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拉回今年7月21日凌晨，黃春香已與鐵道局人員對峙18小時，上百名警力圍著陸橋旁的黃宅，警力人牆隔開聲援民眾與黃春香，鐵圍欄的影子映在黃春香的臉上，像是一名被囚禁的人。 近百名聲援者高喊：「護家園、反徵收！」聲音一落定，便沒入寂靜漆黑的夜，這句拒遷戶的抗爭口號，是他們8年來的訴求之一，只是聲量日益微弱。

預算高達近300億的台南鐵路地下化重大公共建設，從規畫到動工，走了25年，這條長約8公里的地下化工程，從「原軌案」轉彎到「東移案」，也從租用民地到強制徵收，影響340戶家庭。

「反南鐵東移」不僅沒有民意作為後盾，隨著徵收程序不停進展，只能透過行政訴訟，控訴官方政策轉彎、剝奪人民「居住正義」，但今年4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公部門軟硬兼施的策略下，拒遷戶的內、外壓力遽增，抗爭者從8年前的3百多戶，到今年7月時只剩最後4戶拒遷戶：反南鐵東移全線自救聯合會會長陳致曉、黃春香、曾肇陽和呂瑞成。

7月下旬的一波拒拆遷抗爭後，4戶中有3戶簽下了「自拆同意書」，曾肇陽家日前已拆除，呂瑞成因行動不便拆除期限寬延至9月30日，但精疲力竭的他，已決定日後搬至妹妹家住，無力抗爭。剩陳致曉拒遷和半拆戶黃春香2戶在做最後奮戰，抗爭的防線面臨全面瓦解。

反對迫遷的居民大量退場，最主要的關鍵是台南市政府2013年規劃推出「鐵路地下化專案照顧住宅」（又稱安置宅），讓抗爭者內部開始產生變化。「這是製造拒遷戶之間的內部矛盾、削弱抗爭正當性最關鍵的因素，」陳致曉無奈地說。 他進一步解釋，當初台南市政府為了先消除反對意見，不斷放寬拒遷戶的申購安置宅的條件，從一開始必須簽署「搬遷同意書」與「原屋拆除」的雙條件，到最後只要先繳交保證金，保證金也從10萬降至2萬、甚至免費。擔心未來沒地方可住、接受「新家」換「舊家」的拒遷戶都去登記了安置宅。讓自救會的會員一下子減去一半，僅剩100多戶。 陳致曉說，當時許多抗爭戶先登記安置宅，只是想先「卡個位」擔心拆除房子後會無家可歸，並不等於同意被徵收。但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卻對外宣稱「已經有200多戶同意（徵收）」，讓自救會失去抗爭正當性。

2017年安置宅正式完工後，建設公司和台南市府同時寄存證信函給登記住戶，要求在期限內繳交幾百萬的購屋費用，否則就喪失購買資格，「老百姓錢從哪來？只好搬遷同意書簽下去，先領錢（徵收補償費）再自己貼錢買安置宅，搬進去，」陳致曉說。

曾是拒遷戶、最後也妥協搬進安置宅的陳秌沛受訪時即指出，本以為原來50坪大的土地被徵收後剩25坪，仍抱持著一絲希望，盼重新蓋回自己的家，沒想到找建築師討論，調出地籍圖後才發現只剩15坪，而且只有9.8坪可重建房屋，其餘是道路用地。土地加上房屋，連同拆遷補償等，一共只有390萬元，若搬去巿府規畫的安置宅則要550萬。考量年逾八旬、中風的母親，身心俱疲的陳秌沛瞞著老婆，最後一刻還是去登記了安置宅，也在5月簽下自拆同意書，一家6人現在住在30坪大的安置宅裡。

2020年4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認定南鐵東移都市計畫符合公益性、必要性，判居民敗訴，是拒遷力量第二次挫敗。

原本自救會還有40戶，認為大勢已去連行政訴訟都無法保障他們居住權益，最後31戶簽下拆遷同意書，僅剩下黃春香、陳秌沛、張文耀、呂瑞成等9戶散落在不同行政區的鐵路沿線，抗爭力量變得更薄弱。

同是最後拒遷戶的呂瑞成與陳致曉等3家，距離黃春香家便有2公里遠，開車要8分鐘。拒遷戶彼此之間不認識，甚至有拒遷戶是在黃春香家強拆前一天，才第一次來到黃家聲援。

在人情壓力下，呂瑞成雖不情願，也只能接受區長的提議，最後開協調會，在自拆同意書上蓋印章。區長為了表現誠意，還特別要求顧及呂瑞成身體不便、搬遷困難，多給10天的緩拆期限。

不同常理的是，這場會議一開始，呂瑞成就在一張「空白會議記錄」上，先蓋上了印章和手印，才開始後續一個多小時的談判。《報導者》記者也在現場全程記錄，最後，區長後來才裁示，會議紀錄重新製作，與會代表重新簽名蓋章。

拒遷戶彼此的資訊交換不夠即時和順暢，因耳聞「別人也同意了」，讓拆遷戶被影響，也成了公部門各個突破的策略。

最後4戶拒遷戶，承擔的不只是自己家園存續的壓力，甚至肩負反南鐵東移運動最後守衛的期待，更是官方使盡一切力量要「遊說」的重點，內外壓力下，進退皆難。

以黃春香為例，她的4層樓住家屬於半拆戶，有三分之二被徵收，剩餘三分之一仍可使用。就在預告7月21日強制拆除前一星期，黃春香住家外的橋墩就被裝上2支監視器，強拆前一天，出入口又新增2支監視器。4支監視器的鏡頭全部朝向黃春香家。

黃春香當面質問台南市北區區長李皇興、警察與施工人員，甚至要報案指控裝設監視器侵犯她的隱私，最後鐵道局只承認安裝了其中兩支監視器，理由是「工區內有貴重機具，怕被偷走」，但所謂的工區還沒有機具進駐，只有一般常見的鐵圍籬。

巧合的是，就在黃春香簽下同意自拆後，就有人來拆走監視器，隔天，這些一模一樣的監視器，又莫名出現在另一拒拆戶的陳致曉家門外欄杆上，監控著抗爭者的一舉一動。

反南鐵自救會律師簡凱倫則認為，政府逼迫手法是遊走法律邊緣，除非證明監視器鏡頭是針對民宅內拍攝，才會構成侵犯隱私權。但難以證明違法不代表沒問題，就像過去白色恐怖時代，「警總站在你家門口也不違法，但明顯就是要緊迫盯人、掌握行蹤。」

除了監視器，公部門人員更進行一連串的遊說過程。黃春香家門前是開元陸橋橋下，可遮風避雨，平常擺著一張桌子，幾張椅子、沙發，就是附近居民休息、聚會的地方。預計拆遷日前一天（7月20日）上午9點，身穿白襯衫的李皇興率領鐵道局、轄區副分局長、估價公司大批人馬來到黃春香家，展開一整天的談判攻勢。

不動產估價公司經理拿出一疊厚厚的資料給黃，指稱查估後的自拆補償費，比原本還多出100多萬，希望黃能簽字同意自拆，鐵道局承辦人員林偉玲私下再跟黃春香遊說：「二姊（黃春香在家中姊妹裡排行第二），如果妳同意的話，12點前跟我講，就是這個價格（拆遷補償費）給妳。」

「連辦個信用卡都有好幾天可以決定，要拆的家卻只給我3小時考慮！」黃春香仍未簽字。鐵道局開始增加施壓強度。中午過後，區長、副分局長、鐵道局人員輪流上陣，直至深夜，不停歇地在黃家出沒，如果黃春香不願意談話，就轉而和黃家人閒話家常，包括黃春香高齡99歲的媽媽。

黃春香還未下決定的時候，鐵道局已派貨車載來圍欄，把黃家後方圍住，在中午二度協商不成後，工程圍籬則悄悄地運到黃家附近，沒想到卻是要提早封路，宣稱施工時間由原本公告的晚上8點已改成中午12點開始，等於是提早8小時封路，而且還是先封路、再公告。 突襲封路除了擋住後來趕赴現場的聲援者外，也包括採訪的媒體記者。架起圍籬後，鐵道局人員隨即以「工程區域危險，即將有機具進駐，媒體畫面拍攝已足夠」為由，多次要求早已在現場的《報導者》和《公共電視》4名記者離開，同時拒絕後到的記者進入。

7月間，《報導者》採訪團隊進入黃春香的家，記錄下黃春香家外被安裝監視器及提早封路等過程。不過，鐵道局副局長伍勝園受訪時則強調，監視器和封路都是為了工區出入口管制，「一切都是為了安全。」

7月21日強拆行動當天凌晨2點多，黃春香已體力不支在陸橋下的沙發上短暫休息，李皇興突然出現，急忙地把黃春香帶離開現場，並要求媒體不能跟隨。凌晨3點半，黃春香跟鐵道局人員陪同下再度現身，並在自拆同意書上簽名。上百名配帶警棍的警力隨即整隊撤離，鐵道局更立即展開拆除圍籬作業。

據了解，黃春香在親近者的建議下，希望先取得2個月的緩拆期，這段時間內再和鐵道局協商，看是否有更好的安置方案、確保能有部分重建的底線。

我們目睹，歷經18小時疲勞轟炸的黃春香，無力思考各種方案，而聲援擋拆的力量，成了黃春香良心上的負擔。

「你到底是同意（自拆）戶，還是不同意戶？」《報導者》記者在9月緩拆期限屆臨前一週詢問黃春香，她在陸橋下邊煎著荷包蛋，爽快地回一句：「我是不同意戶啊！」

雖然在7月的凌晨簽了切結書，但黃春香的家是半拆戶，徵收線從房屋中間攔腰切過，剛好位在通往2樓的樓梯邊。她內心從頭到尾似乎都沒有「自拆」的打算，但又怕突來的強拆，已把家中的家當往外搬。7月時，房間裡的冷氣已經被搬走，她家外的陸橋下多了沙發和桌椅；9月時，屋內的馬桶、蓮蓬頭也被拆光，衣櫃、鍋爐、洗衣機全都搬到了陸橋下，一部分的生活機能被迫從屋裡移出，屋內像是被轟炸過般地凌亂，家已不成家。

「我給他們（鐵道局）一個樓梯下（指7月21日簽字同意自拆，讓鐵道局、警察撤退），他們卻不給我留這個樓梯⋯⋯。」

黃春香坐在陸橋下吹著晚風時，邊抬頭看著這住了幾10年的家，感嘆地說。

不過，他也承認，在南鐵的土地徵收手段上，「需要更多的溝通讓事情更平順。」

台灣人權促進會居住權專員余宜家表示，台灣早已簽署聯合國人權兩公約，而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第7號一般性意見裡寫得很清楚，強制拆遷不但要有合理的通知期，也不可在夜間進行強制驅離，像鐵道局在凌晨3點多跟黃春香進行協商、甚至簽字同意自拆，明顯不符合公約精神。

余宜家表示，很多強拆爭議都只剩下工程問題，「工程是兩面刃，政府最後都跟你說不可行，但其實一定有可行方案。」對黃春香來說，樓梯就是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定會有在拆除和維持生活居住的平衡點，只是政府願不願意。

除了南鐵東移案，台灣各地有許多區段徵收案在進行，如台北社子島、桃園航空城、桃園捷運綠線、新竹台知園區、竹東二三浦，市地重劃如台中黎明幼兒園、高雄鳳山車站等，全台灣總徵收面積超過4,000多公頃，影響人數超過10幾萬人。

台灣土地迫遷案很多，但能給予協助者很有限。以反南鐵運動末期為例，除了在擋拆前一天集結聲援者外，拒遷戶幾乎沒有任何組織性的外援，也沒什麼人能夠討論對策，頂多是聲援者情感上的陪伴。

「我每個月都一定會接到幾通電話求助，打來說他們家要被徵收了，」余宜家無奈地說。

余宜家指出，政府和人民之間「拳頭不一樣大」，多半怕跟政府對抗，即便簽字同意拆遷，不盡然是出於心甘情願，「（走到強拆這一步）只能跟他們（政府）吵，你（拒遷戶）只剩下肉身進行抵抗，但擋不住的。」 此外，律師簡凱倫也點出，法院長期忽略「家」所代表的居住權和人格尊嚴，將民宅視為能以金錢計價衡量的財產，「就算最後徵收處分被認定違法，大不了我（行政部門）賠你錢。」於是，徵收和強拆就更加浮濫。

政大地政系助理教授戴秀雄指出，台灣土地政策的迷思必須釐清：土地徵收就是違逆當事人意願的方式去取得私人財產，本來就是合法暴力，遭到陳抗不但正常也很自然，只要有徵收案，社會就一定要付出抗爭成本；民間常和政府爭論徵收案的「公益性、必要性」的有無，但其實很少有案例是完全沒有公益性的，只是程度跟面向上的不同。

戴秀雄指出，政府進行土地徵收不是不行，而是回到根本的「尺度」問題，台灣土地徵收法律規範地相當籠統，《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非常粗略地列舉了10項可因公益而徵收的事業，「只要為了公益性蓋腳踏車道，台灣幾乎沒有地方不能徵收，」他說，法律規範極度模糊，像給了行政部門開了一扇「魔鬼大門」。 「國外徵收要經過議會，透過民意基礎，出事是大家來扛，我們（台灣）任何徵收都是行政機關決定，若不給他具體限制，誰來煞車？」戴秀雄點出問題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