景星便與世長辭，那場戰爭與那個世代，也隨著他的最後一口呼吸一同逝去。

時代幾經更迭，但「歷史」還是以特定形貌傳遞。《聽海湧》編導團隊最初的發想，源於戰後幾個世代國民教育、歷史課本中必載的一節──1945年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在「台北市公會館」接受台灣日軍投降。

台北公會館原為紀念昭和天皇登基而建，但二戰結束後，這座建築卻成為帝國在台灣殖民地的落日之地，紀念對象也被挪移成中華民國的「國父」，並更名為「中山堂」。

2018年影視創作者孫介珩與蔡雨氛等人，在中山堂參加台北電影節舉辦的VR工作坊，焦慮著不知道該以何為題交出VR企劃時，掛吊在天花板上的水晶燈，給了孫介珩靈感──他想起歷史課本上那張受降典禮的照片。

「在那場受降典禮中，除了台上的雙方代表外，旁邊還有很多黑壓壓的圍觀群眾，很模糊，應該是台灣人吧？這一天之後，他們就從日本人變成中國人，不知道他們當時作何感想？」孫介珩及其夥伴便以受降典禮為背景，發想了一個日軍在受降典禮前一天密謀炸毀會場的故事，而這個名為《在投降的前一天爆炸》的企劃，當年也在電影節得到不少肯定。

孫介珩在影視界的資歷尚淺，過去拍片的成本皆不到10萬元。直到他以海上漁工喋血案為背景，在2019年完成社會寫實劇《第一鮪》後，才終於有機會體驗一部編制充分且規格整齊的故事作品。這個經驗對孫介珩是一個好的開始，不免對於下部作品興致勃勃，但，應該拍什麼故事？

編劇蔡雨氛想起當年在中山堂發想的那個「帥東西」──那是個有歷史、陰謀、衝突與大時代場景的「帥故事」。

於是，她開始尋找二戰資料，並從《終戰那一天》這本非虛構作品中，知道「台籍戰俘監視員」的存在，之後循線閱讀了文史作家李展平以戰俘營為主題的《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

「讀著讀著，我心裡浮現了一個畫面：台灣人在戰爭時面對日本軍官，戰爭結束後，在同一個場域，隨著一陣天旋地轉，他們卻面對著一群澳洲檢察官。」蔡雨氛嘗試將柯景星與中華民國駐北婆羅洲領事夫人的互動，改編成短片劇本：主角以菸換取雞蛋，暗自幫助這位獨自撫育嬰孩的母親，故事最後則以法庭審判作為收尾。只是在這個短片劇本中，主角結局與柯景星本人境遇相反──判決沒有被改變，仍是死刑。短片主角最終客死異鄉。「簡單地說，就是好心沒好報。」蔡雨氛下了個結論。

而後，他們再將這個以台籍戰俘監視員、中華民國領事夫人和戰犯審判為軸故事，改編擴寫成以迷你劇集：《聽海湧》。

《聽海湧》不僅改編柯景星的故事，還融合了北婆羅洲戰俘營的歷史素材。片中的主要台籍戰俘監視員角色，也從柯景星的原型角色「阿遠」（新海志遠），擴展為榮輝（新海輝）和德仔（新海木德）三人。人物的增加既豐富故事設定，也更能重現歷史紀錄中台人在戰俘營內的作為、審判結果的多樣性，以及身為「台籍日本人」參戰不同理念與複雜動機。

「坦白說，當時在那邊（婆羅洲戰俘營）的台灣人，不全都像柯景星那樣會幫助戰俘，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是執行自己的任務，或者暴力對待戰俘，不管這是主動還是被動。」

蔡雨氛認為，透過劇集形式呈現，可以有較長篇幅的空間來展現當時台籍日本兵的多種態度，而不僅僅只有像柯景星這樣的正面形象。不過，在劇本撰寫過程中，蔡雨氛仍然毫無懸念地將善意對待領事夫人的阿遠，定位為「我的主角」。

「在戰爭底下，阿遠一直在人性與身分之間掙扎。他可以同情領事太太的處境，但也必須服從命令。整個故事都在探討他應該當一個好軍人，還是當一個好人？」

蔡雨氛感嘆，只是每當阿遠想要行善時，其他台籍日本兵總會「勸阻」他，或者遇到其他命運的阻礙。

孫介珩則認為：「阿遠最像當時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台灣長輩。」因為這類人的選擇往往不是基於信念或價值觀，而是在極端的情況下被迫一秒內做出決定；這個決定可能讓他後悔，其結果可能有好有壞，但即便下次選擇了不同的路，他仍可能會後悔，「我覺得阿遠這個角色更貼近觀眾或我們自己的想像。」

《聽海湧》與其他觸及台籍日本兵、台灣與太平洋戰爭關係的電影、戲劇與文學創作不同之處，在於它不僅清楚呈現台籍戰俘監視員處於殖民宗主國（日本）與敵國（盟軍）、侵略者和被侵略地位之間的兩難，還深刻描繪了台籍日本兵在國族認同與戰爭人性上的掙扎，且具體展現了戰後對日軍戰犯的「審判」細節──相較於紐倫堡大審、東京審判成為重要歷史場景及轉型正義焦點，戰敗國一般戰犯的審判過程幾乎不被世界看見，更罕有深入討論的機會。

審判中，各國起訴的日軍戰犯共有5,707人，包含190名台灣人被判為B／C級戰犯，其中21人因違反「戰爭罪」與「反人類罪」被處以死刑。而被澳洲軍法法庭判刑的台灣人有95名，其中7人遭判死刑──這是各盟國審判結果最高的數字，也意味著澳洲軍事法庭對於台籍戰犯最為嚴厲。

儘管柯景星最終因日方辯護律師盡責上訴且上級認罪，從死刑減為10年徒刑，但並非所有人都如此「幸運」──根據當時日本律師的回憶錄，由於日軍被起訴為戰犯的人數龐大，日方辯護團根本無力理解台籍被告的處境；部分經歷者也提及，日方辯護人態度消極，甚至在替台灣人辯護時不發一語。由此可知日方雖負有義務為台籍戰犯辯護，卻未將台灣人視為自己的「同胞」。

根據《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作者李展平的口述紀錄，日本軍官時常將責任推到階級較低的監視員身上，聲稱「不記得命令部下虐待俘虜」或「虐待俘虜是因台灣人生性殘酷野蠻所致」；當時還有一句順口溜「用巴掌判5年、用拳頭判10年」，甚至有人奉命對戰俘摑耳光以防他們偷懶，而被判處15年重刑。

此外，不論移送、羈押或是審判，這些被告也經常遭到盟軍的報復痛毆或不公平對待；儘管澳洲軍方當時宣稱「這是一場公平且正義的戰爭審判」，但就連澳洲研究者都認為，盟軍審判過程簡略且粗糙，法庭環境所瀰漫的復仇氛圍更影響了判決的公正性。

因此，《聽海湧》在劇情設計上特意以「阿遠一人承擔屠殺戰俘的全部罪責」為懸疑起點，除了展開解謎事實真相的故事鋪排，也呈現當時澳洲軍事法庭審判中的諸多爭議──包括檢方不問真相只想找人究責，辯方為了替日籍軍人脫罪而欺騙、沉默，以及法官速審速決的草率態度。

那麼，中華民國是否就站在台灣被告這邊呢？儘管在審判期間，陳儀在台灣受降，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管，但因中華民國政府還必須審理中國戰場上的台籍戰犯，對於協助其他地區的台籍被告態度消極，更不可能對他們所遭到的冤假錯判提出異議。再者，就算中華民國單方面宣布「台灣人已全體轉籍為中華民國人」，但因為戰時的台灣人就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急欲追究戰犯責任的同盟國亦不同意這種宣稱。

於是，《聽海湧》也特別以故事還原這段歷史矛盾：儘管劇中以證人身分參與審判的中華民國領事已收到蔣介石的來函，很清楚台灣人已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但在「台灣戰犯是否應該視為戰勝國一方」的辯論中，他仍踩定反對立場──因為這些台籍監視員，確實犯下了難以迴避的戰爭罪行。孫介珩忍不住感慨：

「站在被告席的台灣人，夾在各方勢力之中，卻又無所依靠，成為了時代裡的悲劇。」

為了確認審判的歷史細節，《聽海湧》的編導們不僅研究了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藍適齊、中央研究院台灣史所研究員鍾淑敏等人的學術著作，閱讀了澳洲官方保留的歷史檔案，並從日本戰犯辯護律師的回憶錄中，交叉比對並感受到當時台籍被告的無奈困境。

針對二戰時期海外台灣人及戰爭審判做過許多研究的藍適齊，是劇組請益的對象。藍適齊向編導們表示，澳洲軍事法庭在程序上都有做到完善，因此，從檔案上找不到破綻，但發生在法庭上的細節，卻是檔案中看不出來的──例如，語言。

孫介珩轉述專家意見解釋，有些人提到法庭上沒有通譯，所以無法替自己辯駁；就算法庭上配有通譯，但我們無法得知母語是英語的通譯，日語程度會到哪裡？而受審的台灣人日語表達能力又是如何？在語言的多次轉換之下，能從台灣人這邊得到多少事實真相？文件都以英文打字，台灣人真的看得懂嗎？「這些都不會記錄在檔案裡。」

「你可能說了很多，但這些答辯都在短時間內完成，沒有多方求證，」孫介珩表示，學者們在回顧這些檔案時，發現了不少足以影響審判結果的瑕庛，許多判決更因果矛盾、甚至標準不一。「當然，我們在戲中已盡可能讓審判程序看起來相對公正與客觀，也沒有刻意放大翻譯錯誤或法官判決潦草等問題，」他站在對方的立場解釋道，當下的澳洲軍事法庭很難抽離要讓被告罪有應得的情緒，畢竟能為死去的盟軍同袍復仇，本身就被視為正義。

蔡雨氛以另一個台籍戰犯李琳彩為例，對戰後審判發出質問──和柯景星相反，日本名為「鈴木三郎」的李琳彩，一審被判處12年徒刑，後來卻改判死刑。但李琳彩的真正死因卻眾說紛紜，有人說他是畏罪越獄才被射殺。為此，蔡雨氛不斷搜找澳洲官方檔案，但愈讀疑竇愈多，對於真相與善惡的懷疑更發沉重。

「身為這些台籍日本兵或軍屬的後代，往往會以『他們是好人』的本位立場來看這段歷史。但是讀了這些檔案，我常會不忍心繼續看下去，也會想：我們的長輩們，真的做過這樣的事嗎？」蔡雨氛感慨道。

她在閱讀檔案後，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法庭都是在被害人陳述後，才開始找證人，「而且，他們幾乎不會採信日方證人的說法。」

例如，李琳彩的日文姓氏是「鈴木」（Suzuki），但姓氏為Suzuki的日本兵很多，其中一些Suzuki早已身亡。蔡雨氛在檔案中看到，即使李琳彩不斷強調這個Suzuki不是自己，也不管他如何努力找證人為清白作證，澳洲軍事法庭卻堅持否定李琳彩與日籍證人的說法，始終只願相信己方證人，最後乾脆關閉法庭，不再給李琳彩平反的機會。

「我只看了這份檔案，無法確定他到底有沒有殺人，但我的心情很複雜，就像看了當代許多無法證明自己無罪的冤案後的那種感覺，」蔡雨氛表示，她只能透過劇本傳達自己梗在心中的感受。

在完成《聽海湧》的編劇後，蔡雨氛很長一段時間感到消沉、提不起勁，此時孫介珩特別提醒她：有沒有看完英國駐北婆羅洲農林長官夫人安格妮斯・凱斯（Agnes Newton Keith），被囚禁在古晉戰俘營裡的回憶錄《萬劫歸來》（Three Came Home）？

「書的最後一頁，提到了一名高個子的台灣人，作者稱所有戰俘都記得他，這個台灣人只要找到機會，就會想辦法把鞋子、糖果送給戰俘營裡的小朋友⋯⋯」講到一半，蔡雨氛突然眼眶一紅，叫了聲「我要哭了」便流下眼淚，直待心情稍微平靜，才哽咽把話說完。

「他沒有名字，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沒有名字。但戰爭結束，這個作者進了日軍戰俘營，她給這個台灣人一張紙條，紙條上面寫著這個台灣人做過的好事、善良的事，要他在接受審判的時候使用。」

「其實在戰時的戰俘營裡，也有很多善良的台灣人，只是他們沒有被記下來，」蔡雨氛認為，凱斯夫人的紙條記述讓自己得到了某種「救贖」，也為她在《聽海湧》的編劇工作畫下了一個好的句點。儘管在這個劇本中，她並沒有特別讓所有台灣人都顯得「善良」：

「不少台灣人在當時確實很壞、做了不好的事，我在寫的時候無法否定這個事實，否則就過於美化了。但我希望能展現暴行出現的理由。」

作為導演的孫介珩也在一旁補充：檔案中的這些台灣人就是被判刑了，不能因為覺得他們「可憐」，就在戲劇中放他們一馬。他強調，姑且不論澳軍有沒有報復的成分，當時的結果就是依據國際法、經由審判認定這些台灣人是「罪有應得」，「但至少戲劇能讓觀眾知道在這個死刑、這個審判之前，可能發生了什麼事。」

孫介珩表示，即使現在所有人都能接受或理解「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極端的惡」，但是藉著戲劇可以呈現當時的人們所做的決定，儘管這些決定在當代觀眾眼裡可能被視為善良的或邪惡的，當然也有錯與對的評判：「《聽海湧》想要傳達的就是：台灣的歷史就是這麼複雜，而我們祖輩經歷過的事情，更是充滿了複雜性。」

日本人的後代，面對這段歷史的感受也很複雜。

《聽海湧》製作人林佳儒分享了一位日籍反派角色的故事──這位演員的角色在劇中殘暴萬分，最後被判死刑。編導給了他一段行刑前夕、模擬赴死的戲分，包含他步上絞刑台的特寫。但討論劇本時，卻有工作人員質疑這個角色這麼壞，憑什麼只有他有屬於自己的赴死鏡頭。

「每個人都有他生命的開始和結束，」林佳儒認為，每個人都是完整的，都有自己的結局，即使劇組沒有拍出來，不代表不重要，「這讓我感到非常殘酷，所有人在那個時代就像被海浪沖走一樣消失了。將心比心，沒有人願意成為那樣就消失的人。」

導演孫介珩會請演員們寫「角色小傳」，讓日籍演員在演繹片中的「無端暴力」時，設定可能的背景跟原因，例如他會這麼說：「你是個在漁村長大的孩子，跟父親出海捕魚會面對惡劣環境，耐性被磨得很低，因為擔心沒有收成⋯⋯。」協助演員建立脈絡，理解自己為什麼會對台灣人跟戰俘如此不耐煩。

「這些日籍演員所認識的、能分享的戰爭經驗，多是城市遭到空襲，家裡有人被動員去軍工廠等等，」孫介珩解釋，就算給他們看影片或證據，也無法解決他們內心的認知焦慮，「就像我們也難以面對台灣人虐待戰俘這件事。」

孫介珩也曾詢問飾演日本軍官的演員，演這樣的戲，會不會有國族或自尊上的傷害？對方回應，自己扮演的角色，得在軍事法庭上反駁澳洲人對日本發起戰爭的控訴﹕「西方殖民者的掠奪才是衝突根源！」他認為這段台詞已經給了日本人解釋的機會，「戰爭就是這麼無奈。」 至於那位模擬自己走上絞刑台的日本演員，戲後則是不斷發抖，痛哭到無法自已。「即使事前做很多功課⋯⋯，不，正是因為事前做很多功課，所以演員把這個角色跟自己的生命綁在一起了，對戲劇來說當然是好事，因為觀眾看到的是更真切、更直接的東西，」孫介珩說，但對演員來說，可能是一件會放在心裡很沉、很久，要隨著時間過去慢慢消失的情緒。

因為敘事角度，也因為自己就是台灣人，蔡雨氛承認在台籍監視員的角色上花了不少篇幅，試著鋪陳這些人的動機背景，相比之下日本人角色就顯得單薄。不過，深受日劇影響的她，設計了一個帶著滿腔熱血，對實踐正義也有自己想法的角色──日本辯護團助理律師渡邊直人。這個角色會在日方律師消極時大力抗議，也是第一個對「阿遠獨自殺死所有戰俘」提出質疑，並堅持說服阿遠提出上訴的角色。

「我不懂，戰爭的時候大家比拳頭比武力，現在戰爭結束了，我們改用法律在法庭裡解決紛爭，但卻沒有人想釐清真相，只拯救比較有機會脫罪的人。」這個年輕律師不由得發問：「這樣仇恨真的能結束嗎？戰爭真的能結束嗎？」

藉著這個年輕律師角色的質問，蔡雨氛終於能將自己對審判公平性與歷史真相釐清的期待傳達出去。她說，台灣民主化後，有一群台籍日本兵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但由於他們戰後國籍轉換，加上國民黨政府不願向日本求償，這個訴求始終無法實現。

「當時日本人沒有理會他們。大家都知道，日本一直沒有真誠面對他們在戰爭時期的負面行為，」蔡雨氛認為，要是當年在審判現場有像渡邊直人這樣的人物，要求眾人面對真相，就像德國面對納粹罪行那樣，「這也算是一種轉型正義吧。」

「戰爭就是不同國族立場的極致化，」有歷史學和國際政治學位的孫介珩感嘆，二次大戰，是美國丟兩顆原子彈、以暴力方式終結的，但情緒並沒有因此中止，以至於戰後世界仍處於「恨死你們」的對立，卻無法面對最初爭執的起因，「當時的審判也是戰爭的延續，沒有公平的、真正的面對真相，仇恨就不會結束。」

釐清歷史真相，重新校正歷史認識路徑，始終是戰後世代的功課。今年在影視界，先有出生於馬來西亞的電影導演廖克發以紀錄片《由島至島》呈現二戰時期台灣人（兵）在東南亞的加害作為，質問台灣人的沉默，嘗試替戰時台灣人究竟處於被害者或加害者一方，進行辯證；後有《聽海湧》探究台籍戰俘監視員的經驗。

「看完《由島至島》，你可能會想說戰時台灣人沒有這麼好，但看完《聽海湧》，觀眾可能感覺到更複雜，會去想到底要怎麼去面對這些過去？」孫介珩表示自己也沒有答案。

《聽海湧》的組成團隊也很複雜，除了有日籍演員，台灣的製作團隊也是出生背景各異。導演孫介珩在台北眷村長大，是外省第三代，祖父是中華民國空軍，在「抗戰時期」曾與日軍交手；一起接受訪談的《聽海湧》的編劇蔡雨氛和製作人林佳儒的父母則生長在嘉南地區，祖輩都經歷過日治時期，至今仍會說日語。

「大家現在這樣坐在一起接受訪問，但我們的祖輩可能相互打仗，是彼此的敵人。」孫介珩認為，台灣的複雜故事，是當代的我們必須面對與耐心消化的課題，但比起一心只想要「解決」這些歷史積累、拿出一個統一解答，台灣人該用什麼姿態來面對時代的質問與和解，可能更為重要。

儘管此戲前兩集已在台北電影節放映，也公開首映，獲得不少好評，但許多民眾仍在未看過戲的情況下，留下立場各異的意見。

孫介珩認為，《聽海湧》的角色與歷史們不一定能夠回答台灣人的掙扎與懊惱，但至少我們還能用故事向歷史提問，就算戰爭早已遠去，我們仍有責任知道那些「時代海湧」要我們記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