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天色微亮，陳品盈與丈夫告別位於大直的基河二期國宅，開車穿越尚未壅塞的新生高架橋後，抵達林森北路欣欣百貨旁的康樂市場，片刻不暇地把砧板上的排骨分解成塊，陳列在攤販迎接客人到來。

「我們對面是賣米的，是對年紀大約70歲的夫妻。再隔壁是賣糖果、餅乾的。至於右邊是一個牛肉湯攤販⋯⋯」，多年之後，陳品盈對於拆遷之前的舊康樂市場仍然如數家珍。

只有老客人才知道，20年前，康樂市場還位於現在的林森、康樂兩座小公園這片區域內。24歲時嫁來康樂里、今年57歲的陳品盈，隨著丈夫在康樂市場裡經營豬肉攤生意。1997年14、15號公園拆遷風波過後，許多居民被安置到遙遠的基河二期國宅，近半數康樂市場攤販則在波折中集體搬遷到欣欣百貨旁的金財神大樓地下室。

從那一刻起，陳品盈的生活開始拆成兩半。白天，她總是早起回到最熟悉的康樂市場豬肉攤，下午收攤後，拖著一身疲憊與經過一番舟車勞頓，回到政府補償拆遷戶的基河二期國宅。

剛入住基河國宅時，陳品盈為了每日通勤問題苦惱。由於拆遷時兒女還在讀國小，為了讓孩子盡量保有原來熟悉的生活環境，她沒有辦理孩子轉學，在每日忙碌的市場營生之餘，仍堅持早晚開車接送孩子上下學。

然而，她對新生活卻極不適應。過去在康樂里住商混合的生活空間裡，孩子能自由地下樓跑跳、和鄰居嬉鬧，市場攤販間也常互通有無；對比基河國宅封閉的居住型態，住戶電梯一按就上樓，碰面也認不出彼此，遑論跟左鄰右舍閒話家常。拆遷前後，日子的樣貌都已無法同日而語。

只有回到康樂市場，陳品盈才能感到安心。因此，即便孩子長大早已不用接送，她仍維持與老鄰居、老客人可以話家常的豬肉攤，並且習慣每天往返基河國宅與康樂市場的日常。

林森北路靠近南京東路的康樂里區域，在日治時期原為「三橋町」公共墓地，後來規畫成林森北路以東的14號公園（林森公園）、以西的15號公園（康樂公園）預定地。國民政府遷台後，許多舟山島、海南島居民在此建立違章建築（非列管眷村），開始了他們的新生；其後不少南部子弟也北上聚集在此謀求出路，長期形成大約4公頃、超過千戶的大片違建平房。

當年的低廉房租或攤租，提供了小市民在都市打拼的營生門檻和希望。1980年代中期，台灣新電影導演萬仁作品《蘋果的滋味》、《油麻菜籽》、《超級市民》都以此地取景，即便到了1995年入圍金馬獎7項提名的《超級大國民》中，康樂里這一帶灰黑低矮違建仍被視為是都市貧民窟的寫照，成為歷任台北市長的燙手山芋。

1985年許水德擔任市長後，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在此貼上「拆遷期限」公告；1993年市長黃大洲要求工務局於年底完成拆除工作，仍因無法與住戶、攤販和商家就安置計畫達成共識而失敗。1994年底陳水扁就任市長後，強調會以「先建後拆」方式進行公園闢建案，但市府提出的安置計畫仍遭質疑過於草率。1997年陳水扁決定在元宵節後拆除，引發「反康樂里拆遷運動」，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師生提出「原地安置」方案並進行抗爭，其間更發生翟姓老兵自殺事件，引起極大社會矚目與政治風波。

南京東路二段的極樂殯儀館。（取自JOHNNY網頁）

戰後至改建為公園前，墓園被違章建築霸占的樣貌。（取自五重溪畔閒筆網頁）

當年拆除之前，在擁擠的大片木造違建之間，有一條短短幾百公尺的L型窄巷，其中應有盡有，無論是想辦一桌山珍海味，或尋找稀奇玩意，這裡都能滿足需求，此處就是以平價著稱的康樂市場。

「黃金時期是民國60幾到70幾年，台灣經濟起飛，生意很好，康樂市場是全中山區收入最好的地方，因為我們標榜便宜，而且攤位又多。」1967年，23歲、剛退伍的林俊義，透過同學介紹，來到康樂市場頂下一個攤位，做起祖傳的海產生意，談起當時康樂市場的盛況是「養4個孩子也毫不吃力，輕鬆應付」。

林俊義後來被推舉為康樂市場自治會會長，他和其他攤商形容，當時的康樂市場就像是過年時節的迪化街，窄窄的林森北路167巷不過兩個人展臂之寬，但因人潮眾多，即使腳步不停地繞上一圈，也得耗費半小時。中元普渡時，供桌從巷口擺到巷尾，還擺上兩隻豬公，至於供品，光是白米就得買上100多斤。

由於周遭居民高度仰賴康樂市場，當年社區婦女還曾發起「簽名要求保留康樂市場」活動，將黃色簽名條掛滿人行道上方。直到今天，康樂里的普渡法會依然由遷移後的康樂市場協辦，全里500多人共襄盛舉。

與林俊義一樣白手起家的現任康樂里里長王金富，老家在台中清水，透過報紙的小廣告謀劃著北上打拼，在1972年買下康樂市場攤位，開始了店面兼住家的康樂里生活。我們在訪談王金富時意外發現，里長辦公室竟還保留一支從未公開，由陳品盈在拆遷前夕用V8攝影機拍下的素人紀錄片。

當時年輕且喜歡挑戰新事物的陳品盈，憑著一股衝動和熱情，拍下拆遷前一個月康樂市場平凡生活的點點滴滴。有別於記錄康樂里的導演吳乙峰作品《陳才根的鄰居們》，以及當時14、15號公園反拆遷運動總召黃孫權的作品《我們家在康樂里》，陳品盈的拍攝一點也不專業，卻是康樂里居民對於當年拆遷過程的珍貴紀錄。

我們向陳品盈問起這件事，她亦是一愣，直言20年過去，她早已不知自己拍攝的紀錄片檔案去向，更早已淡忘拆遷當晚肅穆、緊繃、滿是驚惶的現場。

跟隨這支素人拍攝的紀錄片，時空先回到1997年農曆過年前，康樂市場各式貨物、肉類、青菜在人們手中被挑揀、傳遞。或許因為拍攝者就是老鄰居，面對鏡頭的居民放下戒備與尷尬，呈現稀鬆平常的對話，但也透露出拆遷前夕無處不在的低迷壓抑氣氛。

影片快轉到拆除的前一晚，康樂市場的多數攤位已空無一物，然而部分攤販卻逗留不去，希望能再與鄰居多說幾句話，多看幾眼長久以來賴以生存的地方。走出167巷，林森北路兩側尚未遷離的商家，正進行著最後的跳樓大拍賣，人潮來來去去，恍若又見到往日的熱鬧喧嘩。跟著鏡頭來到當晚的抗議現場，康樂里居民聚集在為時任市長陳水扁設立的靈堂前，憤怒又無奈的喊聲此起彼落。隨著夜愈來愈深，聲援的政治人物紛紛到來，眾人也持續往林森北路中央搭建的舞台匯聚。

沒想到，影片最後幾分鐘映入眼簾的，卻是市場正中央的濃煙大火。居民相傳這把火是某攤販為抗議而放：寧可親手燒光生活多年的市場，也不願眼見他人動手拆除。影片結尾畫面的漫天火光以及跌撞模糊的5分鐘混亂，真實呈現了拆遷前夕居民攤販的茫然無措與憤怒惶恐。

「其實我也知道要拆，因為這裡真的很危險，住家附近發生過滿多次火災，」陳品盈不諱言地表示，舊康樂市場L型轉角處的治安不佳，是三不管地帶，加上違章木樓的結構鬆散、不符消防法規，若發生大火後果不堪設想。儘管如此，她還是參與了當時的抗爭行動，因為拆遷造成的生活衝擊、必須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

1997年3月4日早晨，伴隨著推土機引擎的轟鳴，康樂里頓成殘磚破瓦。在市府的安置作業中，榮民由退輔會安置，一般低收入戶由社會局輔導，營業戶安置在5處公教國宅，一般拆遷戶則安置在基隆河二、三期新生地國宅。

針對康樂市場攤販，當時台北市市場管理處提出3種安置方案：

在拆遷協調會發放的174份問卷調查中，高達8成攤販並未圈選任一方案，而是在其他意見欄中填寫「就地整建／安置」，因為攤販們大多也是居民，住商混合的型態使其更難遷離。在就地整建無望後，攤販又提出「多功能開發公園、闢建地下商場，回應康樂市場在鄰里間固有存在需求」的訴求。等到康樂市場被夷為平地，近半數攤販們決定自力救濟，集體尋找其他可以就近營業的出路。

最終，他們聯繫上附近金財神大廈的業主，負擔租用與整修的龐大金額，將原本擁擠晦暗、油汙直淹小腿的私有地下室，規劃成康樂市場的新處所，共有62攤在此重新營業。

康樂市場剛被拆除時，陳品盈先接受政府安置，到中山公有市場營業，但只待了一小段時間，她就決定重回金財神大廈的新康樂市場，跟先生在地下室最右方經營豬肉攤至今。

「我在中山市場沒做很久，中山那邊真的很沒人，」陳品盈坦言，市場經營仰賴熟客支持，重回康樂市場後，許多老顧客慢慢重新聚集，在不見陽光的地下室裡，她彷彿又見到當時康樂市場的殘影。

跟著攤販一起遷居到地下室的，還有長期陪伴康樂市場的土地公神像。

1980年代，林俊義在眾人附議下，遠從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請來一尊土地公。此後，土地公也成了市場榮景的見證者與守護者。

當拆遷已成定局後，法力無邊的神明卻也與販夫走卒無異，得擔心何去何從的問題。「（拆的時候）生意人欸當走，但是土地公走袜去阿！」提起當時管區警察在拆遷前夕，還特地來拜託他幫忙遷土地公，林俊義滿是無奈，「我就暫時抱去永興宮。後來也是我抱落去（金財神大廈地下室）⋯⋯我常說我都陪土地公跑路（逃難）。」土地公和居民一樣，只能落魄的幾度遷移，一會在停車場地下室，一會暫居永興宮，最後也來到新康樂市場的角落。

提起這座土地公，陳品盈親切地以「伯公」稱呼。經歷了20年，每逢初一、十五，附近的生意人仍會熟門熟路的來點炷清香、奉些水果，以求平安順心、生意興隆。陳品盈興奮地跟我們說起伯公的故事，以及伯公20年前在舊市場的詳細位置，更重要的是「現在伯公依舊靈驗」。即使經過重重難關，康樂市場和土地公的濃厚連結依舊，攤販們仍然像以往一樣依賴著伯公，度過平凡但重要的每一日。

對於陳品盈和其他攤商而言，土地公代表了拆遷戶的心靈寄託，不僅陪伴他們走過拆遷後艱辛的過渡期，也撫慰他們對於舊生活逝去的失落與不捨。

近半數攤販們自己尋找出路後，台北市市場管理處出版的《14、15號公園拆遷康樂攤販臨時集中場》報告書中如此記載：

完全自理的新康樂市場，無論是攤販自己或消費者均認為比以前的經營環境改善，吸引年輕消費者前往購物。這些不依靠政府安置的攤商，甚至順利聯合登記成為「康樂超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並希望以投標公有市場的方式解決其餘攤販的營生問題。

離奇的是，這家於拆遷該年成立、兩年後即撤銷登記的公司，「公司代表人」林俊義卻從不知道自己曾擁有一家公司。市場處的書面報告與攤販們的實際處境有很大落差，彷彿只是市府證明拆遷成功的官樣文章。

市府書面報告中強調的「自謀出路」，顯示市府安置方案並不符合康樂市場攤販實際需求，漠視攤販以數十年光陰建立的人際網絡，也看不見強制拆遷對於居民和攤商的真正衝擊。

實際上，與市府對於金財神大廈新康樂市場的滿意度相比，攤販們卻清楚感受到拆遷後再也回不去的盛況。近年來地下市場一攤攤的歇業，如今62攤已剩不到三分之一。

我們數次來到新康樂市場，好幾處攤位已空置多時。對比舊康樂市場鼎盛之際，甚至3家豬肉店比鄰而立，都還消化不完絡繹不絕的客人，如今新康樂市場雖保留了20年前的人情味，卻抹不去退縮至不見天日角落的冷清。

與四散在各地、早已不復當年生活樣貌的康樂里居民相較之下，康樂市場攤販們雖已幸運保留了一部分老鄰居和老顧客，然而，拆遷案對於地方社群網路的撕扯與破壞，依舊對攤販們造成無法回復的衝擊。

「作為一種公共的、國家的政策，對他們（居民）造成了這麼大衝擊，國家有沒有盡力提出一個相對的替代方案，把這個衝擊最小化？我必須講，台灣過了20年，進步非常非常有限，」當年參與「反康樂里拆遷運動」的台大城鄉所學生彭揚凱如此說道。他後來成為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祕書長，長期關切各項拆遷案及推動居住正義相關議題。

和14、15號公園拆遷案類似，近年發生的華光社區、紹興社區、大觀社區等迫遷案，也都是居住事實先於政府對違建的法律規範。政府長期對住戶收取水電費用、發放門牌，甚至有少數住戶繳納房屋稅、營利事業稅，等於間接承認其居住事實，最後卻以國有地上的違建認定進行強制拆遷。

彭揚凱質疑，在以公共利益推動拆遷案的同時，政府的拆遷方式是否能更有彈性的降低對居民生活的衝擊？安置方案是否有其他方向更貼合居民原有的生活？他在20年後依舊認為「政府始終沒有一個系統化的處置方案」。

從新康樂市場走回林森、康樂公園，昔日被視為都市貧民窟的大片違建早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散步健身，或年輕夫婦帶著小孩享受休閒。昔日抗爭場景與相關電影、紀錄片，都已逐漸被人遺忘。

陳品盈明白，自己總有一天會離開康樂市場。但只要老鄰居們還在，她就會繼續往返基河國宅及康樂市場，繼續跟老客戶們話家常，因為再沒有任何地方能夠取代這裡的生活記憶，無論拆遷案過了多久都是一樣。

※本報導共同採訪：朱鴻儒、吳美融、李昀庭 、林嘉恩、唐佐欣、翁佳安、陳琬儒、陳鈺宜、黃怡菁、黃紫瑄、曾聖雅、劉奕伶、鄭羽庭、蔡季芸、葉宇軒、鄧莉莎、盧琮林、謝宜恩（按筆畫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