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週末（5月7日），西倫敦史坦福橋球場的貴賓包廂中，美國富豪波利（Todd Boehly）目睹著他剛買下的切爾西，在傷停補時的最後一分鐘，被來訪的狼隊破網追平，他失望的表情，已然成為球迷圈流傳的新迷因。

波利之所以能以42.5億英鎊（約新台幣1,549億元）的代價買下這支英超豪門，正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英國政府除了沒有直接軍事行動支援之外，而以各方面制裁俄羅斯的成果之一。切爾西原先的老闆俄羅斯寡頭企業主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由於與普丁過從甚密，很快就被列入黑名單之中；但切爾西又屬英國的運動文化資產，因此英國政府允許阿布拉莫維奇以「沒有獲利」的價格出售他一手打造的豪門。

在過去兩個月間，切爾西僅能在特許模式下經營，球團不得再販售新的門票、不得進行球員買賣，財務上僅得以支付薪資及基本營運所需、甚至連球隊赴客場比賽時的交通費用都僅有2萬英鎊（約新台幣73萬元）的上限等緊縮至極的措施；就連球迷也遭牽連其中，僅有在禁令下達前就已買票的球迷進場，官方商店也不得再販售任何商品。就在英國政府所訂的出售球隊截止日前，手中已經握有美國洛杉磯道奇、湖人、火花等職業球隊股份的波利，就在3個主要競標的財團中脫穎而出。

除了英超球隊的所有權之外，全英草地網球俱樂部在4月下旬宣布，溫布敦網球錦標賽將禁止所有俄羅斯與白羅斯的選手出賽，以免這些球員的表現「有助於俄羅斯政權的宣傳機器」。不過，國際網球主管機構如ATP、WTA和ITF，以及5月下旬即將展開的法國網球公開賽，仍允許這兩國選手以中立身分出賽，也就是會場不懸掛國旗與演奏國歌的方式參賽。接下來，反而是WTA考慮對全英俱樂部進行制裁，因為WTA相信「沒有運動員應該因為其國籍或其政府所為而受到禁賽的處分」。

溫布敦的禁令，也就表示曾短暫登上球王寶座的俄羅斯選手梅德維迪夫（Daniil Medvedev）將無緣在生涯如日中天時，爭取生涯首座溫網冠軍。西班牙納達爾（Rafael Nadal）、甚至英國自家的莫瑞（Andy Murray）都表示對全英俱樂部的失望，但莫瑞也這麼說道：

「在這複雜的情況下，沒有正確的答案。」

截至目前為主，世界各主要運動組織，在國際奧委員會（IOC）的呼籲下，俄羅斯幾乎已經全部消失在國際團隊競賽的層級──超過60個運動協會、聯盟、組織、團隊等，都已實行對俄羅斯體壇進行全面或部分的抵制措施。至於職業運動員，則多半允許他們以個人中立形式參賽。

誠如納達爾在評論俄羅斯選手被溫網禁賽時所表示，只要還有烏克蘭人民死於戰火下，運動員所做的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那麼這樣來自運動世界各種程度不等的反制措施，究竟是否能收到制裁的成效呢？

1936年柏林奧運會前夕，美國體壇也曾經就是否杯葛該屆賽事有過激烈的爭論，以美國奧委會主席布倫達治（Avery Brundage）為首的參賽陣營與美國業餘運動協會主席馬洪尼法官（Judge Jeremiah Mahoney）為首的杯葛陣營針鋒相對，也正是在此爭議中，布倫達治的名言「運動容不下政治（Politics has no place in sport）」開始流傳於世。期間，美國籍的楊克（Ernst Lee Jahncke）因大力呼籲抵制柏林奧運，成為史上首位遭除名的IOC委員，而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則保持中立立場，不表任何意見。最終，支持參賽陣營以些微差距險勝，美國決定參加柏林奧運，其他原本有疑慮的國家包括英國、加拿大、法國也陸續加入，共計49國參與柏林奧運，成為二戰前的最大國際盛會。

柏林奧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無疑是田徑項目奪下4面金牌的美國選手歐文斯（Jesse Owens），他讓高唱亞利安民族優越論的希特勒（Adolf Hitler）臉上無光，甚至憤而拒絕與歐文斯會面，成為全世界對於該屆奧運的最重要註解。但別忘了，德國依舊是該屆賽事最大贏家，拿下包括38面金牌的101面總獎牌，遠超過美國的57面獎牌，希特勒依舊得以藉此大加宣揚亞利安民族的榮光。

歷史的進程，總是可能分歧於最微小的細節。柏林奧運賽前，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向歐文斯提出建言，希望他加入杯葛的行列；原本歐文斯同意杯葛，但最終在布倫達治近乎威脅之下而參賽。想像一個平行宇宙，倘若美國奧委會通過杯葛，或是歐文斯堅持與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同一陣線，或是歐文斯在歷經舟車勞頓後的狀況不佳，那麼就沒有「一個非裔美國人讓高唱亞利安民族優越論的希特勒臉上無光，甚至憤而拒絕與他會面」的歷史敘事角度。在沒有歐文斯這個「汙點」的情況下，希特勒是否就更讓其宣傳機器肆無忌憚？反觀法國擊劍選手阿爾伯特・沃爾夫（Albert Wolff）因其猶太人身分而抵制柏林奧運，但歷史洪流中，能記得他的，又有多少？

類似情境下，2022年北京冬奧雙金得主、德國的無舵雪橇選手蓋森伯格（Natalie Geisenberger）表示，選手在杯葛與參賽之間的夾縫中是十分無奈的。她了解中國的人權現況，她也知道一旦到了北京，其言論與人身自由都將受限，但就算她選擇抵制了，放棄可預見的獎牌與榮耀，那麼「出賽名單上總會出現另一個名字，這無法改變任何事情。」

確實如此，如同工運中出現「工賊」（strikebreaker）破壞罷工力道一般，除非國際體壇所有利害關係者齊一戰線，否則，這參賽與否的道德重擔還是會很不公平地落在個別運動員身上。

要避免這樣的困境，最關鍵的仍在於釜底抽薪──IOC等國際運動組織，能否在決定主辦權時，抵抗來自極權國家各項看似優渥條件的誘惑，將民主、人權等議題以及各國國內民意支持與否納入決策的考量，避免讓運動員陷入個人權益與國家意識形態之爭。

這點尤其困難，但卻很重要。近來民主諸國的市民社會，都已洞悉了過往主辦超大型賽事所可能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困境，因此若透過公投方式議決是否主辦，多半都會遭到否決。

歐美各國針對2022年與2026年冬季奧運申辦與否的8次公投中，僅有挪威奧斯陸獲得公投過半的結果，但最終也在政權交替以及相關經費未獲議會通過等因素下，退出該屆奧會的申辦。

然而最大的挑戰在於，極權國家是根本不存在著公投這玩意兒的，在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不斷否決的同時，那些國家卻亟欲透過運動來洗白自身形象或轉移國內問題的注意力，造成2022年冬季奧運只能在中國與哈薩克兩個獨裁國家之間擇一的困境，也就是奧運史學家麥克阿倫（John MacAloon）所稱的「惡魔抉擇」（devil’s alternative）。國際運動組織在面對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對於運動賽會的態度此消彼漲之際，必須要有更堅定的立場。

這波對俄羅斯的制裁中，英國採取最嚴格標準，連俄羅斯公民都遭列入制裁對象；但即便是英國體壇史，對於相關爭議的處理，其實也充滿不確定性與多重標準。早在一個世紀之前的政治與運動相涉之時，英國就曾有類似的反應。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1920年，英格蘭就拒絕與引戰國在足球場上交手、甚至拒絕承認他們的會員身分，最後憤而退出國際足總。直至1924年方才重返（後又因職業、業餘之爭於1928年再度退出，二戰後才又加入至今）。1980年莫斯科奧運，英國奧會並不理會美國卡特與英國柴契爾政府因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的抵制呼籲，反倒堅持自己的獨立性，馬術、曲棍球、帆船及射擊決定杯葛，但其他項目則以奧運會旗與會歌替代英國國旗、國歌的方式，參加該屆賽會。

在當前國際氛圍中，制裁程度多少也反映了不同的國際運動組織看待運動員與國家機器間的關係。英國認為，上至俄羅斯寡頭阿布拉莫維奇一手打造的英超豪門，下至俄羅斯個別運動員如梅德維迪夫，都是普丁政權所統御的宣傳機器；這兩人雖然看似都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被波及的連帶損害，但程度卻又該有所差別才是。阿布拉莫維奇的寡頭利益與普丁政權關係緊密，因此受到制裁堪稱合理；但類似他的其他中東、中國等專制政權下所獲益的財團所擁有的足球隊，英國政府是否又能以相同標準對待？

其他各運動組織多半寬以待個別運動員，嚴以待團隊運動，就是因為當中團隊運動和個人運動存在著國族認同成色的差異。梅德維迪夫等在內的俄羅斯與白羅斯運動員，每個人與該國政府的關係有所不同，若因簽署反普丁、反入侵烏克蘭宣言才獲准參賽，是否又會危及他們自身甚至在國內家人的安全？一連串難以回答的問題，在在凸顯運動與政治的難解習題。

運動與國族的結合並非歷史的必然，只是自1896年現代奧運起始後，成為國族的人造附帶品，運動（員）既從政府得到養分，在國與國的衝突中，也宿命般地成為連帶損害的犧牲者。不論是歐文斯看似相對主動的選擇參加柏林奧運，或是梅德維迪夫被動地被溫網排除在外，運動員在此間的能動性都極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