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動的時代與台灣足球（上）
現代足球在台灣發展約莫一世紀，日治時期以進軍日本甲子園為目標、二戰後一度靠「港腳」支撐起遠東足球王國戰績；而今，則由海外歸化球員拉抬低迷的足球戰績和人氣。足球在台灣滾動的軌跡，如同一面近代歷史的時代之鏡。
《報導者》專訪橫跨時代兩端的兩位足球選手：日治時期曾進軍甲子園的98歲郭榮彬，以及旅英台裔二代、16歲就披國家隊球衣的沈子貴，以足球拉起歷史軸線，藉由相隔一甲子的球員身影，呈現運動與國族的時代映像。（沈子貴專訪請見〈從港腳到18歲英超青年軍沈子貴──60年台灣國足變換的容顏〉）
1931年，嘉義農林棒球隊（簡稱「嘉農」，KANO）不僅讓全島冠軍首次跨過濁水溪，讓「天下嘉農」的喊聲響徹日本甲子園球場，為台灣棒球史寫下光榮的一頁。但鮮為人知的是，9年後，二次大戰戰火正炙之時，另一支長榮足球隊也代表台灣前往甲子園參賽，更是一支全部台灣人組成的球隊。
然而，一來是時處二戰時機敏感、二來足球尚未在台灣深耕，這支台灣足球歷史開拓者的事蹟，與1931年出征甲子園的嘉農相比顯得冷寂，不僅當年無人送迎，如今也少被提起。
今年98歲高齡的郭榮彬，是79年前那場足球賽的參賽者。他接受《報導者》專訪，拼起的不僅是這段台灣足球被遺忘的歷史遺緒，更有那代台灣人在政權轉移下生存的強韌生命力。
英國，被認為是現代足球運動的發源地而有「足球祖國」之稱。台灣足球，也是由英國人扎下根基。
「我是中學去甲子園的，在那之前學校輸了2年，所以那個時候挑運動神經好的進足球隊。當時，英國人校長他教我們基礎動作，接到球時要有什麼反應，試測一些連續動作才能進球隊，我就是這樣被選到的，」儘管已98歲高齡，郭榮彬提起少年踢球的往事，歷歷在目、神采奕奕，受訪時一時興起，拿起足球還能靈活踢球示範。
他口中的「英國人校長」萬榮華（Edward Band），1914年來到台灣，曾是劍橋大學足球隊隊長，是第一位有系統地把英式足球帶進台灣的人，被尊稱為「台灣足球之父」。然而，1933年當時台南長榮中學前身「長老教中學」，因為參拜神社的問題和日本人發生嚴重紛爭，萬榮華被迫辭去校長一職、改專任教師，但他深受學生尊敬與喜愛，一直是學生口中的「校長」。
在萬榮華啟蒙和推動下，長榮當年足球氣氛相當興盛，不只運動場上時常擠滿著人，從校園到城區，無處不見踢球學生的身影。
郭榮彬回憶，「當時不只一大早踢球，朝會前、下課後、晚飯前、晚飯後，只要有空的時候就會踢球。食堂前有一個花盆，我們常常在晚飯之前，拿著軟式的tennis ball（網球）在那邊踢。」同樣代表過長榮前往甲子園出賽的已故隊員洪南海，也曾在《長榮中學百年史》提到，他念小學時就看過長榮學生把東門城當球門踢球的景象。
「很喘，那樣子練了一個月，每個前鋒每天都要練75球，有時候丟過來的會故意丟比較高，只能用頭去頂。他（劉朝本）也教我們頭要擺哪個角度，球會怎麼去，這樣進球的機會就多很多。」郭榮彬說。
重視足球隊的萬榮華在戰時因為外籍宣教師的身分，無法隨意離開學校，只能在出發前在校長公館請球隊吃飯，行前甚至還會指導學生西餐禮儀，只希望球隊無論場內跟場外都能抬頭挺胸地代表台灣。而帶隊前往日本的人除了施生進，還有日籍的體育老師下地惠榮，但郭榮彬印象中，「下地惠榮對於足球是一竅不通。」
與1933年出征甲子園的嘉農相比，長榮足球隊前往日本甲子園時冷清許多，不僅無人送行、也無人迎接。一來是戰時、二來也可能是因為相比棒球，足球尚未廣泛地打入台灣社會。
「都沒有，出發時都沒有人來送我們，回來的時候也沒有人來接，」郭榮彬回憶從台南搭乘火車出發時，「因為我是斗六人，快車有停在斗六，在出發前我有和我阿爸說什麼時候要出發，我阿爸就帶了兩、三袋水果來給我，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人來送了。」
「我們先踢進一分，才又被對手踢進兩球，第二分還是隊長（踢進的烏龍球），頭還在昏，球找到腳上，就剛好滾進去。那顆球啊，不是他故意踢的。（球的）彈性不同，硬的飛的比較高，我們習慣的，啊就變成這樣進門了，」郭榮彬至今仍為隊友抱屈。
然而，帶隊出征的下地惠榮卻在日後《彌榮》的遊記寫著：「學生都受到妥善的照顧。」長榮足球隊甲子園之戰的歷史記載，因為關注度不足，有太多失落、甚至失真的片段。
長榮中學在首輪比賽就不幸遇到當時全國賽常客、該年晉級四強的滋賀師範，在首輪即以1：2被淘汰，未能如同嘉農的前輩般在棒球甲子園留下滿意的成績。此後隨著戰爭愈演愈烈，日本中等學校蹴球大會也被迫中斷，台灣球隊的日本甲子園歷史，就此畫上句點。
長榮中學畢業後，郭榮彬延續他的足球熱情，回到斗六老家後，也持續找機會踢球，但當時斗六沒有足球隊。「我只好在公園的體育場安了一個球門，每個週六下午找幾個長榮畢業的校友，還有踢過足球的學校老師一起踢球，那時候才有球隊。」
當時郭榮彬先生先在郡役所工作，恰好郡役所的督學在斗六領導了一個體育會，就找郭榮彬先生參加了體育會，但斗六體育會後來排球運動比較興盛，郭榮彬只好腳踢足球、手打排球，戰後參加省運時竟然也拿到排球比賽第四名的成績。
「戰後大崙糖廠來了一批外省人，應該是廣東人，他們都很會踢足球，聽說斗六有人在踢球，就來找學校老師比賽。」不過，這些學校老師沒有比賽的經驗，友誼賽中被糖廠的選手打得落花流水，「後來，學校老師就來請我去訓練他們啦，」郭榮彬說。
1946年，為慶祝台灣光復一週年，警備總司令部決定舉辦一場大型運動會──即是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讓郭榮彬和當年一起前往甲子園參賽的隊友有機會再次重逢。
「那個時候要代表台南市，要在台南有職務才可以，當時長榮中學有一個校友會，我們就在那邊掛名當職員，在其他地方工作。」大家四散各地，比賽時才集合，連練球時間都沒有，郭榮彬笑著說：「我們就靠著以前的訓練，手比哪邊，什麼時候要往哪裡跑，大家都很有默契。」
然而，首屆省運場上的混亂，幾乎就是台灣光復初期國民政府樹立威權的荒誕寫照。
郭榮彬記得，當年足球比賽在台大醫院旁邊的新公園球場（今天的二二八公園）比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僅足球規則已有不同，也允許更多的身體碰撞，引起許多摩擦；加上第一屆省運時，除了縣市的代表隊，軍方球隊開始參賽，種種糾紛也在台南市與三軍足球健兒組成的國防軍決賽時一次爆發。
「那時候我踢進第一分，對手就踢我的腳、把我弄倒。我們就想說反正得一分就棄權啦，也沒有關係。結果他們（主辦單位）又叫我們補，重新來。我得那分還不算，被（主辦單位）硬押著要接受啦，沒辦法，只好接受了。」
第一天入球不算，但第二日補賽，台南巿也先進球。郭榮彬印象深刻的是，第二次補賽先進球的那位隊友（鄭清福），後來時常批評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罹難。「他進球後，也被打倒，（對手）一直踢他的胸口，肋骨被踢斷兩根，一樣是1：0領先，我們就又棄權。到第四日，（主辦單位）一直來拜託，我們都想回南部了，（主辦單位）就一直拜託，重新來啦，但前兩場的兩分都不算。」
在那次比賽後，郭榮彬與長榮的隊友一同參加了三次省運，直到第四屆省運禁止公務員參賽後才停止。他的長榮隊友們則持續參加到第五屆才退出，轉去台南的各間國小培養足球員。
1940年，長榮中學足球隊自甲子園歸來後，球員各奔前程，有的留在學校、有的畢業迎向未來，但不變的，仍是在藍天白雲下踢球的足球夢。
1942年，鄭清福回到家鄉的林邊公學校任教，擔任學校的體育老師。戰後第一次省運，他也和一班昔時的隊友再聚首，一同奪下第一次省運的冠軍。決賽中，由於對手不服輸，在長榮的球員進球後對手往往惡意衝撞長榮的選手，使得決賽一次又一次的重賽。鄭清福也在第二次重賽時，被對手踢斷兩根肋骨。沒想到，惡夢還沒結束。
1947年的秋天，熟悉的球隊卻少了熟悉的身影，在2月的衝突當中，由海外回台的台灣兵為主的海外軍屬接管了東港警察分局，也接收了警察局的裝備。由於這批海外軍屬素質參差不齊，在地方仕紳的召集下，由留學生組成的林邊學生軍接收了這批武器，協助維持地方治安，身為體育老師的鄭清福成為這些學生的領導。
在衝突益發激烈的同時，鄭清福也提議聯合東港的學生軍一起進攻大鵬營區，但在和地方仕紳開會商議後，由於火力差距過大而放棄。沒想到這個念頭卻因此引來殺身之禍。
隨著國軍增援，各地開始進行掃蕩，鄭清福也因為帶領學生軍獲罪，在未經審判下在東港被處死。哨聲響起，綠茵場上就此少了一抹熟悉的身影，也留下一段來不及一起走完的故事。
了解更多屏東二二八事件犧牲者故事，請看：〈屏東、台東的228故事：無端獲罪，人生就此驟變〉
在政權轉換之際，除了政治上的噤聲，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政策下，經歷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還面臨語言轉換的困境，在需要文字和國語的工作中時常陷入掙扎。
二戰後，郭榮彬陸續在斗六的縣政府、省政府、內政部、交通部等政府單位工作，但他國語無論讀寫或會話都不流暢，「我一開始在斗六縣政府工作4、5年，後來去省政府財政廳，當時財政廳換新的廳長，他聽說有人會收受紅包來安排職務，就把他免職了，然後叫我去接。」
在郭榮彬的回憶中，日治時期與戰後的公務生活大不相同，在戰前在批公文時必須一條一條的引述法條，但戰後只需要會寫「擬請照准」四個字就可以了。不過郭榮彬仍然習慣照舊規矩，從人事任用法中一條一條的查，薪水職級該多少就多少，因此得到賞識。
「我當時就很困惑，我國語又不會通，中文也寫不好，要怎麼去就任。科長就說：『沒辦法，人事命令已經發表了。』到了省政府的前一、兩年，郭榮彬只好邊學中文邊工作。
來到省政府不久，郭榮彬在省政府各廳的足球比賽中被動員去替財政廳球隊加油，財政部民政廳足球隊的選手，許多也來自長榮中學，是他的學弟。之後他在財政廳工作10年，也代表球隊出賽10年，更是常勝軍。
之後轉調內政部上台北， 郭榮彬仍然「找尋可以踢球」的地方，在附中校園、河濱公園⋯⋯無論哪個政權當道，他的生命一直朝著運動和足球轉動。
郭榮彬家中，林林總總的擺放著各式各樣的足球紀念品，不僅電視中播放著足球比賽，桌上也擺放著各式各樣的足球雜誌。
「為了收看足球比賽，NHK的衛星轉播開始後，我請我兒子幫我裝了訊號，後來還裝了MOD，這樣隨時都可以收看足球比賽。看他們接球後的第二動作，就可以知道誰會贏了，我很欣賞巴西的球員，可以把球停到下一步要傳球的地方，這樣就能省下很多時間。」
迄今，郭榮彬仍關注台灣足球的賽事，「每一次輸球上報紙才知道有比賽，真的很可惜。」2017年世大運在台北舉辦，他還去現場觀戰。上個月「2022卡達世界盃足球亞洲區資格賽」第二輪台北主戰，也請兒子帶他去為台灣隊加油。
在國族主義之下，運動場往往成為宣傳國家意識的場域，國際賽事在運動領域的重要性被不斷的強調和擴大，早期庶民運動的群眾面貌反而在主流歷史傳遞中失落。隨著嘉農、能高棒球隊以及 郭榮彬參與的長榮中學足球隊故事重新被看見，對照近年台灣社會興起的《國民體育法》修法和體育改革的聲浪，其實呼應的正是，對運動競技核心價值的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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