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被酒精綑綁，一個鐘頭不想它，但過一陣子癮就來！」53歲的阿正（化名）曾是知名飯店廚師，燒得一手好上海菜，卻長期沉淪在酒精裡，屢屢跟家人發生爭執，不但失去了工作，更兩次酒駕被抓，服勞役、繳罰金也無法阻止他繼續喝酒。「我跟自己說：不要去碰、不要去碰，但做不到！最後喝到沒錢，便利超商賣的25塊料理米酒也好。」

3年前，在家人建議下，阿正到北部知名的戒酒村「亞杜蘭」進行一年半的戒酒。靠著福音戒酒的模式，看似快要成功之際，隨著父親離世、找工作不順利，心情不好下再碰了酒精，戒酒之路前功盡棄。在一場朋友邀請的酒攤後，遭警察臨檢攔下，又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沒收入的阿正，只好透過分期付款才繳清高額酒駕罰款，還必須到交通監理站進行6小時的「酒駕防制教育課程」（後稱酒駕防制講習）。課堂上將近60個人因酒駕遭逮的人跟著阿正一起坐在教室內，這些課程包含道路交通法規、酒駕生命教育還有減害飲酒專案的衛教師，說明酒精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減害飲酒專案心理師葉子菁在課堂最後的酒癮評估中，注意到阿正狀況已達到「酒精使用障礙症」（或稱酒精使用疾患、Alcohol Use Disorder [AUD]，也就是俗稱的酒癮）程度，特別對阿正進行酒癮諮詢，最後建議阿正進一步到醫院進行酒癮治療，才終於解決他不斷飲酒的狀況。

近年來撻伐酒駕者的聲浪高漲，每當有酒駕撞死人的新聞出現，社會譁然的同時，總會檢討罰責過輕；只是，無論從罰鍰加重到同行者連坐處罰，嚴刑峻罰雖讓酒駕人數雖逐年減少，累犯占比卻逐漸升高。根據交通部統計，2021年酒駕累犯比例達4成6，將近每2人酒駕者中就有1人是累犯。

今年（2022）3月底上路的酒駕加嚴新制，包括10年內二度酒駕再犯者，將公布違規人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然而在成癮治療的醫師眼中，若到了罰不怕也要繼續喝的情況，就可能涉及到心理與生理因素，甚至已經有成癮狀況。

事實上，根據研究，被臨檢測出一次酒駕的行為人中有26.4%有酒癮，若行為人酒駕已經達4次以上，確診為酒癮者的比例高達88.2%，顯示酒駕累犯確實存在酒癮問題。

長期負責監理業務、今年3月剛退休的板橋監理站站長王梅香發現，酒駕者需要進一步的幫助。她回憶，有一次辦理的酒駕防制講習中，一名累犯者主動向她表示，自己長期失眠，晚上需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每次喝酒後又因情緒失控，讓整個家庭陷入危機。由於妻子剛生了一個小孩，很想解決酒癮問題來挽救整個家庭，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讓王梅香思考，如何多救一個是一個？於是板橋監理站首度與馬偕醫院合作，在2019年4月開始，設置全台監理站第一座「酒精知識諮詢關懷櫃檯」（又稱酒癮諮詢轉介櫃檯），透過酒駕防制講習課程中的「減害飲酒專案」心理師，讓每位上課的酒駕者進行問卷評估，有酒癮疑慮者，可再進一步到醫院進行積極治療，真正解決根本問題。

這項主動出擊進行「酒癮諮詢」的方式，已經成為馬偕醫院戒酒特別門診患者的主要轉介來源。2021年，來自監理單位就轉介將近四分之一的酒癮患者，馬偕醫院酒癮治療團隊也在2021年1月提出相關研究，發現監理站酒駕班的學員超過8成有潛在問題性飲酒，需要進一步治療。

從事交通監理工作將近40年的王梅香，看到因酒駕來上課的人很多都是藍領階級，經濟不好又要背負罰款。要怎麼幫助他們離開酒精？王梅香直指癥結：「執法人員（警察）取締酒駕有績效壓力，績效要求多少就抓多少；交通部只管裁罰，來到監理站又只負責講習上課，這個酒駕防制就是一個點、一個點，卻沒有連成線。」

她也發現，這些民眾來參加酒駕防制講習的時候，就是戒酒動機最高的時間點：「他們那時候保持清醒，又接收到心理師與跟許多酒害相關知識，比較容易接受。」王梅香統計後發現，櫃檯設立後6個月內願意接受酒癮諮詢的人，較前一年同期（彼時沒有設立諮詢櫃檯）增加了127人，其中117人繼續到醫院進行治療，成功率高達93％，比之前僅有10%成功轉介率，成效大大提升。

但她向上級提出設立酒癮諮詢櫃檯後的成效報告，卻沒有下文，目前僅有板橋與北市八德兩個監理站設有酒癮諮詢櫃檯，並未推廣到全國，讓她非常感嘆：「沒看到水的漣漪出來。」

監理所酒癮諮詢櫃檯像一盞小燭火，照見台灣一群未被看見的酒癮者。但王梅香的感慨也直指出，台灣社會對酒癮治療仍然不夠積極、重視。

如阿正般遭酒精綁架的人普遍存在。根據2014年一份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研究指出，全台約有2%～5％的成年人、即推估全台30～80萬人患有AUD；而據馬偕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方俊凱估算，每年約千人左右進行酒癮治療──數十萬與一千的巨大差距，正顯示出未來台灣酒癮治療之路有多漫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任黃名琪說：「要讓大家知道喝酒這個問題很大！」然而，台灣喝酒的人雖多，但絕大多數搞不清楚什麼程度算是有AUD？甚至明明已知有AUD卻不肯承認，「缺乏病識感」是酒癮治療的第一大障礙。

黃名琪統計，在綜合醫院就診個案大概每5個就有1個具有AUD，酒精使用障礙症造成的全身疾病問題很多，但是大家寧可去看全身疾病，而不願面對酒精使用障礙症帶來的問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已有酒精使用障礙。」

雖然，AUD有輕、中、重度之分，但「酒害」卻不分軒輊，甚至來自輕、中度者更多。黃名琪強調：「酒害大部分來自輕度、中度的AUD患者。」她解釋，有酒精依賴的重度AUD患者，已經出現身體健康問題，酒害也許只發生在他們身上；但有很多輕度或是問題性飲酒的人，卻大量造成酒駕、酒後跌倒和打架等問題，增加很大的社會成本，對他人的酒害問題也最為嚴重，「他們比較容易輕忽自己喝酒造成的問題。」

方俊凱是台灣酒癮治療先行者，投入這領域長達21年，面對患者普遍沒有病識感現象，他學會先從患者關心的身體健康切入：

「跟患者說你是酒鬼、有酒癮，病人的抗拒性很大；可是跟他說你喝到身體有問題了，他會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時，就接受就較高。」

除了面對沒有病識感患者外，方俊凱一路走來也親身體驗酒癮治療在台灣發展的諸多問題。

2001年，方俊凱剛升任馬偕醫院主治醫師時，發現不管哪一科，對酒癮病人都非常排斥，覺得這類人難搞也治不好，到急診就醫時多半是喝醉發酒瘋的情況，「所以當時沒有人想投入這一塊。」

方俊凱興致勃勃選擇新領域投入，先以精神科下的「特別門診」在醫院開展酒癮治療。他回憶當時酒癮治療常常失敗，原因在於早期觀念是要「全戒」才叫做成功，很多人沒有意願走到最後，讓戒酒成功率一直高不起來，也讓他與酒癮治療的醫師們非常氣餒。

後來方俊凱發現，酒不是非法毒品，治療無法一刀切割；再來他認為，酒在台灣文化裡有特殊性，生活中的婚喪喜慶都會喝酒，「快樂也喝酒、難過也喝酒！」最後他把策略定在將酒量降到一定程度，不要因為喝酒導致健康問題，這樣的戒酒接受度才慢慢變高，病人也願意留下來。但那時仍是單打獨鬥，還沒有個案管理師的協助。

直到2006年，當時的衛生署讓戒酒者有一年4萬元補助，但這補助費用不是直接用在病人身上，而是給醫院做治療，方俊凱就開始加入個案管理師的模式，透過追蹤酒癮者個案，給予不同的治療與支持方式；個案管理師更成為醫病溝通的橋梁，治療成效有很大的改善。

方俊凱回憶，當時尚未升格的台北縣政府看到專案績效很好，於是在2007年配合衛生署外更加碼編經費，「甚至動預備金來做這個事情」，引進諮商心理師、社工師一起做個案管理工作，除了藥物治療也加上心理支持，最後因應每人不同狀況還發展出個人的飲酒建議。

2015年，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建置酒癮醫療網絡，不只是醫療端，更納入司法、交通端，讓有酒癮問題的人，能夠轉介進入醫療體系得到治療，啟動「酒癮戒治計畫」。

方俊凱指出，最早計畫名稱是「酒癮戒治服務方案」，像戒毒一樣看待，但其實並不符合台灣對喝酒較寬鬆的社會文化；經過討論，後來改名成「建構問題性飲酒與酒癮者醫療及社會復健服務模式計畫」，用社會復健的角度進行，慢慢做到飲酒減量，再恢復病人的身體健康，也提供心理上諮商的方式。從2015年9月開始到2021年，已轉介4,861人，並擴及到全台12家醫院參與。

在第一線接觸酒癮者的心理師葉子菁觀察，這些遭酒精控制的人，常出現「矛盾」情緒，希望戒酒，但又經不起誘惑。「他們希望有東西（醫生、藥或是治療）可以立刻幫助他們離開酒精，但不知道酒癮治療要一步一步來，過程中只要有環境的誘惑，就容易影響他們戒酒的決心，因此很多人就『失聯』了。」

因此戒酒需要多管齊下，除了藥物治療外，心理諮商，乃至於後續的家庭、社會的持續支持也是關鍵。雖然，這幾年因為酒駕累犯問題讓台灣開始正視酒害，但長期資源不足的病灶無法立即改善，留待許多困難要一一克服。

直到2019年，衛福部食藥署才核准兩款「納曲酮」（Naltrexone） 及「阿坎酸」（Acamprosate）口服藥物用於治療酒癮，從更有效的藥物機制去治療，才讓病人與醫生看到更立即的效果。

另外，酒癮治療缺乏臨床診療指引（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方俊凱舉例，如治療癌症，到台北醫學中心和高雄醫學中心，基本上沒有太大差別，標準化作業很像，「可是治療酒癮卻不一定。」

像是喝酒造成的共病性（comorbidity），如產生憂鬱症、焦慮症或失眠，可透過精神科醫師開藥，可是酒癮造成的心理問題該找誰談？是否真的有心理師或社工師接手？醫院的個案管理體系有無銜接？後面的醫療服務體制，各家醫院資質不齊。回到問題發生點，方俊凱直指原因：

「酒癮治療在健保裡面是沒有給付，醫院不願意去做，（醫院）又何必要花錢在這方面？」

方俊凱指出，現在大家普遍想法仍停留在喝酒就是要自費戒癮，而沒有從公衛角度思考，無法發展出高品質的戒酒服務，也會跟其他疾病的醫療品質出現明顯落差，落後其他科別的醫療水準至少10年以上。

此外，酒癮治療開設在精神科下，但早些年這一科的主治醫師很少，直到近兩年新的主治醫師進來，斷層已長達10年以上。

缺人（醫師）、缺錢、缺武器外，政府的態度則是酒癮治療發展緩慢的最大原因。《報導者》調查發現，中央單位衛福部2021年編列了預算2,772萬元外，再加上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挹注215萬元，一年僅2,900多萬元投入酒癮治療，全台一年只有近1,000人可獲得酒癮治療。

「跟其他『癮』比起來，酒癮（投入經費）比例真的很少，少到嚇死人的地步。」

方俊凱指出，酒造成的社會成本很巨大，包括影響他人的酒駕肇事、酒後鬥毆、家庭暴力，再到個人的疾病如癌症治療等，最後也須健保給付，成本仍要由社會所負擔。「台灣若能在酒稅中──也不用多──拿個一億做酒害防制，就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了。」

台灣酒癮問題有多嚴重？黃名琪認為，台灣的研究少之又少，甚至政府無法掌握台灣AUD的人數，「但隨著台灣這幾年酒品銷售量不斷上升，實際酒癮者應該比2014年研究推估的80萬人還嚴重。」

在政府輕忽酒精帶來的危害之際，台灣未能在前端解有效減少酒癮者，不斷讓問題性飲酒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各政府單位從執法、律政、交通、醫療單位只能在後端疲於奔命，僅不斷地討論提高刑責，但卻忽視了付出龐大的醫療資源。

※飲酒過量，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