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領袖紛被捕、改革訴求無回音
2020年7月，泰國學生團體拋出解散國會、停止騷擾異議人士及修憲等三大訴求，號召民眾上街抗議，之後還提出改革王室和當權派，挑戰泰國社會敏感紅線，引起社會的廣大迴響，曾一度號召3萬人夜宿象徵王權的皇家田廣場，是泰國近年來最大規模的街頭運動。
一年過去，這場抗爭卻如同丟進水裡的石頭，執政者毫無回應，反而以更大規模的抓捕、更強力的鎮壓還擊。過去兩個月，泰國政府疫情政策失當、迎來單日兩萬人確診高峰，再次燃起人民怒火，不同團體以不同形式重返街頭；同時，鎮暴警察也以武力鎮壓，以「冒犯君主罪（lèse-majesté）」逮捕、起訴運動領袖。我們在抗爭的現場，專訪週年之際最引人注目的抗爭團體，他們比一年前的學運領袖更年輕、更激進，試圖用爆竹挑釁警方、用汽油燃燒破壞公物，要執政者「醒來」、要社會聽見。《報導者》專訪「衝破瓦斯」（Thalugaz）等團體，試圖理解在高牆前面，那些「抵抗」的原因。
過去兩個月，泰國除了經歷疫情高峰，每日最高新增確診案例突破兩萬例，另一個新聞焦點，是疫情之下再起的街頭抗爭──車隊遊行、集會抗爭，或是佔領路口與警方對峙。2020年7月開始的泰國學運，一年過後已不再只是和平抗爭的菁英學生運動，在政府零回應的情況下，抗爭者各自發展，其中一類群體，由來自貧民窟和老舊社區的低下階層青年組成── 一年之前，他們是和平抗爭時的前線守衛；一年之後，疫情讓他們失業、親人死去、淪落至四處打工的處境，他們不再相信和平抗爭與演講能帶來改革，他們加強破壞力道。而泰國警方，也以不成比例的武力鎮壓反制，讓泰國首都曼谷鈴丹區（Din Daeng），成為底層青年與泰國當權者衝撞的前線。 青年們用手工汽油彈破壞公物、用爆竹挑釁警方勤務，警方則用水砲車、橡膠子彈、催淚瓦斯回擊，還曾以警備車追撞14歲抗爭者，朝抗爭者甚至是公寓民宅發射催淚瓦斯、橡膠子彈。雙方的衝突，留下被燒毀的員警休憩亭、馬路上方被燒毀的王室肖像，以及民宅窗戶上的彈孔。
獨立媒體《人民新聞》（Ratsadon News）記者納塔蓬（Nattapong Malee）向我們描述兩個月來升溫的對抗。他親眼目睹員警恐嚇、毆打抗爭者，記者本身也成「標靶」，警方甚至曾無差別向報導抗爭行動的媒體發射催淚瓦斯及橡膠子彈，頭盔、護目鏡及加厚的攝影背心如今已是記者工作的必備。
一路記錄學運發展的泰國法律改革倡議團體“iLaw”辦公室主任英奇（Yingcheep Atch no anont），向我們解釋週年之後民眾抗爭升溫的原因，以及大環境如何讓底層青年走上暴力抗爭之路。
事實上，學運發生以來，民眾同時放大檢視自（2014年）政變以來，泰國當局愈發向中國靠攏的各種「事蹟」，如採購中國製造的潛艦、疫苗；2020年10月、學運正熾時訪泰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當時除了宣布加強中泰經貿、基礎建設以及疫苗合作外，更表示支持「泰國的社會與經濟穩定」。在抗爭者的眼裡，獨裁的軍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沆瀣一氣，各自打壓境內民主運動，而雙邊合作愈緊密，愈坐實「獨裁者結盟」的指控。
一年之後，訴求未得到回應、軍政府應對疫情的政策失誤，同時又與中國政府愈靠愈近，以一帶一路為主的經貿合作未帶來廣大共享的經濟發展機會，多重因素之下，讓學運週年之後的怒火愈燒愈旺。9月中，在防疫失能、疫苗採購疑似貪汙、經濟管理不善等指控之下，總理帕拉育卻仍能挺過任內第三次不信任投票、成功保住官位，讓人們再次對體制內的改革無望，甚至未成年者都走上街頭。根據泰國人權律師組織（Thai Lawyers for Human Rights, TLHR）統計，近期在鈴丹區抗爭的青年，有高比例為未成年──以8月份209名在鈴丹區抗議被捕的抗爭者為例，年紀最小的僅13歲、年齡15歲以下的有13人，另有56位是15～18歲的青年。
這群最年輕僅13歲的青少年，成為泰國學運週年後的社會焦點。與一年前強調和平抗爭、手拿書籍、來自泰國頂尖學府的學運分子不同，如今這些有的自稱「衝破（催淚）瓦斯」（Thalugaz）的年輕人，年紀更小，泰國社會及主流媒體稱他們為冥頑不靈的職業學校學生，政府將他們視作「暴徒」。《報導者》一年前曾專訪泰國學運領袖；一年後，我們走入抗爭現場，試著與新的面孔對話。
「我們來創造和平（สร้างสันติ），」少年A說，少年B搶著接話：「我們來給（警察的）橡膠子彈射。」少年C則表示：「朋友找我一起來晃晃，我就跟著一起來了。」一群14、15歲的青少年七嘴八舌，另一個年紀稍長、18歲的D，終於肯認真回答我們的問題。
D的父母疫情前分別在餐廳、工廠上班，但今年第三波疫情下雙雙失業，只能靠賣街頭小吃維生，「我們真的沒辦法再忍受了。」面對疫情肆虐、經濟前景差、失業潮、未來頓時一片黑暗，我們在街上遇見的青年有個共識：「（總理）帕拉育（Prayut Chan-O-Cha）不下台，泰國不會好！」
在鈴丹區抗爭的青年，分屬不同組織、甚至只是自行前來。其中，Alan（化名）是「衝破瓦斯」組織共同創辦人，在Facebook粉絲專頁上，他們稱自己上街的理由為「當不公不義變成了律法，反抗就成了義務」。Alan告訴《報導者》他們的訴求，以「抵抗者」自稱的他，對抗的「律法」涵括國家暴力以及長年積累的結構性壓迫，他們的行為是為受壓迫者發聲，讓社會知道改革的急迫性，並將底層的生活樣態、對改革的渴求，讓更多人聽見。
「我們也是人，面對警察暴力，會有感覺、會疼痛，我們不願只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Alan說，「我擔心泰國社會將會默許警察暴力持續發生，才會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此為名創立專頁，讓社會看見我們的『抵抗』，並試圖與社會對話，拓展支持群眾。」Alan吿訴我們，選擇暴力抗爭，除了上述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必須讓底層的聲音被聽見。
在Alan的眼中，主流學運團體所領導的運動屬於中產階級，「裡面沒有我們（工人階級）的位置，因此很難真正被代表、被發聲。」Alan說不少鈴丹區的抗爭者，過去是和平抗爭中負責在前線與警方對峙、保護後方群眾的角色，來自社會底層的他們在學運過程中找到榮譽感、參與的價值；但後期警民衝突愈發激烈，他們嘗試反擊，卻遭堅持和平行動的大學生們指責並切割。
過去一年的抗爭，以大型集會或遊行為主，抗議現場有裝置藝術、展覽、修憲連署、音樂表演和演講。今年，在領袖被捕的狀況下，主流學運團體仍以集會、遊行為抗爭主體，但對Alan來說，這樣的「抗爭」除了難以代表底層的聲音，一而再、再而三的和平集會也無法突破僵局，運動需要其他策略。
Alan認為，其他抗爭者偏好在舞台上談民主、談修憲、談軍隊退出政治，但來自底層的他們，抗爭更為直接、激烈，更像是一種底層身分認同的自我表達──從出生起，在社會、經濟、文化、政治上遇到的不平等與漠視，讓他們要求獨裁政府改革、推動民主，不只是理想，更是為自己的生存發聲。在COVID-19第三波疫情下，泰國進入「軟封城」，中產階級的生活或許還過得去，但底層人民的生活卻逼近絕望。
「我們是被都市人、資本主義、獨裁者壓迫的社會底層、社會邊緣者，」有人是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中輟生、因疫情失業或甚至失去家人的年輕人，「我們好比是在臉上嚴重發炎、腫脹已久的青春痘，最後只會流膿爆發，」Alan說。
這群在鈴丹區抗爭的底層青年，喚起媒體的注意，也帶來批評和支持。有媒體為他們每天進行直播，有人權團體提供法律服務，有國際媒體替他們舉辦論壇，還有貧民區出身的饒舌歌手，寫歌給他們。來自泰國最大貧民區空堤（Klongtoey）的饒舌歌手「十一根手指」（Elevenfinger）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專訪時說：
「你看到的那些年輕人，他們做著沒人要做的工作，他們的親人在疫情中過世，他們沒辦法上學。你要他們繼續坐在和平集會的隊伍裡聽演講嗎？那是不可能的，他們的怒氣不允許他們繼續坐著。」
常在第一線的英奇有一樣的觀察：在鈴丹區抗爭者多來自經濟弱勢家庭，一整家人全部擠在狹窄、坪數不大的公寓內，倘若自家人或隔壁鄰居有人不幸確診，「搞不好待在家裡比在外面抗爭還要危險。」疫情下貧富差距更被凸顯，當教育部要求各級學校全部改以雲端線上授課，「但不是每個家庭都有錢買好電腦、裝穩定且快速的網路，我很難想像這些孩子能乖乖待在家上課，」英奇補充道，「當一個人沒錢、沒辦法受教育、沒前景、沒機會、沒希望的狀況下，當然會起身反抗，這是我們可以預期且理解的自然反應。」
Alan即使對自己的行動有其論述，但大眾看見的仍是其「暴力」手段，社會對他們的評價兩極，有人嘗試理解他們的苦痛，但更多人質疑「以暴制暴」並不合宜。獲致民主的正當性可否合理化激烈的手段？親民主陣營的不同意見陷入激辯，甚至分裂。
相較之下，位於權力核心的建制派，擁有資源優勢，掌握行政、司法、警政等系統，「他們比支持民主改革的陣營更團結，把一切批評是為外部威脅（external threat），」專研政治語言、紅衫軍政治參與的烏汶叻差他尼大學（Ubon Ratchathani University）語言學系助理教授韶瓦妮（Saowanee Alexander）告訴我們，當街頭上的民眾區分你我：
「一方指責你動用暴力、不夠民主，另一方則說你不夠勇敢⋯⋯爭論誰才是真民主，這對民主運動一點幫助也沒有。重點在於各團體如何尋求共識，團結在一起。」
民主運動多元化之後，不同群體有了發聲管道，各個路線卻也難以真正彼此合作，進而對政府形成更大壓力。同時，曼谷市警察總局（Metropolitan Police Bureau）副局長皮雅（Piya Tawichai）下了最後通牒，表示警方會全力控制該區的混亂局面，並在10月底前結束這一切。
面對警方拋出「時間表」，Alan沒有妥協之意，「在鈴丹區的抗爭短期內不會消失，但無論未來抗爭地點在哪，我們仍是『衝破瓦斯』。」他並透露，除了曼谷市，他們也正與在清邁（Chiang Mai）、孔敬（Khon Kaen）的夥伴聯繫，試圖推運動至其他地區。而鈴丹區的抗爭者未來可能朝向「游擊化」發展，他們多以機車代步，未來曼谷市任何一區都可能成為第二個「鈴丹」。
對青年們的壓力快速升高，Alan回答我們的提問時，態度卻始終堅定，事實上，他認為自己的策略是成功的，讓泰國社會透過他們與警方的衝突，看見社會底層的掙扎，及追求改革的堅定，並讓大眾進一步思考、認識政府與人民關係。兩個月的高強度抗爭，這群被執政者貼上暴民標籤的青年，嘗試走入公眾視野，試圖與社會對話的努力，逐見收穫。
10月2日，在媒體與人權工作者的努力下實現，「衝破瓦斯」代表首度受邀上泰國公視（Thai PBS）所主辦的「尋找鈴丹抗爭的出路」線上論壇，與鈴丹社區居民、人權工作者、泰國兒童及青年事務局（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Youth）與警方對談，闡述抗爭理念。面對大眾，「衝破瓦斯」把握機會重申，「我們無意製造動盪，站上街頭是為了奪回（Reclaim）屬於我們的未來。我們希望有一個更民主、平等的社會，無分性別、職業、階級。」
外國記者協會泰國分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Thailand, FCCT）也在10月6日，邀請青年們與國際媒體對談，試圖理解過去被忽略的底層生活，也想認識鈴丹區的抗爭對整體民主運動的影響、複製的可能性、民眾是否支持、以及青年們可能的下場。
泰國人權律師組織辦公室主任雅瓦拉克（Yaowalak Anuphan）告訴我們，依照目前情勢發展，暴力衝突不斷升高，恐怕將有更多流血衝突，主因是政府的不回應、警方不符比例原則的鎮暴手段。她解釋，依照國際標準及正常流程，警方應該依照不同情勢，先行警告抗爭者，再逐步升高相關手段，但現在狀況並非如此，「警察直接以最激烈的水砲車、催淚瓦斯、橡膠子彈鎮壓抗爭者。」
雅瓦拉克認為，在鈴丹區的抗爭者並未真正訴諸暴力，「就我們提供法律協助的年輕抗爭者的筆錄、訪談來看，他們無意真正傷害警察，反擊是因為對於警方先動用暴力感到生氣、憤怒。」「他們以木棍、乒乓炸彈反擊『先動手』的警察，充其量只是干擾（Disruption）而非到動用「暴力」（Employ violence）的程度。」
學運週年之後，上街頭的人更多了，不同背景的泰國人民參與抗爭，但追求改革的各方如何獲致共識，深入泰國的保守社會結構進而翻轉體制，人們還在解答的路上。在人權領域深耕多年的雅瓦拉克並不悲觀，她說：「只要仍有人站出來，泰國就還有希望。」而在長期觀察泰國民主運動的英奇眼中，去年開始的這場運動是未來世代的底蘊，有新面孔、新組織、新能量，等到年輕人成為社會中堅分子，「（他們）將比我們這一代人走得更遠、做得更多，」英奇說，「我個人相信，泰國在10年內會改變。」
只是，10月之於泰國人的共同記憶之一是「血腥」。1973年、1976年的學運的大規模流血衝突都發生在10月，去年泰國警方首度使用水砲車、催淚瓦斯驅散抗爭者，也發生在同一月分。2021年的10月，已經在街頭上兩個月的底層青年會不會讓歷史重寫？泰國社會的膿包破了之後，是潰瀾還是清創復原？一年又三個月了，人們仍在等待掌權者的轉向。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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