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瑜娟

「我回來了！」當我還在釐清來電者是誰時，電話那頭「薛同學」既欣喜又焦急地吐出這四個字，帶著一點歷劫重生的悲壯感，讓我腦海忍不住浮現電影般的畫面──歷經太空漂流的主角終於回到地球，抱著甫脫下的氧氣罩，接受民眾的熱烈歡迎。

不過，45歲的「薛同學」既不是我同學，也不是太空英雄，他從一個無法漂流的地方回來，而在接到這通電話前，我們只認識了一個多禮拜。

一個禮拜前，我和同事參訪了有「天下第一戒毒村」之稱的台南明德戒治分監。這個專為毒品犯設立的監所遠離市區，受刑人住在被山環抱的小木屋舍房裡，睡的是上下舖而非地板，比起一般監獄，生活品質好了很多。戒治分監更以教誨課程取代一般監獄的工場作業，讓受刑人多了許多真正和教誨志工對話的機會，不過這個分監並不是每個毒品犯都進得去，只有刑期6年以下、身體健康且無重大違規紀錄者才有資格申請，最多收容240人。

當時，一身素色囚服的薛同學被幾位長官拎到我面前，一坐下來，我先問了他的本名，他有些疑惑地看著我、怯生生地猶豫著該不該說時，一旁的長官連忙說：「你寫『薛同學』就好！」結束訪談時，我留了名片並握了握他的手，當時心裡閃過「這張名片對他有意義嗎？」這個念頭，萬萬沒想到短短一個禮拜後會接到他的電話，見證他重返自由。

獲假釋資格出獄的薛同學在哥哥的薑母鴨店工作。當我們抵達店裡，穿著便服的薛同學直挺挺地站在店門口，起初我們並沒認出他來，還客套地問：「請問薛同學在嗎？」當他挺直腰桿答「我就是」時，我們才從如炬的目光及鷹勾鼻認出他來；事實上，他的五官相貌和印象中並無二致，和獄中不同只有穿著，還有一股先前沒有的自在灑脫感。 

「謝謝你們照顧我弟弟。」雖然我們實在沒有值得感激之處，薛同學的哥哥阿忠一坐下來就舉杯向我們道謝。而說起什麼時候發現弟弟開始吸毒，阿忠用食指及拇指比出一個堪比百科全書的厚度，誇張地說：「吼！10幾歲到現在，他紀錄都這麼厚一疊了！你現在問我怎麼講？」

阿忠的話並非誇飾。生長在一個有10個小孩、父母忙於工作的大家庭中，薛家的小孩從小就必須自己照顧自己，薛同學認為家裡缺乏溫暖而成天向外跑，國小畢業就進入夜總會工作，因而染上了毒癮，而從14歲因竊盜罪進入少年觀護所開始，薛同學的人生開始頻繁進出監獄，4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20多年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好幾次在獄中決心要戒毒，出獄後卻又控制不了自己，只能過著不斷循環的日子。

上一次假釋時，薛同學罹患了口腔癌三期，開完刀後醫生一句「還會再復發」讓他認定自己已經是個「沒希望的人」，出院後隨即開始使用毒品，在自暴自棄的情況下，薛同學很快又回到了監獄，一直到踏入戒治分監的那一天，幾乎已放棄自己的他才重新被拉了回來。

剛抵達戒治分監的那晚，薛同學獨自坐在舍房門口想事情，一位巡夜的主任正好經過，見了薛同學便問他移監來這裡的感覺是什麼。「我從以前到現在我關差不多快20年，那在這一段期間，我從來沒有遇到過說主動關心一個受刑人⋯⋯講實在的，我都家裡快要放棄的人了，竟然還有一個職員來關心快要被放棄的人！他只要稍微關心，給我的感覺就很溫馨。」

雖然進到明德戒治分監後，薛同學知道自己應該要戒毒，但在分監的前1、2年，「出去後馬上再找毒品來吸食」的念頭仍然揮之不去，真正讓他打消再碰毒品念頭的是一位慈濟的師姐。 

「她突然跟我講了一句話讓我很感動，因為這句話可能在我小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聽家裡的人跟我講過，她就像我的媽媽、就像我們的姊姊一樣，她只講了她會愛我們，就是這句話讓我很感動，那個時候眼淚都快掉下來了。我那時候就覺得我出去一定要重新改變我自己的人生，那個時候以後，我對毒品的念頭就不見了。」 

薛同學提及的兩個轉捩點，或許對當事人來說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卻被薛同學牢牢地放在心上。對他來說，戒治分監的教誨方式跟一般監獄很不同，才讓他有機會遇到不一樣的管理人員及教誨志工，讓他能感受到被在乎、被尊重，也才找回了活下去的希望。 

出獄那天，他原本還擔心著家裡會不會沒人願意理他，結果分散各地的兄弟姊妹都特地跑來為他接風，而他心心念念的慈濟師兄姐們也將在近日來拜訪。得到這麼多的支持，薛同學像是為了回應期待般，絲毫不敢怠惰地在哥哥的薑母鴨店幫忙，而哥哥阿忠在一旁看著他送菜、招呼客人、結帳的模樣，忍不住嘆息，「這次感覺真的有差。」

但阿忠說完，仍不忘加上一句但書：「以後不曉得啦！」當我們問薛同學是否能在報導裡放正面照片，他也有些為難地說：「我好當然是很好，但假如不好，我怕會影響哥哥的店⋯⋯」他說，被關過的人很害怕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孤獨就容易胡思亂想。或許這就是每個更生人的必經之路，即使意志再堅強，仍舊時時擔心著哪天不小心又陷落了？

訪問的結尾，我用假設性的問題請他比較過去待過的幾所監獄哪所比較好，以及如果可以，想選哪所監獄？他沉思了半晌，露出為難的笑容對我說：「我可不可以都不要選，現在真的都不想了。」

本來以為他會回答戒治分監，看來，監獄畢竟是監獄。我開始為自己提出的假設性問題感到抱歉。想起他打給我的那通電話，話筒那端高喊「我回來了」時，其實我愣了一下，硬生生把原先要衝出口的「你出來了？」問句吞了回去，改成：「你回來了？」

是的，其實他一直屬於這裡，他告訴我他叫薛金發，而不是薛同學，他終於回來了。

文／王立柔

這段日子以來，我們訪問到的更生人分為兩種，一種是曾吸毒的，一種是不曾吸毒的。我們發現，不只是一般民眾對吸毒者的道德批判非常強烈，連沒有吸毒的更生人也看不起吸毒犯，他們認為吸毒是「沒有自制力」的行為，非常不入流。 

犯罪亦有階級，吸毒犯的地位頗低，監所關注小組成員陳惠敏說，即使對殺人者，就算是無差別殺人者，大家都不會認為毫無理由，「我們會問他動機，有一個他小時候是不是怎樣怎樣的想像，對於用藥者卻非常去脈絡化，頂多說他意志力薄弱、誤交損友，都是對人格的審判。」 

受到這麼強烈的負面觀感，我們訪問的3位「前」吸毒者反而表示可以理解，他們推論說，這可能跟吸毒案件有時連結到其他犯罪有關。

「我們可以為了錢做很多事情，只要能弄到錢都可以做。」曾經吸毒近10年的周宜賢最初很享受毒品帶來的幻覺和自由感，最後卻因為抗藥性的緣故，完全得不到快意，反而時常浸淫在沒錢買藥的恐懼，「只要快沒藥了，我就要開始想等一下又要去騙誰，等一下要去搶誰？每天就在這種狀態裡面。」 

他可以理解為什麼新聞上有吸毒犯搶不到幾百塊，一瞬之間抓了狂，掄起刀子就殺人了。很多由吸毒衍生的案件，其實都是因為需要錢，他窩過那個著魔似的位置，「連家人看了都會怕」，勒戒所對他來說也沒什麼用處。 

「我在勒戒所待了40幾天，精神醫師大概會打3次分數，每個禮拜一次。那個制度沒有用，只是空談，他會問我們要不要開一些藥，安寧、抗躁鬱的，但大家都很聰明，老鳥會教菜鳥千萬別說需要，那代表還有毒癮。」 

「我們那時都是早上6點多起床，吃早餐，打掃，接著靜坐3堂課，吃午餐，午休，再靜坐兩堂，下午3、4點輪流洗澡，吃晚餐時洗衣服和晾衣服，晚上再靜坐兩堂，晚上8點以後才可以自由時間，寫信看書什麼的。靜坐時很無聊，就是坐在那裡放佛經。」 

另一位有吸毒前科的王勝得發出同樣心聲，「勒戒所根本談不上什麼方法，還不就是以犯人方式對待我們，對外粉飾太平，說是有心理輔導、上課⋯⋯但只不過是身體上一個戒斷而已啊，環境沒辦法接觸到，可是打從心裡沒得到一個解決方法。吸毒是內在出了問題，才會往外找尋。」 

勒戒所和監獄，是吸毒三部曲的頭跟尾。《毒品危害防制條例》1998年通過，取代舊的《肅清煙毒條例》，意味著政府將使用毒品者認定為「病犯」，顧名思義是「病人」及「犯人」的雙重身分，吸毒遭查獲後，會先到「勒戒所」進行觀察勒戒，如果被判定有繼續施用的傾向，就會被裁定入「戒治所」強制戒治。若戒治之後抓到再犯，下一步往往就是「監獄」了。

事實上，監獄裡關最多的其實不是殺人、搶劫或性侵犯，而是毒品犯。以2014年為例，毒品犯占了全部受刑人的47%，意即接近一半，其中又有36%是純施用毒品，沒有販賣、運輸或製造。而從官方提供的2009～2014年的資料來看，純施用毒品的受刑人離開監獄後，再犯率高達二分之一，且半年內就回籠的人最多，超過半年未滿一年的次多。從勒戒所出來的人，再犯率則是34.5%，平均一年出頭就再犯。從戒治所出來的人，再犯率43.7%，平均一年半以內再犯。 

毒品犯已經不少了，其中不少又再犯，造成監獄嚴重超收，不僅升高戒護人員的壓力和管理困難，受刑人處於密集人群的緊張關係裡，出獄之後也可能造成更多危險。「再犯」問題是教化警訊，也是俗稱的「越關越大尾」，綜合多位更生人受訪者的說法，監獄內受刑人互相交流的資訊，簡直可以做成一本犯罪學程的共筆，各地藥頭風雲際會，不怕出獄以後無藥可買，甚至還有把電話號碼抄在內褲裡，出獄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的。

我們參訪桃園女監時，裡面就有70%的受刑人是毒品犯。教化科長無奈地說，超收問題牽涉到整個刑事政策，將吸毒者關起來只是「延後問題」，如果生理及心理的藥癮沒有真的戒斷，即使在獄中說要改，一出獄回到原本的生活圈，還是一樣會再犯。一旁的作業科長更打趣說，「人都有慣性。戒咖啡都很難了，何況戒毒！」

這類論點可以體現在剛才提到的周宜賢、王勝得，以及另一位「前」吸毒者趙華謹的故事裡。他們3位如今戒治成功，都不是靠著矯正機關的管束，而是因為一個基督教背景的民間組織「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 

「戒毒是要教他怎麼生活，會了怎麼生活之後就不會去吸毒，就能健康地過他的人生，否則他就用原有的生活模式去過原來的日子⋯⋯吸毒者在復育中心至少一年，到第一個階段時，我們會去評估他下一個階段，適合到社會企業還是留在復育中心？如果已從心靈改變，能看到他人的需要，我們就幫他規劃。」 

身形精瘦、斯斯文文的趙華謹這樣說著。他曾經吸毒20年，後來婚姻破裂、自殺未遂，全身80%灼傷，他更加自暴自棄，繼續吸毒，9年前來到趕路的雁以後卻成為新造的人，目前留在復育中心（戒毒村）工作。 

其實，趕路的雁也實施集中管理，讓前來求助的「學員」住到北投山上、附近居民俗稱的「戒毒村」，管制通訊、金錢使用，每天有固定作息和課程，早起敬拜、唱詩、禱告，並學習如何解決人際衝突，作息方面聽起來與監獄異曲同工。但趙華謹說，這裡與監獄相異在於，這是大家約定好的，是一群願意被約束的人，而無形的約束遠比有形的約束更有力。

趕路的雁也視學員狀況開放管制，像是到了社會企業工作的人，就擁有屬於他們的另一個居住空間，身上也可以帶錢、帶手機，這時就算是自律管理的查驗期──「漸進式」地讓學員與社會重新連結，就是與勒戒所、戒治所和監獄最大的差異。

但趙華謹也不諱言，並不是每一個人來到趕路的雁，最終都能戒治成功，「很多人都是一年到了選擇離開，但如果無法真正實踐在這裡所學，很容易就偏掉了。例如我們在這裡不能抽菸，有人一下山就抽菸，可能第二件事就喝酒了。可是如果真的知道這些會傷害自己身體，就不會去做，因為都是連在一起的。我們的信仰裡說『我有不犯罪的自由』，意思就是我可以不去做。」

離山以後，江湖全是自己的了，是無窮無盡的修煉場，這一點3位受訪者都很明白，在他們熟悉的經驗裡，山並不是山，而是監獄、勒戒所，過去多少次進出，總是一碰到舊的生活圈、朋友圈，又立刻淪陷。趙華謹最後一次出獄後，痛下決心祭出非常手段，連家鄉都不回，直接躲進一間旅社直到山窮水盡，才撐到向觀護人報到的時刻，也才有契機被轉介到趕路的雁。 

也就是說，若不是刻意想辦法換掉整套人際網絡和生活方式，也找不到一個強而有力的支持系統，很少人可以不在「更生」這條孤獨的道途上折返。也因此，深深體會過這一點的王勝得說，身心靈的自由得來不易，他選擇留在趕路的雁工作，希望幫助下一個人。 

「我相信沒有人天生下來就想要吸毒，是每個人面對問題時，呈現出來的態度不一樣，處理方式就不一樣。可是世界不會看你的需要，會看你錯就是錯，罪該萬死。但事出必有因，我們會去看到他的需要。這個信仰就是這樣，什麼叫憐憫？憐憫就是看到這個人的需要。」

這一天，眼前3位曾經在矯正機關失去自由的人，像是說好了一樣，都在各種時刻提到各種擁有過或遺落過的自由。吸毒產生幻覺時的自由。身心靈的真正自由。不犯罪的自由。 

自由有高低之分嗎？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喪失這種自由就能恢復另一種自由？沒有標準答案。但不禁想起《我的自由年代》裡一句話，「你對自由有多大的理解，就擁有多大的自由。」 

在離開勒戒所和監獄的很長一段時間後，周宜賢、王勝得、趙華謹（終於）都自由了。

文／葉瑜娟

經過安檢、推開鐵門，一尊刻著「有教無類」的褪色孔子像在高雄監獄的中庭迎接我們，附近還有整齊的矮仙丹樹叢、歌頌親情的動物雕像。

「這根本是學校嘛！」我忍不住小聲碎念。 

「監獄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學校啦。」陪同參訪的教誨師停下腳步笑笑地說。而獄所人員也確實都以「同學」代稱受刑人。 

看著一個個理著平頭、穿相同服裝的受刑人，像極了一群國中生，但是當監所人員介紹同學們一天行程的時候，我開始覺得他們沒那麼相像了。「基本上就是6點起床開封、8點進工場作業、12點吃飯、下午2點再進工場作業、5點收封、9點就寢。」咦，怎麼每天都在做工，沒有專門的上課時間嗎？那監獄要如何像學校呢？ 

監獄裡的教化課程稱為「教誨」，聽來教條，卻是獄中少數能讓同學與外邊社會有些接觸的活動。教誨師具有公務員身分，就好比監獄中的老師，要負起陪伴及教化同學的責任，不過在教誨師普遍不足的情況下，監獄裡的教誨課程很大一部份靠著外來的志工支援。

然而，在同學的課表中仍然看不見充足的教誨時間，「我們會定期安排團體教誨及個人教誨，」監所人員這樣說明，但他們無法準確說出所謂的「定期」到底是多久一次。實際上，目前一般監獄中除了性侵及家暴犯有明確的團體諮商時間外，其他受刑人都只能「不定期」地接受片段的教誨。 

我們訪問的6位更生人裡，有5位被問起從前的教誨情形時，講不出太具體的課程。 

「團體教誨都是宗教教誨，大概一個月一次吧，就到工場裡宣講，他也不管你是佛教還基督教，反正就丟在一起上課，就一直叫我們要念經，還會說自己的宗教才是最好的。」曾蹲過7年苦牢的陳修將無奈地說，他說大部分同學都有曲折的人生經驗，如果教誨志工無法同理，對同學的幫助有限，某次他甚至碰到了靈修團體到監獄來，「就放一杯水在那，說什麼念了這句咒語，這杯水的能量就改變了⋯⋯」 

至於個人教誨，陳修將沒什麼感覺，「我不敢說沒有好的教誨師，但絕大部分來只是問，『你這個月要假釋知道嗎？』真的比醫生看診還簡單。」另一位更生人王勝得也直言，「平常跟教誨師溝通時間不多，一個教誨師怎麼應付100、200個人？教誨師來問一問，知道有你這個犯人就好了。」 

其實教誨師不見得都不用心，但在大部分的監獄中，一位教誨師要面對400個同學，即使再有熱忱的教誨師也難以全力傾聽400個截然不同的生命故事，更不用說給回應了。而提到教誨失靈，監所人員也是滿腹委屈，時常發出「小時候1個老師教40個學生都教不好了！現在我們1打400怎麼教？」的感慨。

然而在高雄監獄參訪時，一路陪同的教誨師很了解「才藝班」裡的每位同學，可以講出誰身上有哪個案子。才藝班聘請外面的老師來上課，目的在於幫助受刑人陶冶性情，但不管是哪一個監獄，才藝班的名額都只有20、30人。參加資格是什麼？我們訪問過的多位更生人表示，監獄裡的運作非常官僚，才藝班有時是抓人湊數，也有的是靠關係，或當了幹部以後，把上面傳下來的資訊中途攔截，真正想報名的人不一定報得到。

當才藝班的同學靜靜地作畫、製陶、烘焙，自成一個祥和的環境時，其他幾千名受刑人一整天在工場，做著單調、機械化的作業。

我們前往台南監獄參訪時，獄方花了許多時間展示才藝班裡漂亮的陶器、栩栩如生的水彩畫，等到我們提出參訪工場的要求時，態度卻猶豫起來，最終才答應。

而走進其中一個螺絲加工的工場，那是跟才藝班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近百位受刑人坐得筆直，面無表情地動作著手指，空氣瀰漫緊張氣氛。那個畫面，好像沒有顏色。 

「你們現在在百貨公司拿的紙袋，10個裡面有9個是受刑人做的，唇蜜、睫毛膏什麼的，受刑人也做，是外面的廠商拿進來代工的。」陳修將回憶著監獄工場生活，對我們解釋著。然而，受刑人在裡面就算一天做到180個紙袋，一個月實際領到的勞作金只有200多元。 

在監獄外面的世界，200多元只是2個小時的最低工資。為什麼受刑人的收入這麼低呢？其實錢在抵達他們戶頭之前，還先付了監所人員的獎勵金、犯罪被害人補償基金、生活設施改善費、監獄作業基金⋯⋯雖然金額有限，無法完全撐起監獄的運作，至少受刑人不是外界想的「全靠納稅錢養」，他們必須自行負擔餐費，花自己的錢購買內衣、棉被、牙刷和牙膏等日常用品。

當然，勞作金總有不夠用的時候，有些人靠著家裡接濟，心裡越來越沒有自信和尊嚴。在這樣的環境裡，大多數人都想趕快假釋，但「假釋」這件事又讓受刑人更相信弱肉強食的冷酷邏輯，是這個世界的真理。

前立委顏清標的假釋案殘酷地應驗了這套邏輯，好幾位更生人談起假釋總喜歡提他作例子。這位「知名受刑人」因貪汙罪入獄，原先7年的徒刑僅服刑1年多便提出假釋，且短短1天內便跑完所有流程，只花4天便離開監獄。對比之下，一般受刑人少有申請一次就通過假釋，既不曉得假釋委員會由哪些人組成，也無法當面陳述心態，倚靠的僅僅是不一定熟悉的教誨師所打的一個分數。 

其實不只顏清標，監獄裡許多口耳相傳的「知名受刑人」傳說，好比王令麟曾偷渡女人進去、陳水扁服刑後才開始有熱水澡洗⋯⋯儘管熱水澡的說法查證後並非事實，「王令麟的女人」也仍然只是都市傳奇，卻反映出受刑人已經根深蒂固的不平衡感──有權有勢才配活得像個人。

誰配活得像個人？常見的一種說法是「監獄就是生活過太爽，才會有越來越多壞人」，似乎在說受盡屈辱的痛苦制約才能使人不再作惡。但長期與受刑人互動的學者陳惠敏觀察到，許多受刑人在進監所前都是沒有自信地度日，容易放大他人的每句話及每個眼神，就像跟正常社會「隔著一層看不到的監牢」般，因此若要幫助受刑人與社會和好，讓他們獲得被肯定的感覺其實相當重要。

陳惠敏所說的「沒有自信地度日」是什麼意思，待過7年監獄、當初從國中畢業後就成為黑道的陳修將最知道。陳修將回憶自己的家鄉有一條龍蛇雜處的妓院街，從小去同學家寫功課吃飯，大人就在一旁賭博喝酒，學校老師越把他當壞學生看待，他就越想做些讓人關注的事情，這樣的他從小就覺得自己跟社會格格不入，只有在自己的圈子裡才是個正常的人。

65歲的阿強也有類似的經歷。談起怎麼踏進黑社會的，阿強說自己老家在南投鄉下，高中轉到台中去念便碰上霸凌，因為他是「鄉下來的」。也因此，阿強很喜歡拿《艋舺》男主角與自己對照，兩人同樣都因為被霸凌而開始混幫派，阿強後來還幹過盜匪、恐嚇，有23年的時間耗在監獄裡。

「獄政教育是仇恨教育啦！」在阿強眼裡，監獄徹底顯露出人性醜陋的一面，是個「把人越關越壞、越反彈」的地方。他不能理解，既然這是一個矯正錯誤的地方，為何獄中管理員常常說一套做一套，私下貪汙什麼的樣樣來？為何權勢者就能享受特殊待遇？雖然說受刑人不服監獄處分時，可依照《監獄行刑法》經由典獄長向監督機關或視察人員提出申訴，或者在視察人員蒞臨監獄時自行提出，但這種球員兼裁判的遊戲規則顯然不太實際。

不服管教的阿強曾被關禁閉，也逃獄過，但越被壓制，心中的怨恨也越深。阿強最後一次出獄後一度生活困頓、變為街友，有天夜裡遭人毆傷，送醫急救。儘管淒慘，他也因為這起事件認識了一位善良的社工張獻忠。張不僅用社會局「以工代賑」的方案協助阿強，還鼓勵他上課，考取萬華區街遊導覽員，找回與社會的連結。 

受到「愛的教育」後，阿強竟然不再走回頭路了，對張獻忠更是心服口服、死心塌地，直叫他「老大」，逢人便誇他好。阿強變了，不再是過去那個一心只想與獄警硬幹、拚了老命也想逃的阿強，過去那些與阿強鬥法的獄警或許永遠都想不到，只想當「老大」的阿強竟然被一個最不像「老大」的人收服了，這個老大用的方法卻非移監或關禁閉，而是給阿強足夠的尊重與肯定。

這讓我們想起參訪監獄的過程中，曾有一位獄方人士一邊打開多達三層的厚重鐵柵門，一邊驕傲地說「在台灣一個戒護人員平均要管14位受刑人，比日本跟美國的1:3高太多了，所以我們動用了大量的硬體設施來作防備。」幾乎所有的監獄都有這「三層鐵柵門」的設計，必須關上這一扇，才能打開下一扇，進高雄監獄時我們便是這樣進入戒護區的。而那天離開時，穿過第一扇門再回頭，中庭的孔子像就落在縫隙裡，看不清楚了。

文／王立柔

農曆過年前一個多禮拜的夜晚，我和同事抵達了中部某縣市，跳上了「帶路人」的車，要去尋找一個人在江湖的道上兄弟。 

這個帶路人從10幾歲開始混角頭，前幾年出獄後告別前半生，如今有了合法的穩定工作和相愛的太太，平時喜歡看書寫東西，活脫脫是個文藝壯年。年少時的生活圈離他很遠，很淡了，但人與人的際遇是那麼奇妙，他偶爾仍會認識一些「為非作歹」的朋友，例如即將碰頭的這位受訪者。儘管他們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卻仍深深信任著彼此。

「他現在在辦事情，我們直接過去那附近找他。」帶路人說。 

「好。」過了幾分鐘我忍不住追問，「他是去收保護費嗎？」 

「不是啦！」帶路人笑了起來，我才意識到自己真是電影看太多了，本來還想問械鬥呢。 

「所以我才說，你們如果要跟訪道上兄弟兩三天，最後一定會覺得很無聊，他們平常的生活其實就跟一般人沒兩樣。電影才一個多小時，濃縮的是多少年的事情，兄弟如果真的每天都在槍戰，一下子去找仇家，一下子搶劫的，大概會瘋掉吧！」 

我開始把腦袋裡灑狗血的想像一層層脫掉，直到我們全都坐在一間連鎖咖啡店外的露天座位，原來的想像又脫掉了一層。這位「兄弟」的膚色偏白，方頭大耳，戴一副黑框眼鏡，穿著簡單的棉質T恤和羽絨外套，在這個微冷有風的晚上，他給人的感覺簡直就像個普通的研究生寫論文寫到煩，拎了鑰匙出門買鹽酥雞。

為了探討更生人問題，匿名採訪才可能取得這位「兄弟」信任。我首先請他想一個報導用的化名，帶路人開玩笑建議「小甜甜」，他毫不考慮地答應了，似乎隨便我們叫他什麼。

「小甜甜」18歲那年跟著朋友混，因為好玩改造槍枝、持有槍枝而首度入獄，後來又因為重利罪（俗稱的「高利貸」）和恐嚇罪而入獄，兩次加起來坐過7年的牢。

二度出獄之後，還有沒有第三次？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意思是小甜甜幾年前應該又要入獄，但他跑路了，直到今天還處於被通緝的狀態，狡兔三窟地過著生活，需要身分證字號時就背別人的，靠著放款、簽賭維生。 

雖然小甜甜所犯不是殺人放火的案子，也沒有受害人，得知自己與一位「通緝犯」坐在一起，感覺仍然太過奇異，讓我起初只問得出蠢問題。

「你怎麼知道自己被通緝？是會通知你嗎？」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判完刑就跑掉了啊。」 

算起來，小甜甜這段亡命生涯都快比這個案子的刑期長了，變換一個身分或多個身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了一個謊就必須圓更多謊，但小甜甜寧願如此，也不願回到監獄裡。他對監獄的描述，最直覺的一句話就是「一生中最不想去的地方」。 

「沒有自由就受不了啦，也沒辦法賺錢去照顧家裡人，我以前在監獄裡的工廠當作業助理，一個月才375元。」很畸零的數字，小甜甜卻連零頭都記得這麼清楚，這既是監獄生活深刻的烙印，也跟他非常重視錢的個性有關，他在2個半小時的談話裡至少7次強調錢的重要性，而他的案件也都跟錢有關。 

「我從小就單親，怎麼會不知道錢的重要？在這個社會上，錢最重要，沒錢跟人家講什麼都沒用！」 

談到生存的現實，一直沒有太多表情的小甜甜終於越來越激動，「其實監獄跟外面的世界也沒什麼分別，有錢、有背景的就可以過好，這個社會哪有天理？大財團賣毒油也是危害多少台灣人耶，這難道不是壞事嗎，人家買毒品至少還是自願的。有錢的人、沒錢的人，命運為什麼差這麼多？」 

這一句鏗鏘有力的質問，就像小學生在午休時間吵鬧，被風紀股長在黑板上畫叉叉，最直接的反應常常是：「他也有講話，為什麼只記我，不記他？」過濾掉其中耍賴的成分，這也確實是筆直指向「不公平」的精準質問。如果這類問題的答案一次一次失落，人對於世界的認識會不會也越來越扭曲？ 

「監獄沒辦法把人關『好』，只是把人關『老』。」這是小甜甜的注解。事實上，我與同事在他之前訪談過6位更生人，好幾位都提到有管理人員縱容受刑人打受刑人的情形。那樣的環境聽起來似乎無助於釐清善惡，只是有權力的惡人在處理沒有權力的惡人，這一切又都在非常侮辱人的默許之中進行，激起人心的叛逆：如果你們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憑、什、麼、我、要、當、好、孩、子？

然而，就算一個人對於人生的運作已經有了堅固的定論，也不代表他就是平靜的。

小甜甜半開玩笑剖析自己「活潑開朗、內心空虛」，又凝著臉告訴我「沒有一個跑路的人是快樂的。」通緝案件陰魂不散，他與女友的小孩快出生了，到時候資料上連父親的名字都不能填。大多數時候他也不知道有話能跟誰講，可以向女友說的只是少部分，基本上自己酒醉哭一哭，明天生活還是要過。 

但如果這起被通緝的案件消失，他會快樂嗎？小甜甜思索了幾秒，沒有正面回答，「我看有些『混』得很好的人，也是在那邊空虛空虛，不知道在空虛啥啊。」 

小甜甜有點「卡住」了，他想要金盆洗手，做個像投資那一類的正常工作，也很羨慕坐在身旁的帶路人，如今過著大眾眼中的正常生活，但他一方面被通緝，一方面又說現在的狀況不允許，身上還有巨大的貸款，只有放款、簽賭這種營利手段才撐得起來。 

趁著小甜甜去上廁所，前半生與其相似的帶路人，以他親身走過一遭的感觸去解釋何謂「人在江湖」。帶路人打個比方說，就算今天有個生意成功的親戚跑出來，讓小甜甜到公司當個月領10萬的經理，叫他「從良」，他可能還會卻步不前。

「假如從你開始懂事、有自己的思想時就在過這種日子了，然後你的想法也都是在這條路上，現在突然叫你走別條路（從良），有時候不是願不願意或甘不甘願的問題，就是會怕，因為那個是陌生的。雖然在同一個時空裡，但那種生活方式或心境、生活圈是陌生的，完全不一樣。就像你現在過你的生活，突然把你丟到『兄弟』的圈子裡，你也會很惶恐，『我現在到底要幹嘛』？」

小甜甜回來了，我立即丟給他這個假設性問題。他想了一下，務實地說「我可以啊，如果這個公司有辦法維持的話。」帶路人嘴角竊笑，「是喔，那你明天來我公司上班可以嗎？」小甜甜不了了之地笑了，兩人推鬧一番，所有關於金盆洗手的暗示和期待也都不了了之地笑掉了。 

是的，小甜甜還沒準備好，小甜甜真的「卡住」了。告別我們，他又跳上那輛價值不菲的汽車跑路去了。不曉得有沒有那一天，小甜甜也轉成了帶路人的角色，當上一個有名字的爸爸？

這答案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吧，我能夠知道的僅僅是，在整晚訪談最後的最後，他突然決定把化名改為「大器」，大器晚成的大器，並沒有解釋為什麼。

文／王立柔

「獄政改革其實很重要，如果現在不願意多花點時間去做的話，那就是不停地輪迴，監獄永遠人滿為患，這樣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天下午，受虐殺男童王昊的姑姑王薇君端坐在一張咖啡桌前，平靜地說出這段話。她此刻的模樣和我印象最深刻的樣子已經不同，3年前，王昊案主嫌劉金龍從死刑改判有期徒刑之後，她在記者會上聲音嘶啞地崩潰痛哭，粉底斑駁，一雙紅眼睛吊著兩隻黑眼袋。 

時間不一定能療癒傷痛，卻讓王薇君的傷痛開出花朵，獲得新的領悟，「當我一開始是個被害者家屬時，沒有辦法想到這麼遠、這麼深，可是後來協助兒虐案件時，我看到每一個案件裡其實就是兩個破碎的家庭，不管被害或加害。那我們要怎麼讓這些事件減少？」 

從創立兒童權益促進會這一點來看，就知道王薇君的性格相當務實，正因為務實，她也認為應探討這個社會的「再教育」出了什麼問題，才能真正改善社會。 

「我覺得監獄不該只是把人關在裡面、限制自由而已，說這樣就叫得到懲罰。這樣是得到懲罰，但他們在得到懲罰、跟社會脫節的這段時間，矯正署用什麼樣的方式，讓他出來是一個可以被社會接納、重新做人的一個人？」 

她提到了一個重要的關鍵詞：矯正署。或者說：矯正。就好比銀行是一種金融機構，監獄是隸屬於法務部矯正署的「矯正機關」，這意味著「改造」而非「隔離」犯罪者才是它最初衷的功能。 

「如果我們的司法只是懲罰的功能，其實它的意義就變小了。」王薇君的想法相當素樸──既然犯罪者有不夠好的地方，那麼監獄就應該幫助他變好！她很希望監獄能使受刑人「重新去認識過去的那個自己」，包括認識自己的罪。但她認為目前台灣監獄主要還是隔離的功能，「感覺就只是一個限制自由行動、想要懲罰一個罪犯的地方，只有這樣子而已，我覺得沒有什麼讓我感到比較有新意的。」 

王薇君也想像受刑人經過漫長的隔離，出獄時可能相當恐懼，很難融入社會，「他們這種人很容易被人家潑冷水，『哎呀聽你講一講，狗改不了吃屎，過兩天又開始了，』可是如果一直潑他冷水，他很快就會變成你所要的那個樣子。」

社會眼光的確是更生人回歸主流社會的門檻。從事殯葬業的更生人陳修將說，大部分更生人都是假釋出獄，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了，也時不時要找觀護人報到，假請多了，公司自然知道更生人的身分，鄙視、異樣的眼光便會接踵而至，意志力不夠強的人很容易就打退堂鼓。不過，陳修將一方面這樣分析著，一方面又懷抱著某種贖罪意識，認為這些磨難對「犯過錯」的人來說也是該受的。

但跳脫出「活該」與否的問題，長年輔導家暴、性侵犯的諮商師王臨風提出的觀點則是，「假如我們整個監所、矯治、教化就是不斷提醒他『你是壞人、你是壞人、你是壞人⋯⋯』那他真的做壞事的時候，也沒什麼好訝異的了。」

王臨風不把犯罪行為看作一種與生俱來的疾病，而是看作「有一個人做了一個選擇，那個選擇違反了現在社會主流的規範。那我們要通過他的生命經驗裡來看，什麼是他選擇，什麼是他不能選擇的，而他相不相信他自己其實可以當好人？」

王臨風認為，假如一個人已經失去自己可以為善的希望感，那他更不需要為善，所以他傾聽受刑人的故事，引導他們從生命經驗裡發掘自己曾經是「好人」的片刻，以便未來在關鍵時刻可以選擇要壞或要好。

不過，王臨風的觀點並不是主流，現行體制採取的仍然是「疾病觀」，將特定類型的犯罪如家暴、妨害性自主罪視為一種病，強制這些受刑人接受輔導和治療。雖然這給了部分受刑人機會，讓他們碰到像王臨風這樣的諮商師，但那也只是少數，因為一般類型的犯罪者就算想接受輔導也沒有辦法。

至於王臨風口中的「要壞或要好」是什麼，在一些更生人看來，所謂的「好」其實也就是過著平凡的日子，有最平凡的夢想。一位曾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而服刑6年的更生人阿奇，過去5年都在高雄一間KTV工作，跟同事們像個大家庭一起打拚。說起那段時光，他毫不遲疑地形容「很開心」，「我從14、15歲就跟著兄弟在混，從來沒過過所謂正常的日子。」

特別的是，除了阿奇之外，這間KTV老闆郭明賢還雇用過好幾位更生人。很多人對於犯過罪的人提防都來不及了，有些職業還要求「良民證」，他為什麼願意給更生人機會呢？ 

我坐在他的KTV包廂裡等待答案。61歲的「郭董」踱了進來，身穿一襲類似功夫裝的敞襟深藍長衫，像一個大家族的老爺子，腰桿直直的，眼神晶亮，不怒自威。看見訪客，他不搞那套老江湖的拉手招呼、噓寒問暖，只是定定的，像在觀察什麼。 

他不是一個複雜或油滑的人，坐下來先解釋他倒不是刻意雇用更生人，只是刻意雇用社會上比較邊緣的人，其他還包括單親或隔代教養家庭出身的孩子、精神障礙者、智能障礙者、跨性別者與同志、原住民⋯⋯。

事實是，郭董根本很少用「更生人」這三個字，若不是要談這個話題，他不太引用這個標籤的，更不是出於憐憫才雇用他們，而是出於謙卑，「我希望讓他們有一個夢想，不必再驚慌地過日子，並且有可能過得跟我一樣，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很棒、都比我強。」 

郭董對待「更生人」的理念非常簡單，「當一個人被尊重的時候，他會看得起自己，那你再給他一些擔子的時候，他就不會覺得重。」一位員工張文仁也說，他起初不曉得有同事是更生人，知道後才發覺，「更生人反而會放下身段，會想說好好在這邊表現，把之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忘掉」，不似他遇過的一些老廚房師傅，認為備料什麼的是「女人做的事情」，不願意做。

但不可諱言，郭董其實也有「失敗」的時候，曾有兩個具吸毒前科的員工屢屢撒謊翹班，借錢買藥，最終走了回頭路。 

「你不會覺得被辜負嗎？」我忍不住提問，卻得重複兩次才讓他搞懂意思，隨即看見他的臉洋溢不可置信的笑容，「不會啦！那把自己看太偉大了。他來這邊也不是領乾薪，不管做得好不好，多少有貢獻⋯⋯能讓他留下來當師傅，算我們撿到。」 

才明白這是一個最笨的問題。這間KTV裡的所有人都在互相學習和啟發，彼此之間的關係並沒有那麼不對等。有沒有可能這間多采多姿的KTV其實就是社會的縮影？他們通過了彼此的人生，互相都在試煉，互相都在施受，沒有一件事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