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灣足球有些了解的人，應該都知悉1950年代那段「遠東足球王國」的輝煌史：當年為了鞏固東南亞華僑的「革命之母」，藉由東南亞最熱門的足球運動攏絡海外僑胞，大量徵召以香港球員為主的海外華人球員為國家隊效力，開啟了長達20年的「港腳」時期。

這段期間，台灣曾在亞洲足壇叱吒風雲，奪下兩屆亞運金牌、兩屆馬來西亞默迪卡盃冠軍。雖然戰績彪炳，卻對台灣足球界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痕──因為當年本土球員鮮少能獲得參與國際賽的機會，即便是青年隊的比賽，國家代表隊也多是來台就學的僑生獲選。爾後，隨著香港華人不再代表中華民國，很長時間，台灣足球隊對於徵召海外華人的心態漸趨保守。

直到2011年，曾效力比利時甲級足球聯賽的旅法台裔二代陳昌源（夏維耶）返台加盟國家代表隊後，才再次帶動海外球員為台灣效力的大門，如西班牙出生的殷亞吉、英國出生的周定洋、韓國出生的王建明陸續助陣。然而，與60年前「徵召」港腳、政治意義大於運動本質的脈絡不同，這些球員願意返台，個人性的因素更大，包括追求足球生涯舞台及為自己家族尋根的動力，才是他們透過血緣與台灣連結的動機。

英國超級足球聯隊切爾西俱樂部（Chelsea Football Club ）與水晶宮俱樂部（Crystal Palace Football Club）青訓營出身的沈子貴，有著超齡的動作技巧及心理素質，2年前、年僅16歲就代表國家隊出賽，創下台灣足球國家隊最年輕球員的紀錄。英文名"Will Donkin"的沈子貴，不只是台灣球迷口中的「甜甜圈弟」、還被冠上「台灣梅西」稱號，甚至有人為他打造專屬粉絲頁，備受球迷喜愛與期待。

在台灣海歸球員中，除了曾效力比利時甲級聯賽的陳昌源和蘇格蘭超級聯賽的周定洋外，少有人能在歐洲頂級聯賽征戰；沈子貴卻是在英格蘭超級聯賽的青訓營成長。若以美國職棒大聯盟（MLB）為例，就好比在小聯盟中育成，有機會被徵召進大聯盟球隊，這讓沈子貴在英國也受到關注， 16歲就能在國際賽上場的紀錄，還曾登上英國《太陽報》（The Sun）。

白皙的皮膚下隱隱有著華人的輪廓，沈子貴兩道不同的血緣就印在臉上──父親是英格蘭人、母親則來自台灣。 「我的中文名字是我媽媽替我取的，從我出生之後就一直跟著我，『沈』是我母親的姓氏，」沈子貴說。

沈子貴個性內向，坦言小時候對台灣的印象不深、互動也不多。「（代表台灣國家隊出賽之前），上次回到台灣是5歲的時候，沒有太多的印象，可是我的家人時常和台灣的親戚保持聯絡。在接受國家隊邀請後，只要在主場比賽，親戚朋友們都會進場支持，我也和他們有了更多互動。」

2017年，前任國家隊的英籍教練被蓋瑞．懷特（Gary White）在台灣開啟「圓桌計畫」，向全世界搜尋具有台灣血統的球員，找到了在英國的沈子貴，讓他有機會用足球重新和母親的故鄉連結。

「我的家人還以為是參加青年隊的賽事，沒想到卻是成年國家隊。這對於一個只有16歲的球員而言，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我沒有考慮太多就接受了，」沈子貴直白地說，「能在成人國家隊出戰國際賽、挑戰更上一層樓的舞台，」是對他是最大的吸引力。

從接獲邀請到前往球隊報到的過程相當倉促，2017年11月台灣作客土庫曼的亞洲盃資格賽，沈子貴首披台灣隊球衣，替補上場立即踢出一記禁區外遠射；第二場比賽便成功送出一記助攻。

2年來，沈子貴已代表台灣出賽15場，不僅在成人國家隊出賽，也代表在U19（19歲以下賽事）的各項賽事上場。同時，也展開他的各種「台灣經驗」探索。

國家隊的學長們都很照顧這位最年幼的「甜甜圈弟」，隊長陳柏良、土耳其的台灣女婿朱恩樂帶他吃了生平第一次的「薑母鴨」，讓他嘗到獨特的台式人情與食物滋味。「因為我的中文持續進步，我都嘗試和隊友用中文溝通，其他隊友也想練習英文，又用英文和我溝通，這樣的互動還算不錯，」他說。

至於台灣的足球風格，沈子貴則認為，「在英國，球員身材普遍比較高壯，因此較習慣於肢體接觸和起高球；但台灣球員可能因為身材沒有英國那麼壯，比較常使用快速的地面傳導，但這也是我比較喜歡的足球風格。」

雖然外型可愛不脫稚嫰，但沈子貴性格與球風有著超齡的沉著與老練，形塑他球場上冷靜而洗練的技術，這與從他從小在英國職業足球體系下扎實的打底有關。

2歲時住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開始接觸足球運動；3歲回到英國後，6、7歲時開始參加當地的週末聯賽（Sunday league），便進入系統化的訓練。沈子貴細數他的足球「超齡」經歷：「9歲時被巴奈特俱樂部相中，當時面對的對手大多就是大我幾歲的梯隊。12歲時因為我住在倫敦的西南部，到北倫敦的巴奈特俱樂部交通來回大約要1、2個小時，決定尋找一間距離較近的俱樂部，於是去了切爾西的青訓營測試，表現得不錯被相中，在那裡待了5年，時常和曼聯、利物浦等英超俱樂部的青訓營對抗。」

16歲的沈子貴，已開始積極尋找升上一線隊（成人隊）的可能機會，離開了切爾西加入水晶宮，第一年便贏得了所屬的聯賽，「不過因為水晶宮並未提供一隊的合約，所以現在離開水晶宮尋找其他能升上一線隊的機會。」

中學就讀英國著名的菁英學校伊頓公學，算是威廉王子的「學弟」，不過沈子貴強調，「父親就是個很普通的上班族，在公司擔任人事。會讀伊頓公學，是因為它是世界最頂尖的學校之一，我通過了入學考試，就順勢進去念書了。」

他所待的俱樂部，也很注重訓練與學習的平衡。「切爾西和水晶宮都有良好的青訓。在英國因為可以透過參與測驗提早畢業離開學校，所以我從16歲開始就可以全職專注於球隊的訓練上。」

沈子貴分享了他在水晶宮青訓時的每週作息表，扎實的訓練不只限於體育和球技，語言課程分量也不輕。球隊協助聘請教師為青年球員提供語言課程，為球員提供更為寬闊的機會。

在今年賽季結束後，為了尋找願意提供一線成人球隊機會給年輕球員的足球俱樂部，沈子貴離開了水晶宮；9月26日，加入挪威足球超級聯賽史達比克足球俱樂部。

年輕的沈子貴眼中，洋溢著對於世界的想像與足球的熱情，參與國家隊的意義，對他而言，是挑戰更高足球領域的一次邁步。對於代表台灣這個「國家」的具體感受，他著實還在體會中。

從2011年返台披上台灣戰袍的陳昌源，首次出賽在世界盃外圍賽的台北主場對上馬來西亞，創造15,335人湧入觀賽的台灣足球觀眾紀錄，帶動近年來足球第一波高潮；到今年僅18歲的沈子貴被寄予的厚望，台灣對於海歸選手帶來的刺激、期待、甚至定位，也在想像中。

從「港援時代」到「鎖國」、到「大開放」，台灣足球走了60年。

在徵召香港球員的年代，負責台灣足球運動的行政組織主要是中華民國足球委員會以及台灣省體育會足球協會，前者負責國際賽球員的選拔，後者則肩負台灣足球運動推廣的任務。由於人事、經驗、經費等各項資源的缺乏，1950到1960年代台灣足球推展始終停滯不前。

以教練養成為例，直到1968年德國教練克朗瑪來台開設教練講習班後，才開始有系統性的培養足球教練。當時連「台灣究竟有多少人在踢球」都無法確實掌握，更遑論選拔最頂尖的球員，甚至就直接「外包」給香港足協代為協助挑選、訓練國家代表隊。

如今，隨著全球化的浪潮，足球運動員的出路不再局限於出生國，優秀的運動員為了獲得職業球隊青睞，盡力爭取各種出賽機會，創造了另一波的海歸潮。目前海外的足球員主要有兩種管道代表不同的國家，第一種是透過在當地取得居留權並得到該國國籍，俗稱「歸化」，如足球的「土耳其火槍兵」朱恩樂、籃球的戴維斯；另一種則是透過父母和祖父母的血緣關係取得該國國籍，如沈子貴以及「足球貴公子」陳昌源。

國立體育大學教授陳子軒指出，「1950年代大量使用香港足球員代表台灣時，是因為國家需要能夠有在國際賽場上提供即戰力的球員。運動員的養成和後勤體系建立一直不被重視，不僅讓香港球員在國際賽的經驗無法傳承給本土球員，國際競賽的意義也僅止於能否為國家帶來勝利。」

資深球評石明謹則認為，過去國家隊徵召海外球員是以香港球員為「主體」，現在則是以外籍球員為適當位置做「補充」，主、客體已完全不同。以現在全球化的趨勢，世界各國以僑裔或歸化做為球員來源之一的情況很普遍，不這樣做才是逆著時代潮流，時空背景已經與過去不同。「雖然比起其他國家，台灣足球發展依然是明顯不足，但是現在除了外援，自家選手也有在培養，不是光為了戰績而找外援，發展策略不同。」

足球協會的副祕書長焦佳弘表示，目前協會對於海外台裔球員入籍的態度相當開放，除了陳昌源、殷亞吉、周定洋、沈子貴，還有在Ｕ層級（青少年級別）的岳明峰、胡高爾、潘明宇等小將。但足協沒有球探部門的編制，台裔二代或三代球員除非主動現身，不然很難掌握。

只是，徵召海外好手與培育本土人才之間如何平衡、形成良性刺激，對足協是一大挑戰。焦佳弘便強調，對吸納海外好手採開放態度，「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會因此就輕忽本土養成的重要性，如何去平衡與磨合入籍球員與本土球員，我相信這是現代足球中每一個國家代表隊都必須去學習與面對的課題。」

事實上，從陳昌源開始，返台的海外選手多次與足協出現磨擦，包含球員出場費、待遇和足球協會一系列的行政作業等，一再暴露台灣足球環境與世界脫節的現況。

2016年足協被爆出積欠陳昌源返國的機票錢，引起輿論譁然，也讓台灣足球國家代表隊的國腳每天竟只有200元培訓費浮上檯面。2018年3月，周定洋與教練團對於報到時間的認知不同，「被退出」代表隊，更產生嚴重衝突。

焦佳弘解釋，在足協改選、新任理事長邱義仁上任後，已建請理事會明定球員參與國際賽事的出場費標準，除此之外更設置代表隊組，專門處理國家隊的各項事務，期望可以做到讓隊員與教練們沒有後顧之憂，可以更專注於場上的訓練、表現。

至於，周定洋是否還有機會效力台灣代表隊？焦佳弘表示，「足協正式就2018年3月事件向周定洋以及他的雙親道歉之後，也將聲明翻譯成英文寄信給定洋，他傳達了對代表隊的支持。當然，我相信過去的事件對於定洋以及他的團隊而言，一定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傷害，目前足協能做的，就是繼續提供我們所有代表隊成員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所能做出的最好的支援，讓球員們願意相信協會，披上代表隊的戰袍。」

然而，陳子軒從這些爭議事件，反而看到台灣足球的轉型樣態：「近年來幾起海外球員和足協方面的爭議，是圍繞著運動員權益在討論，與過去『相忍為國』的國家隊有顯著的不同，贏球不再是衡量國家隊的唯一指標，選手能憑藉自身的實力爭取更佳的機會和待遇。這樣無形的變化不僅能夠為整個足球環境帶來化學效應，也能潛移默化台灣人對於運動的認識，這是過去香港球員未曾為台灣帶來的改變。」

當然，運動與國族情感呼喚，難以完全斷臍。陳子軒指出，過去港台足球是利用國族情感連結，這點仍然反映在目前的海外球員身上，比如說前陣子U19的比賽，來自瑞典的胡高爾、岳明峰也必須高聲唱著國旗歌，這與西亞歸化非裔的田徑選手只考量實際成績不同，「我們在使用歸化或華裔球員時，仍然希望他們與我們在文化上有更多的連結，無論是戴維斯或是陳昌源都是如此。」

隨著2022卡達世界盃資格賽的展開，國家代表隊不僅持續備戰，足球協會改革也有了動作，在海外華人球員的回歸下，無論場內和場外都引發連鎖反應。除了國家隊外，男女足聯賽也逐漸受到重視，讓關心台灣足球的人似乎也看到改變的契機。今年台灣足球的標語“If not us, Who? If not now, When?”（捨我其誰？更待何時？）是一次與世界重新接軌的宣誓。

目前世界排名129名的台灣，在亞洲盃資格賽小組賽已連敗給尼泊爾和約旦，10月15日中華隊將在高雄國家體育場的主場迎戰澳洲，沈子貴也再度代表台灣出賽。

「他們（澳洲）是個強勁的對手，我們必需按照自己擬定的計畫進行，並且互相為彼此努力。若有做到，我們不是沒有機會，」只要談起足球，原本靦腆的沈子貴眼神轉為銳利，即便對手是世界排名46，遠遠高出台灣一大截，他仍無懼色。

18歲的沈子貴足球生涯路正處在爬坡的關卡，但他能為台灣隊踢多久？考驗可能不只在他的球技與體能狀態是否能再提升。他目前新加入的挪威足球超級聯賽史達比克足球俱樂部，具有中資背景，過去曾簽下侯永永、陶洪亮、周鑫、孫傑等中國籍球員，未來變化仍待觀察。

從國家足球隊中尋求族裔融和的樣貌，並且拉開運動員成就自我的空間，60年來，不僅是台灣不斷摸索與磨合的方向，同樣亦是當年代表台灣出賽的香港足球的震盪──港足，如今是香港自我認同的投射，成為多種族社會下「定義」香港人的量尺。國家隊中不斷變換的容顏，正是每個時代國家及社會內涵演進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