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6日，一場自2014年泰國軍事政變以來，規模最大、超過萬人參與的學生和平示威，吸引了全球目光。

這場雞蛋與高牆的對抗，至今雙方仍屬克制，未見暴力或肢體衝突，但在未取得太大進展下，學生們已準備發動更大規模的抗爭；堅定主張王室改革的學生團體「法政示威聯合陣線」（United Front of Thammasat）將在9月19日夜宿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校園，隔日，遊行至總理府要求改革，預計將再掀抗爭高峰。

回望今年（2020）以來發生的學運抗爭，事實上，學生們的行動從2月就已開始。當時，主張「終結軍人干政」的未來前進黨（Future Forward Party）被憲法法庭解散，引起學生們群起上街表達憤怒，政府則回以禁止集會的行政命令，並以疫情為由，驅散街上群眾、壓制行動。學生則轉往線上抗爭，在社交網站上發起「#MobFromHome」（在家抗爭）串聯，維持能量至今。

我們走進街頭之外的學運現場，一探泰國青年試著發起的民主運動──他們的武器，一開始是書和社團。

在離曼谷市區一小時車程的佛統府（Nakhon Pathom），我們走進馬希竇大學（Mahidol University），拜訪這所前身是醫學大學的理組學校裡，第一個親民主社團的共同創辦人本格農（Bunkueanun Paothong）。

在馬希竇大學就讀國際學程、主修國際政治的本格農，以一口流利英文向我們解釋薩拉亞學生聯盟（Coalition of Salaya Students）的成立初衷，「我們算是馬希竇大學第一個親民主社團。」此社團的成立，和今年初未來前進黨被解散息息相關。

詎料，今年2月21日，泰國憲法法庭認定，塔納通「貸款」自家政黨1.9億泰銖，有違政治獻金法「個人捐款」1,000萬泰銖上限之規定，判處該黨須即刻解散；包括塔納通在內共16名黨內幹部，被禁止參政10年，不得再籌組政黨。

未來前進黨主張「貸款」並非無償「捐款」，但親軍人的憲法法庭不採納此見解。在學生眼中，此舉即是軍方為鞏固權力，欲除之而後快的明證。自此，學生們對於保守體制的失望，霎時轉為憤怒，引爆今年初第一波學潮。

除了在立場偏保守的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深具學運傳統的法政大學及馬希竇大學校等三大名校外，在各府大專院校，都有抗議行動，一度遍地開花，可望演變成全國性運動時，卻被疫情下的禁止集會命令打斷。

談及憲法法庭的判決，本格農直指，由於法庭的成員多由軍政府指派、或親保守勢力，因此整個判決過程「從一開始就是不公平的」；但直至宣判當天，學生才真正體認到何謂不公不義。「那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無法再保持沉默、默不吭聲，我們必須做些什麼！」

朱拉隆功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卡諾拉．勒喬薩庫（Kanokrat Lertchoosakul）也告訴我們，校園內討論公共事務的學生團體並非全然新現象，近年轉為活躍、新社團在各校興起，是年輕世代與未來前進黨的政治認同、以及該黨大起大落掀起的漣漪。

本格農在自己的學校裡成立薩拉亞學生聯盟，希望從校園開始推廣民主，他們討論的議題，從與學生切身相關的學費、大至全國性議題，都有觸及，也舉辦一系列聲援未來前進黨的校內快閃、集會。

校風偏保守的馬希竇大學以往鮮少涉足政治活動，薩拉亞學生聯盟顯得特別顯眼，成立至今數度與校方意見發生衝突。不過，本格農說，「當時學生的不滿（指前進黨被解散一事）已積累到一定程度，我所做的只是抓住時機、創造機會，提供一個言論自由的實體空間，供大家抒發己見，而不光只是在網路上討論。」

馬希竇大學以醫學、科學見長，在改名前稱作「醫學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在本格農的眼中，馬希竇並非與政治「絕緣」，回顧該校歷史，其學生也曾在「法政大學大屠殺」事件中扮演角色。

這場1976年的大屠殺又稱「10月6日事件」，是泰國民主化進程受挫的指標事件。在當時，學生群起反對在1973年被另一場學運驅逐出境的軍人獨裁者他儂・吉滴卡宗（Thanom Kittikachorn）返回泰國，在校內示威。

但在冷戰背景下，國內右翼團體指控學生是「共產黨」，試圖顛覆王室和國家，他們並在官方的縱容下，進入校園殺害、性侵學生，而後軍警介入，造成更多傷亡，結束了1973年至1976年短暫的民主，重回獨裁。此事件中，最令人髮指的暴行，是極右人士將兩名學生吊死在樹上。直至今日，泰國政府仍未承認相關責任，但每年法政大學都舉行紀念活動，悼念民主運動的犧牲者。

在1970年代學運，不光法政、朱拉隆功大學學生參與，事實上，馬希竇大學也有學生自願擔綱「醫療救護隊」，照護傷患；面臨軍警大力鎮壓後，也隨同其他抗議學生，一同躲入山林，化身游擊隊，對抗軍政府。

因此，本格農認為，自己所做的不過是延續「學長姊」對改革的追求，尤其在現今的運動中，校園社團的角色更是關鍵。

馬希竇大學校方至今仍拒絕承認薩拉亞學生聯盟的地位，也不願出借校內場地，甚至揚言如舉辦政治集會，恐難保學生安全；儘管面臨重重壓力，他們仍以網路作為平台商討策略，並橫向串聯，吸引支持者。

「為了要爭取我們想要的民主，第一件事就是從校園做起、打下基礎。」為了扭轉保守的校風，長遠創造校內民主、開放、勇於表達意見的空間，薩拉亞學生聯盟除了發起聲援未來前進黨的快閃、小型集會外，也發起不少公共議題的討論，也會製作不少「迷因」，諷刺軍人獨裁。包括討論泰國是否加入泛太平洋夥伴協議（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反對泰國南部宋卡府占那縣（Chana）興建工業區及上半年清邁森林大火之肇因等，都是曾是他們的關注議題。

事實上，本格農組織活動的過程中，除了有校方壓力須應付，另一大難題是自家人的反對──憂心自己兒子人身安全，他爸媽一度揚言要斷他金援，阻止他繼續下去。「你知道，泰國的國際學程有多貴，如果再加上生活費、住宿費⋯⋯Holy shit！你要怎麼活？」

儘管如此，他仍不時與爸媽溝通，嘗試化解家庭壓力，事情終於在今年下半年有了轉機，「他們有一天就跟我說，如果你要去參加抗議，就去吧，我們不擋你了，」本格農回憶道，他第一時間傻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馬上反問：「條件是什麼？」

「他們就說，像個文明人一樣，不要跟任何人爭執。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要碰君主相關的議題！」本格農起先還回答「我不太敢保證欸」，但眼見父母相當堅持，他也妥協到「不在舞台上講」，但若在學術場合，他可能還是會談。

時至今日，薩拉亞學生聯盟仍持續發揮影響力。不過，在後疫情時代興起的學運浪潮中，因馬希竇大學座落於佛統府，與屢屢成為抗爭熱點的曼谷市區，仍有一段距離，因此偏向側翼的角色，為外府各大專院校自發性串聯的其中一環。即使如此，在馬希竇校方反對之下，薩拉亞學生聯盟仍成功在8月18日號召2,000名學生（約全校學生的十五分之一），在校內發起抗議活動，向政府表達異議。

本格農強調，「學運已經成了全國性運動，沒有任何理由喊停。」學生們在大學內創辦異議性團體、組織，深耕民主意識，並串聯各校、相互聲援，即使政府有各種恫嚇、打壓的手段，他們仍能保持動能。

除了曼谷市外，在泰國北部清邁（Chiang Mai）、東北的烏汶叻差他尼（Ubon Ratchathani）、依善（Isan）、孔敬（Khon Kaen）、呵叻（Korat）都有學生在地組織抗議。其中，孔敬的團體自稱「孔敬受夠了（Khon Kaen's Had Enough）」，8月20日也成功聚集千人，在當地民主紀念地「國柱神廟」前抗議。在9月19日由法政學生發起的示威中，薩拉亞學生聯盟也不會缺席，他們將在現場提供第一線醫療協助（Medics and first aid），如同當年的學長姊一樣，替民主改革盡一份心力。

推動學運的繼續，除了校園內社團組織，有人更早在學運之火燃起前，就開始經營獨立出版社，以自己的方式，致力「思想解放」，替今日的變革鋪路。

秦聯豐（Netiwit Chotiphatphaisal）可能是其中最顯眼的例子。戴著招牌紅色眼鏡的他，是泰國社會熟悉的名字，也「反權威」的符碼，現為朱拉隆功大學政治學院學生會會長的他，曾在開學典禮時拒絕向泰王銅像下跪而引發軒然大波，甚至被現任總理帕拉育（Prayuth Chan-ocha）點名批判，說他「敗壞學校名聲」。

在這波學運浪潮中，秦聯豐沒有站在第一線。他在教授研究室改建成的辦公室中接受我們專訪，桌上放著幾本獨立出版的政治書籍，那正是他參與運動的方式。

「泰文版《暴政》已經二刷了，」秦聯豐說，並把甫出爐的《個人責任》遞給我，「我知道台灣早有不同種譯本，但泰文版，這是第一本。」

這些書，或多或少，替沉悶、僵化的泰國社會注入一股「反叛」的活水。

長期研究泰國學生及社會運動的卡諾拉受訪時解釋，秦聯豐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在泰國社會推廣激進文化（radical culture）。」他想把泰國社會保守的根基刨開，攤在陽光下，供大眾檢視。

事實上，在今年這波學運，學生在抗爭中手持的政治書籍，也成另類共通點。其中，被媒體廣為報導的，莫過於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所著、批評英國君主制的《常識》（Common Sense）一書。

卡諾拉指出，近年政治類書籍在年輕人之間愈來愈流行，特別是關於「君主制度研究」、「泰國君主立憲及1970年代學運」、「批評泰國官僚、軍隊及司法制度」，以及「比較政治」等四大類別最為熱門。在泰國有4、5家出版商專攻這類書籍，而秦聯豐創辦的山雁出版社是其中之一。

又因社群媒體興起，網路上的意見領袖（Influencers）會製作簡單的圖文，以詼諧、娛樂、輕鬆的方式，將嚴肅的書籍內容與日常生活連結在一起，更容易引起年輕世代的共鳴。

卡諾拉也觀察到，近年閱讀政治書籍的流行，已擴及至年紀輕的國高中生，「他們（指高中生）是一套一套買，連出版社都感到訝異。」

事實上，今年泰國學潮除了大學生、年輕人站出來要求修憲、民主改革、對抗不公體制外，高中生沒有缺席。9月5日，由高中生發起的「#BadStudent」（壞學生運動）在泰國教育部門口集會，要求教師停止騷擾或施壓學生、取消過時的校規、教育改革等三大訴求。在抗議過程中，也有高中生要求教育部長下台。

眼尖的卡諾拉還發現，參與抗爭的高中生竟然在讀法政大學大屠殺事件倖存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學榮譽教授通猜．威尼查恭 （Thongchai Winichakul）所寫，討論泰國君主制度的著作。

事實上，年輕世代對於政治、歷史知識的渴求，可以歸功於近年講求「自由開明」的家庭教育。當代泰國學生與保守的上一輩活在不同時空環境，「思想解放」的條件，自然也不同。如今，即使學校歷史課綱仍偏守舊，但不少家長仍鼓勵小孩批判思考、跳脫傳統，再加上網際網路普及，數位原住民早就可以接觸不同教科書上的歷史。

不過，迥異的歷史敘事，無可避免造成學生「認知斷裂」。在家庭領域，他們被允許自由批判，甚至與父母辯論，反觀學校卻成為生活中最權威、保守、過時的代表。「在各種學科中，歷史及社會是學生認為最有問題的，但如果他們大膽與老師辯論，最後的結果就是被處罰，」卡諾拉說道。

不少人媒體、專家咸認，泰國學生近年擁抱自由思想，甚至變得如此「激進」，肇因於社群媒體發展，但在卡諾拉的眼中，科技、網路、社群媒體只是一個「路口（Gateway）」，用以打開學生的視野，但實質具批判性的內容，仍有賴實體書的閱讀。

在採訪過程中，卡諾拉分享了一則故事。日前，她碰見一位私校高中生，她剛看完由山雁出版社翻譯、關於中國共產政權壓迫新疆維族等穆斯林書籍（The Suffering of the Uyghurs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她順勢詢問其閱讀心得。沒想到，那女孩竟侃侃而談，自陳對於新疆穆斯林處境感同身受，甚至說「儘管我屬於泰國社會一分子，但我跟他們一樣受到壓抑，無處發聲」。這「心得」令卡諾拉相當訝異，直呼「沒想泰國高中生的思想已經如此成熟」。

閱讀、獨立思考、國際串聯，這些在卡諾拉眼中的新世代特色，也是秦聯豐的生活。9月3日，適逢迪士尼電影《花木蘭》上映前夕，他在Twitter響應了「#BoycottMulan」（杯葛木蘭）的行動，批評女主角劉亦菲支持港警鎮壓香港示威的言論，呼籲泰國人民杯葛該部電影。此舉亦被視為「#MilkTeaAlliance」（奶茶聯盟）的另類實踐，親民主的台灣、香港、泰國網友彼此「跨國聲援」。

但秦聯豐坦承，讓青年關注政治現實、投入抗爭的另一個關鍵，是疫情。「COVID-19是一大因素，」他解釋，先前為防堵疫情蔓延，每個人都被關在家中，只能上網逛Twitter，沒辦法出國、拜訪朋友、去韓國酒吧，「年輕人因此直面現實。」肺炎導致經濟停滯，加上政府失能、階級流動僵化，秦聯豐說，「我們再也無法享受以前的生活方式，」不少學生對未來感到無力，這迫使他們思考未來、泰國的結構問題。

沒有站上學運的第一線，因為他認為，年輕世代的改變真要發生，除了各方學生團體持續維持活力、創意，將運動打造成全民參與的「社會運動」外，學生必須想得比政府、當權者更遠，否則即便贏了這場運動，「泰國仍會處於不穩定的政治結構。」對他而言，出版，便是那道帶領青年思想走得更高、更遠的階梯。

持平而論，泰國學潮發展至今，離徹底扭轉泰國保守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還有無數的障礙、漫長的距離，改變無法一觸可及，但「親民主」社團的集會、政治書籍的出版，卻是一寸寸具體向下扎了根，同時，也替泰國的未來、新世代領袖的出場，蓄積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