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平凡的一個星期三下午，《報導者》記者隨著今年40歲的張志偉一起走進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的「成癮治療」診間。就和其他門診一樣，房間裡沒什麼特別的擺設，等候他的只有與他認識超過10年的束連文醫師。

張志偉20多歲時認識了吸食海洛因的朋友，他很好奇，於是也吸了海洛因。與安非他命、搖頭丸不一樣的地方是，海洛因是許多吸毒者都流傳著「最碰不得」的藥物，因為海洛因的成癮性極高、戒斷症狀特強，價格又比較昂貴，張志偉最嚴重的時候，曾經一天花費8千元在海洛因上面。 

問題是，吸食海洛因之後那種暈陶陶的快樂無法持久，一旦成癮，就變得再也不是享受，純粹是「不吃這個東西會餓死」的止饑用途。張志偉一方面身陷其中，一方面自己也覺得這樣太可怕。走到一個臨界點，他深切感到「再這樣下去真的不行」，多方詢問下，他找到了當時在松德院區看診的束連文醫師。

從醫療的觀點出發，束連文從不使用「戒毒」這個字眼。他解釋，上癮其實是一種腦部產生改變的疾病，一旦成癮者的病理反應已經形成，便會反映在他的行為上，成為一輩子的缺陷，就像任何慢性病一樣，成癮者的病不會自己好，但可以透過治療來控制症狀，「就像我『治療』高血壓病人，不會說他是在『戒』啊！」 

那麼該怎樣治療毒癮呢？就海洛因使用者來說，必須靠著替代藥物緩和戒斷症狀，漸漸停止海洛因的使用。 

「沒有受過戒斷症狀影響的人很容易用理論去想像、判斷這件事，認為『會不舒服嘛，可是你不應該用，所以你應該忍耐。』我們很容易要求『你就是應該忍一個禮拜、應該停』，可是你有沒有想像過，忍耐一個禮拜這件事情，大概在我們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從來沒有發生過。譬如說重感冒，流鼻涕、頭痛，你會忍一個禮拜嗎？」束連文說。 

戒斷症狀到底多難耐？張志偉的太太劉怡君還在跟他交往時，看過他發作時的樣子，最後甚至得借手銬把他銬在廁所。 劉怡君說，「晚上他也沒辦法睡覺，一直掙扎，牆壁沒有東西還一直去轉，拉肚子的時候才記得起你是誰，一個晚上20幾次⋯⋯我想說以前看這個都是在電視上，演什麼古惑仔的啊，不然就是國小的時候做壁報，什麼一吸毒成千古恨，怎麼現在會碰到這個事情啊，超可怕的耶！」

束連文指出，現行的觀察勒戒所和戒治所等於就是要吸毒者忍耐，強迫收容人停止使用藥物，但停的手段如何，完全沒有談。「當然，你必須度過那個階段才有可能停，可是那個停的過程和方式是很不自然的，所以替代藥物就可以去cover這個戒斷症狀。」

其實，目前只有海洛因有替代藥物，較廣為人知的是美沙冬（Methadone），是政府全額補助的藥物，但患者必須每天到醫院才能飲用，所以若經濟能力許可，有些患者會選擇自費購買舒倍生（Suboxone），以標準劑量8毫克/1天而言，一個月大概要花4500元。這是一種必須含在嘴裡服用的舌下錠，據說很苦，但可以帶回家，每個月或每週回診時再拿下一批，方便許多。 

那其他如搖頭丸、K他命等沒有替代藥物的毒品怎麼辦呢？束連文說，治療的大原則是一樣的，就是協助重建患者的生活型態，且成癮治療一旦展開，醫師就會持續追蹤下去，就算患者的生活狀態已經穩定，他還是建議定期回診。 

在「重建患者的生活型態」這個準則之上，束連文的看診方式並不只是開藥而已，張志偉永遠記得當年第一次踏入束連文的診間，足足被問東問西長達2個小時，「好像想把我祖宗十八代都挖出來一樣」，一切只因為醫師想要了解他。 

另一位60多歲的海洛因成癮患者詹先生，談起這位治療他多年的醫師也滿是愛戴之情，「我會跟束醫師聊，很多心裡解不開的結、心事都跟他講，他很有耐心。他比我年輕，我很欽佩他。」

然而，即使在醫師的眼睛裡，成癮說穿了就是一種慢性病而已，在現今的台灣提到「吸毒」，多數人對於醫學治療的觀點還不熟悉，比較普遍的認知是勒戒所、戒治所和監獄，靠著隔離的方式逼迫收容人「戒毒」。因此，這種醫學治療的角度難免挑戰了「意志力超越一切」的論點。

但與醫師、患者一路聊下來，記者發現這兩種觀點並不完全衝突，而是互相輔佐。畢竟當初讓成癮者決定要尋求治療，以及能堅持回診到今天，一步步改變生活型態、交友環境等等的關鍵，就是一種意志力。對每個人來說，開啟意志力的契機與支撐意志力的成份各異，對於張志偉來說，是因為愛。

「我認識我太太的時候，那種要走到正常軌道的想法跟觀念很強烈，逼得我不做不行，如果我今天不走在正常軌道上面，我勢必會失去這個女朋友。簡單來說就是，她對你不離不棄，我也要對她負責。既然妳不會把我當成一般罪犯，覺得『你就是吃藥啊怎樣怎樣』，我當然就是要做好給人家看，也不能讓她丟臉啊！」 

劉怡君懷孕的時候過了一段非常難熬的日子，即使醫生說母體對孩子的影響比較大，週遭的人還是認為小孩有問題，不斷要她去做各種檢查，或在背後耳語，導致她幾乎都躲在家裡。但自從認識張志偉以後，劉怡君沒有逃，選擇承擔。而張志偉也沒有逃，他看見了她的承擔，開始承擔起她的承擔。於是每一次看診，身邊都有劉怡君陪著，是支持也是督促的力量。

如今，張志偉決定要「更上一層樓」，和醫師討論能不能連替代藥物都逐步減量？他盼望著回到最早、最早，那種不必使用任何藥物的生活。 

束連文則認為，張志偉的狀況已經穩定，有工作、家庭和小孩，也很久沒碰海洛因了，逐漸停止替代藥物純粹是劑量調整、身體適應等技術問題了，但如果一位患者近期內仍在接觸海洛因，或生活壓力大，他就不會建議停藥，因為成癮真的是非常長期的問題。 

這就能夠回應到許多人對於「替代藥物會不會成為新的一種癮」的疑惑。 

「開始用這個藥物的原因是海洛因使用行為控制不住，所以當海洛因使用行為可以控制住的時候，當然可以停。重點不是『可不可以停』，而是說你本來的問題解決了沒有？」束連文再度拈來高血壓的比喻，「就像吃高血壓的藥一樣，不是說高血壓的藥可不可以停，而是高血壓的問題解決了沒？」

訪問束連文的另一位患者詹先生時，他也不斷提到想停止使用替代藥物這件事，以及目前正在逐步減量的過程。詹先生今年60多歲，平時在貿易公司上班，看起來就跟一般中高齡男子無異，身上沒有太多東西，偏偏得帶著一個黑色小包包，裡面裝著舒倍生藥片。

「我不希望那個藥一輩子跟著我走，不想出門時還要帶著那個藥⋯⋯，」他往小包包的方向比了一比。 

至於當初為何接觸到毒品，跟詹先生高中後到了台北，迷失在繁華的西門町有關。那時候還有美軍俱樂部，他流連其中，從「入門」的紅中、白板等毒品開始吃起，漸漸地認識了他今生唯一結縭的老婆，跟著老婆吸起了海洛因。那時候的他靠著資源回收賺錢，但賺來的錢通通拿去買毒品，而在那樣的生活狀態裡，他連家都不敢回。 

最打擊他的是，與老婆結婚不到2年，老婆就因為海洛因而死。當所有事情都一件件崩壞的時刻，他坐在停屍間裡呆了3天，心裡很痛，反覆想著人生到底何以至此？ 

某次出獄後，詹先生的手上只剩3萬塊，他有一種很深刻、很深刻的感覺是──若再買下去，就永遠無法回頭了。就像許多吸毒者說的「環境很重要」，他於是搬家了，不僅轉換地址，還跟所有朋友都斷絕來往，為的就是讓自己有一天無門可循，無法再借錢買毒品來吸。同時，他前往當時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尋求束連文醫師的協助。 

到了今天，詹先生已不僅遠離海洛因，還可以計畫著如何減低替代藥物的劑量。只是一路走來，付出的代價非常高昂，「時間沒辦法回頭，這是我活到現在最大的感觸。」詹先生內心最傷的事情是，許多人再也不信任他了，就像小偷理論一樣，只要偷過一個東西，從此東西失竊，別人都會懷疑是上次那個小偷幹的。 

在詹先生的狀況裡，只要有人看到他偶爾精神不好等等，就懷疑他又吸食毒品，而他即使做到公司主管，仍然無法打入公司核心，這讓他有揮之不去的自卑感，總覺得自己「黑不黑、白不白」。他認為自己不上不下，既沒有辦法像張安樂（白狼）那樣混出個名堂，「從良」以後，又因過去的背景無法像一般人一樣。 

然而，在這些感慨背後，詹先生又過著與許多人對「吸毒者」刻板想像中差異很大的生活。即使是年輕混幫派的時候，他還是愛爬山，被問起百嶽爬過了沒有的時候，他一副翻白眼的神氣說，「我都爬兩次了！」 

在既惆悵又無法後悔的生命氛圍裡，詹先生還有夢，他還想爬喜馬拉雅山。 就跟張志偉的故事一樣，每個人都有故事。詹先生訴說的是一個「前吸毒者」的告白，而這個告白，或許可以導回束連文的理念、立委顧立雄修法的源頭。 

「如果社會觀念還是把使用毒品當成犯罪，先看犯罪，而不是先看這個人碰到的問題，這樣子的話，我們的處理永遠只是先處罰的話，只是把那個問題弄得更嚴重了以後才來面對。可是如果前面的醫療管道可以開比較寬的話，我們會有比較少的人流到犯罪跟處罰的系統。」 

束連文這樣說著，像一個既天真又實際的願望。

「我們永遠要給他機會。」準備提出修法的顧立雄也有著同樣的願望。當統計數據已證明勒戒所、戒治所和監獄無法有效解決毒品成癮問題時，在「擴大『施用毒品罪醫療前置化』修法」公聽會結束的那天，顧立雄在自己的臉書專頁上寫下這句話，希望在藥癮者被貼上「罪犯」的標籤前，暢通另一條協助管道，搶下幾個因為低潮、因為空虛或因為好奇而使用毒品的人，別讓他們只因踩空了一步，而就此萬劫不復。

而這樣的目標，其實和大多數盼望毒品問題解決的社會大眾，沒有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