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勞動部統計，全台保全公司簽訂勞動契約的保全人員將近10萬人左右。誠鷹物業公司主管蔡元舜推估，其中包含約6萬多名固定案場的正班保全，及3萬多名的機動保全；而其餘未與保全公司簽訂勞動契約的幽靈人口，則稱為「現金班」保全。

保全屬於《勞基法》84-1條（俗稱責任制條款）的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者，工時、例休假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因此依據《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保全每月工時上限為288小時、每日工時上限為12小時，換算下來，一名保全每月仍應有7天或6天的休假日。但在保全業待了近10年的劉建華嘆道，即使有工時上限288小時的規定，大部分保全公司還是會希望員工「再加班」，他就曾因為保全人力短缺，不間歇地上了28天班。 我們爬梳了2011年至今12年間，勞動部公布「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的5萬多筆資料，發現違反《勞基法》次數最多的、前百大企業黑名單中，保全業就多達23間、佔了將近四分之一。此外，保全業共遭開罰2千多次的紀錄中，進一步分析，大都是違反《勞基法》第32條、24條中「加班未依規定加給加班費」、「超過工作時間」等，顯示保全即使已被列入責任制，但仍然大幅的超時工作，成為工時最長、又低薪的血汗行業之一。

「我那時候也貪錢，認為體力還OK，我就繼續做。」

劉建華說，他曾一度連續做了日班和夜班，好不容易回家要休息時，公司又打電話給他，詢問是否能緊急支援另一個案場的日班。他答應了，沒想到卻因過勞發生職災意外。

「那時候白天，天還很亮，可是我騎過大漢橋的時候，一陣恍惚摔倒，全身手腳半側完全骨折。」受傷之後，劉建華向公司請求賠償，公司只願給付一半的薪水。不僅如此，這份補償計算方式還是未計入延長工時的10小時原始薪資，而非每日加班12小時拿到的常態薪資，也因為保全普遍底薪低，最後可拿到的補償就很少。

更糟的是，劉建華結束休養回到公司後，發現自己的位置已被他人取代，遭調職到其他地方，但新工作案場離原本居住地太遠，無法通勤上班，最後就變成自願離職，連資遣費都拿不到。 後來，劉建華換了另一間公司，偶爾還是得在上完夜班後繼續上日班，這就是業界所稱的「陰陽班」：

「那時我40歲出頭，做了半年（陰陽班）以後，我投降，因為人是有生理時鐘的。」

保全人員在各社區工作的負責範圍，大到管制人員進出，不讓陌生人、車隨意進入，以保障社區住戶的安全，小至社區內停電、停水故障排除等等，各項工作看似簡單，但熟悉保全的區域是非常重要的。 比起正班保全，機動保全因調動頻繁，對支援的案場不熟悉，在執勤期間也相對容易發生危險，但多數保全公司未給予機動保全足夠的見習機會。舉例來說，身為機動保全的小谷（化名），有次被派到新的社區大樓，保全公司為了貪圖方便，確認他曾做過大樓保全後，便搪塞他：「火警系統只要一看就會了。」事實上他卻不熟悉相關設備的操作。他也曾遇過，只因不想在火警系統故障誤報時接到住戶的抱怨電話，所以直接將社區火警系統關閉的保全公司。

事實上，除了因不知道該如何操作新案場的系統而讓案場陷入公安的危險，小谷也知道，在他不熟悉設備或者警鈴永遠不會響起的情況下，若發生火災意外，保全公司會以未盡職責為由，將責任歸咎於他。

不固定的班表、不熟悉的案場，除了讓機動保全無法獲得穩定的工作環境，也難以產生對公司的忠誠度和信任感。

喬信物業協理楊瑞裕表示，隨著基本工資逐年調漲，業主管委會對保全公司不斷調高服務費頗有微詞，便開最低價標案，只要誰便宜就選誰；同業間又充斥削價的惡性競爭，若想保住案場，只能祭出各種縮減人事成本的手段，最終被剝奪的，始終是第一線保全人員的權益。 另一名當夜班保全10多年的阿宏（化名），在不同公司間來來去去，談起自己與公司的關係時直言：

「基本上，保全公司就是人力仲介，沒有所謂的訓練，都是假的啦。」

阿宏平時只有在要調班、請假的時候，才會透過LINE聯繫保全公司內的直屬主管，即便是到新的案場，也是由同事進行交接。

工作10年的保全，換過7、8家保全公司，都是普遍的現象。但有時，轉換公司也不是保全自願。阿宏在台北市某高中任職期間，原本的保全公司隔年未得標，是由另一家公司以最低標標下，但學校方面要求留下原有的保全，因此阿宏就直接「被換公司」，入職該年得標的保全公司，「標到的這家公司只要負責什麼？只要把一套制服送過來，就開始賺錢了，到現在公司的人我也沒看過一次。」
這樣的亂象，在業界稱為「換裝」。

除了保全「換裝」亂象，「現金班」保全的存在，也是保全業惡劣勞動條件下遭扭曲的現象。一名保全公司主管私下表示，現金班保全像是臨時工，並未和公司簽訂勞動契約，薪水是以日薪計算，在工作結束後直接領現。 21歲的年輕保全阿仁（化名）做過住家社區、商辦大樓、工地，他提到目前現金班保全的待遇，不同案場會有不同的價格，通常一天是1,300元到1,800元不等，像豪宅比較有可能達到1,800元，工地的話則是1,400元。

常幫助勞資雙方調解爭議的新竹縣政府調解委員林名哲透露，曾經有某家保全公司和他坦承，聘請現金班保全，省去勞健保和加班的費用，一年便可省下700萬元的支出。這也難怪，許多公司寧願繳罰金，也不願意給予機動保全應有的薪資；再加上，保全從業人員普遍對勞權並不敏銳，真的走上訴諸法律、爭取勞權的比例並不高，許多公司便抱持投機心態，試圖壓低人事成本。

至於如何規避法令，從業近10年的劉建華說，他曾經任職的6家公司，只有1間是用打卡的方式記錄出缺勤，其他公司則採用簽名的方式，若有超過時數或天數的情形，公司也不會讓保全簽在簽到表上。沒有制度性的打卡機制和存檔，即便進入勞檢程序，勞檢員也難以指出保全實際的加班情形。

不僅如此，許多保全公司還會以兩套帳的方式蒙混過關。提報給公部門的「外帳」，用月薪計算，符合基本工資及加班費；而保全實際領到的「內帳」則是用實際工作的時薪計算，工作幾小時就領多少錢，沒有延長工時的費用。

1111人力銀行社群中心執行長曹新南指出，有些「聰明」的雇主會開兩、三間公司，例如同一雇主有A、B兩間公司，「你這段時間的出勤是用A公司出勤，下一段時間是B公司，用這樣去規避法律上的問題。」至於這種做法是否為業界常態？他坦言，高工時需求的保全比較嚴重，一般製造業、服務業不太需要員工這麼長時間出勤，會採取此作法的相對較少。

一直以來，保全的勞資糾紛很少進入法律訴訟，即使出現例外，雙方往往抱持「大事化小」的心態，公司以現金安撫保全、企圖用和解的方式逃避勞工檢查，保全拿了現金，就願意犧牲基本權益。

林名哲在勞資調解的過程中，經常目睹保全和公司相互「喊價」的情形。「其實勞檢員也都希望他們（保全及其公司）來找我們調解啦，大家都心知肚明，這些保全不是要捍衛《勞基法》、勞工尊嚴，是知道至少可以拿到幾萬元，那他們公司也知道，這些保全就是來要錢的，不會真的去告我。」於是保全與公司之間，形成一種詭異的平衡。

曹新南提到，勞檢單位大多只有在被檢舉的時候才會出動，但保全一方面工時長、不願多花時間走檢舉流程，另一方面擔心檢舉後影響到工作。有些保全只好忍到受不了，離職後才去檢舉。

但即便對保全公司進行勞檢，多半無法有效查出違法事項。曹新南指出，《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都是針對出勤紀錄的規範，勞檢單位會透過出勤紀錄、薪資單，判斷合理的薪資、休假與加班。若是雇主拿不出員工主動申請的出勤紀錄，最低被開罰2萬，「但很多雇主寧願被罰2萬，也不拿這個（超時員工申請的出勤紀錄）出來，拿出來可能罰更多。」

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黃怡翎指出，保全人員工作的超時常態，反映的是整體勞動環境的「低薪」問題，如果一份工作的薪水足以負擔生活所需，根本不會有人想加班，她質疑：

「為什麼一份合理的薪水得要拿命來換？」

這個問句將拋向哪裡，似乎一直沒有答案。雇主的知法犯法，背後是保全和社會的默許。曹新南對此指出：「當雇主違法時，會洋洋自得，還是會被千夫所指？如果他被千夫所指，我們（勞權工作者）也不用去說這麼多了，如果勞工自己沒有出來的話，我們也很難去幫他。」 組建工會固然是一種途徑，不過曹新南也理解，勞工團體長期以來沒有太多資源，若想要組織工會，除了可能被雇主貼標籤，另一個現實是，「這間公司如果很爛，我是要走人比較簡單？還是我在這邊辛苦串聯同事說『我們來組工會吧、我們來爭取更好的權益』比較簡單？」過長的工時、偏高的年齡等因素，使得保全即使有心想串聯或發起活動，都有難以突破的限制。

台灣目前由保全從業人員自主運作的工會僅有兩個，一個是中興保全子公司、國雲保全的企業工會，另一個是全國保全產業工會。工會協助保全爭取勞權，有時是主動向保全了解勞動條件的問題，有時則是舉行記者會喚起社會大眾與保全自身的關注。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葉品言指出，保全工會曾就高工時、低薪、過勞召開過多次記者會，最終催生《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改善了保全的工時問題。 國雲保全企業工會理事長林桂茂指出，保全工作屬人力派遣業，人員流動率高、一年一約的「飯碗」並不穩定，工會的組建相對困難，但他仍認為工會是幫助保全人員爭取合理薪資、特休，和職災補給等問題，最強而有力的後盾，「公司至少會願意遵從最基本的《勞基法》。」

已有23年保全資歷的林桂茂，看盡了保全生態這些年的改變，「保全人員永遠是最容易被犧牲的一群。」他呼籲立法機關應立法規範保全案場標價下限，由政府帶頭遏止削價競爭的風氣，先從公家單位發包的保全標案不能再最低價標開始，才能讓保全產業的供需恢復正常的天秤，讓公司獲得一定的利潤，基層的保全人員才能拿到相對合理的薪資，如此更能從源頭改善保全人員的惡劣勞動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