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導者》在〈金馬獎一甲子：華語電影的板塊位移與台灣的新座標〉一文的解析，可知金馬獎作為華語電影業界最具影響力與代表性的電影獎之一，其執委會很早就意識到不能只有做每年一次性的頒獎典禮，更要打造完整的產業生態系，推廣電影並培育人才，因此，陸續舉辦創投會議、金馬電影學院等。此外，金馬獎也大力鼓勵優秀的新導演，特別是為電影產業原本尚未蓬勃發展起來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創作者打開一扇窗戶，讓他們看見希望、得到展演的舞台，同時藉此為華語電影帶來更多元的觀點。

在這樣的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政策下，十幾年來有許多傑出的東南亞電影人才或作品在金馬獎發光發熱，2024年上映的電影《白衣蒼狗》就是最新的事例。它是台灣與新加坡、法國跨國合製的作品，由導演曾威量、尹又巧共同執導。曾威量出生於新加坡，曾是金馬電影學院學員，尹又巧則是小公園映畫有限公司創辦人。在第61屆金馬獎中，這部電影總共入圍7項大獎，最後獲頒最佳新導演獎，可說是金馬電影學院培育人才開花結果之一。

關於台灣社會的包容性、對創作者的獎掖，曾威量在頒獎典禮上感性地指出：「我還有一段很特別必須要講的經歷是來自金馬學院，侯孝賢、廖慶松老師給了我非常大轉機，在創作路上。我想把獎獻給新電影每一位前輩，你們的赤誠，你們對電影創作付出的一切，跨越時空，封存在影像裡頭，撼動了在南洋的我，帶領我來到這塊島嶼創作。」

由於從新加坡來台的離鄉背井經驗，讓曾對於移民、移工議題特別關注。《白衣蒼狗》講述泰國移工悟姆（萬洛・隆甘迦［Wanlop Rungkumjad］飾）為養家來台工作，卻因故成為非法兼職看護。悟姆在偏鄉地區為無法負擔全職看護的家庭提供照護服務，儘管未受過專業訓練，對病患卻極具耐心與同理心。電影一開場悟姆為梅姨（陸弈靜飾）罹患腦性麻痺、無法自理生活的兒子阿輝擦拭沾染糞便的身體那一幕，儘管極不討喜，卻也充分傳達出悟姆對工作的熟練與用心。

梅姨本身罹患糖尿病，又老又病的情況下，已無力照顧阿輝，原本打算送安養中心，在阿輝極力地抗拒下，只好放棄這個念頭。但自己一天天老去，在生活困頓與現實殘酷下，梅姨四顧茫然，把心一狠，只盼望悟姆能協助阿輝了結此生。悟姆百般不願，向工頭阿興（洪瑜鴻［春風］飾）表明不願意再擔任梅姨一家的照顧者，轉而接下同是逃逸移工卻罹病的英德莉原本工作，負責看護一個靠著插管維生、已呈植物人狀態的老婆婆。

在從事看護工作的同時，悟姆被阿興指派為副手，負責管理、監督其他逃逸的外籍移工。然而，由於阿興積欠薪水數週，導致人心動盪，面對同事的猜忌和指責，悟姆無從訴說。在這群曾經同甘共苦，分別來自越南、菲律賓與印尼的外籍移工不斷求去的情況下，儘管內心充滿掙扎，悟姆仍隨著阿興去接運一批由老闆德哥（陳文彬飾）所安排，假觀光之名、實際上是意欲非法來台工作的移工。

只是，隨著老婆婆病危而被緊急送醫的事故，不僅公權力部門介入，悟姆還因此遭阿興痛打了一頓。在走投無路之際，悟姆投靠梅姨。看著梅姨健康持續地惡化，悟姆深刻意識到梅姨所面臨的困境，衰老、病痛纏身的她已無力再照顧阿輝。悟姆陷入了道德困境，究竟該不該協助阿輝上路？他要如何做出這個艱難的選擇？

2025年2月我與導演曾威量一起參與「金馬✕威秀聯名影廳」映後座談時，曾威量表示這部電影取材自他舅舅一家的真實經歷，同時也參考了自身在新加坡照顧母親的經驗，加上導演的社會觀察及與其他移民護工的交流。而將劇情設定在台灣的偏鄉地區，是因為他觀察到偏鄉缺乏醫療資源，出現依賴非法看護移工的需求。

曾威量曾在接受訪談時表示自己是一個非常失敗的看護者，發現生命裡面從來沒有一段時間可以讓一個人學習，準備如何去照顧另一個人。近年來因為照顧疲累而發生的「照顧殺人」事件頻傳，在多數人的認知中，既然是照顧者身心俱疲而發生憾事，想必是「照顧愈久愈可能發生」。實則，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廖建瑜、法官助理陳佾庭所共同發表的〈「照顧殺人」案件判決分析與法官量刑盲點及展望〉一文，卻告訴我們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這篇搜尋、整理自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法官版刑事類裁判書的結果，可知台灣社會自2000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總計發生62件「照顧殺人」的個案；經爬梳、整理與歸類後，發現照顧者第一年因照顧壓力而產生殺人動機的，共有17件，占全體比例最高。因此，從判決個案分析結果，顯示照顧者的壓力並非單純從照顧天數客觀的量來看，更應從照顧者對於突發的照顧負擔，也就是主觀上質的精神承受力來加以衡量。

由此可知，如何讓可能的照顧者預習、模擬未來有可能需要面對的照顧情境，或許是提升其照顧精神承受力的重要解方。就此，作家朱宥勳在《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一書曾提及：「文學或許無法解決生命困境，但它就像某種『經驗模擬器』，可以讓讀者提前經歷還沒降臨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並且在一種相對受到控制的安全環境裡，體會他人已經驗過的思索和判斷」、「故事成為一個巨大的經驗模擬器，我們可能沒有機會經歷那些情境，但故事帶我們走一遭，讓我們透過角色來『預習』」。

我在映後座談會與談時提及，從事審判，當然不希望被罵是「恐龍法官」，說我們缺乏社會經驗；問題是：再怎麼厲害的人，人生閱歷總是有限。我將作家朱宥勳的論點加以推演，表示小說、戲劇、電影等作品都是用「故事」來吸引、感動人們，是最好的「經驗模擬器」。戲劇、電影在製播前會作田野調查，或來自編劇、導演們的親身經驗，因此，多閱讀、旅行或欣賞影劇，就可以讓自己對人性有更多的理解，並有些人生智慧的積累。

以我觀看《白衣蒼狗》的經驗為例，雖然金馬影展承辦人事先表示在導演的刻意安排下，這部影片的光線設計極為昏暗，透過線上連結觀看可能無法呈現最佳效果，可以安排金馬試片室的大銀幕放映，供與談人更清楚地體驗影片細節，但我因為工作忙碌的關係，只能透過線上連結，反覆觀賞。

當我在家使用平板電腦第一次觀看，看到悟姆前往老婆婆家幫忙看護，離開前卻要被搜身時，身為審判者的直覺反應，我以為是警察抓到他了，但其實是雇主對他的不信任，基於「防賊」的心態，每次結束工作離開前必須加以搜身；當悟姆在屋內照顧老婆婆時，房門卻被雇主反鎖起來，以致前來緊急救護的人員不得其門而入。這些情節都來自導演的親身經驗改編而成。

導演將這些經歷或田調所得拍攝成影像，觀眾們即得以瞭解當家人病倒、年老時可能的需求或需要做的安排，並知悉外籍移工來到陌生國度可能遭遇的真實處境。而影片中一大群外籍人士來台灣觀光，竟然在走出飯店後，隨即被德哥安排的阿興、悟姆等人給帶走的這一幕，曾威量說這是2018年間發生在高雄的真實事例。

以上種種，編劇、導演融合真實、虛構，藉由影像說故事，確實是人們最好的「經驗模擬器」。

不過，審判最重視事實、證據，電影美學則強調蒙太奇、意境，兩者重點不同。例如：英德莉生什麼病、怎麼死？涉及有無遺棄致死、遺棄屍體等問題；阿輝是否知悉母親要悟姆讓他死？他有沒有同意？涉及的是殺人還是加工自殺罪的不同判定。此外，從悟姆第一次聽聞梅姨的哀求而轉身離開，到他看清老弱病殘母子的困境而勉予同意，這告訴我們這類案件進到法院後，司法人員不能去脈絡化，罔顧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只看到最後結果，而要注意到悟姆所處的情境脈絡與心態轉折。

這部電影讓我聯想到侯孝賢式的藝術電影，也就是並不仰賴故事的強烈戲劇性、不著重曲折離奇的布局，或意料之外的峰迴路轉戲劇發展；而是藉由真切的寫實處理方法（選角、語言、題材），塑造出一群平凡、真實而又失落的小人物，在視覺與聲音的運用下，含蓄又精準地點出社會重大議題並加以批判，建立出一種純屬電影的寫實風格，挖掘出許多人文傳統、溫暖的情感及人與環境的關係，並讓閱聽者洞悉到善、惡的曖昧兩面性。

誠如論者所指出的，《白衣蒼狗》是一部用了很多長鏡頭的「緩慢電影」，寧靜、言語不多、高度仰賴演員「眼神」的表演，導演又刻意用微弱光源拍攝，以隱喻不見天日的人生處境，得以讓觀眾們去細細感受老、病、殘、困的生命艱難。整部電影的外景鏡頭，都是盡量選用陽光少的偏鄉、林道間進行拍攝，這種「陰沉、嚴肅的電影，畫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感基調，體現了「痛苦與傷感的禪境」，透過悟姆來深刻捕捉失聯移工所面臨的絕望與剝削。

日本原本極度排外，卻因少子化、老年社會來臨所面臨的缺工現象而改弦更張，改為願意提供移工居留權的政策；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則是一上任，就大規模遣送非法入境或逾期居留的移民。這說明經濟較為發達的社會，都面臨如何因應移工需求所產生的難題。在我看來，只要將片中那群外籍人士在走出飯店後，隨即被阿興、悟姆等人給帶走這一幕中「高雄富野度假飯店」的招牌拿掉，即可彰顯這是目前世界上許多地區遇到的共通性問題。因此，在看了三遍的過程中，除了欣賞其寫實風格之外，每多看一遍，便更覺得其寓意深遠。

片中原本由英德莉照顧、後來由悟姆接手的老婆婆，或是梅姨及她的兒子阿輝，他們都是國家長照制度裡該被服務的對象，卻不知是因為偏鄉醫療缺乏還是其他因素，她們似乎成為被國家遺忘的人。我曾經承審過一件父親將自己親手照顧50年、罹患腦性麻痺的女兒殺死的兇殺案，這位父親的困境正如片中的梅姨一樣、無奈、孤立無援。尤其台灣從今年（2025）開始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所面臨老弱病殘的長照需求，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再者，如果悟姆應梅姨的央求，最終協助阿輝安樂死，按照現行法制，當然涉及犯罪。悟姆的狀況類似我在〈殺人凶手或救世主？從《失控的照護》看見長照殺人者的罪責與艱難〉一文中所介紹的照顧服務員斯波宗典（松山研一飾）的情況，斯波宗典所提的「為了家人，難道就應該地獄般地生活？」等語，正是梅姨的困境，這都讓我們看見長照殺人者的罪責與艱難。

鑑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適用範圍極窄，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立法院又制定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不過，即便依照《病人自主權利法》，事先透過「預立醫療決定」來表達、安排一旦未來「符合特定臨床條件」情況下的醫療規劃、善終意願，但類似阿輝的案例，仍不符合安樂死或所謂尊嚴死的要件。因為「阿輝」既不是末期病人，也沒有處於不可逆轉的昏迷、永久植物人或極重度失智等狀態，反而是片中的老婆婆才符合前述要件。

有關是否容許安樂死或尊嚴死，是當代社會各國所面臨的共通性難題之一，在台灣社會也歷經數十年的討論與爭辯，各方意見紛陳。這裡僅引用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薛智仁在〈參與被害人自我危害之結果歸責〉一文的論點，代表我的立場。他指出：

「憲法秩序將人理解為具有自主決定與自我負責能力的人格體，個人如何看待生命的意義，是否或基於何種理由終結自己的生命，應該交給個人依其主觀的確信來決定。為了確保個人能夠依其自我圖像來支配自己，個人應被賦予自主死亡權，保障其親自終結自己的生命，以及接受他人協助自己死亡的可能性。」

最後，儘管目前已有超過80萬名的外籍移工遍布在台灣的各個角落，在3K（危險、辛苦、骯髒）行業、政府重大公共工程與家庭看護等部門服務，成為支撐台灣社會經濟運作的重要力量，但我們似乎仍「看不見」，不了解這群外籍移工怎麼生活、面臨什麼樣的困境。對於這群「他者」，多數的我們可能只注意到新聞媒體不斷報導台灣有很多逃逸或漂浪的外籍移工，對社會治安造成重大危害。

看了導演蔡崇隆所拍攝的紀錄片《九槍》，就可以發現失聯越南籍移工阮國非遭警方連開九槍、從中槍後至救護車到場救護的半小時過程中，阮國非像獵物般被對待著，執法者、圍觀民眾無所作為，任由他在地上哀嚎、匍匐直到斷氣。對於這種嚴重違反人道精神的情形，蔡崇隆的觀察是：

「那些人對移工的一種心態，你說漠視、歧視、無視都可以，但你說就是這幾個人特別有問題嗎？好像不是，那是一個台灣社會的集體心理狀態。」

為何會有這樣的集體心理狀態？這是一道難解的社會文化問題。有人說貧窮會限制人們的想像力，其實知識與閱歷更會限制人們的視野、看待問題的角度。我是直到看了《報導者》的專題報導〈中央山脈裡，那些扎了根的移工家庭〉，才知道台灣竟然有一個農業聚落，住著3,000名左右的失聯移工，與當地農民、社區、產業互依共存，勞工、雇主與移工同鄉組成互助網。或許這就是真實版的《白衣蒼狗》場景。

《白衣蒼狗》是一部專注於社會議題、近似「紀錄片與非常寫實的劇情片」的作品，看不到娛樂性或商業性的內容，二位導演的創作過程想必沉重、孤獨。而無論是出自老子《道德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中文片名，還是英文片名《Mongrel》（混種狗、雜種狗），想要表達的意喻都極為深遠，卻可能不敵片商的市場考量。不過，正如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所說「理想的話，透過獎勵，拔擢激化創意源頭；若談現實，至少也得無畏反映世間美醜」，因為有了電影獎的鼓勵，我們才可以看到一部部這類剖析人性掙扎與生存權利的好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