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針指向午夜，40歲的貨車司機阿文（化名）將剛宰完的黑毛豬扛上車，下工的屠宰工人到旁邊休息，在血水與內臟的腥味中，阿文在他們身上嗅到一股K他命的味道。

他去問一位老司機，對方要他別多事，拋下一句：「做這種時間長的工作，很多人必須靠這個。」

阿文閉上嘴，這情景對他而言再熟悉不過。

我們第一次和阿文與太太珊妮（化名）碰面，他們正被法官諭知緩起訴處分，而且正在進行個案輔導。阿文正在戒毒，珊妮賣滷味並照顧兩個小孩，夫妻的眉宇間，都帶著與生活、藥癮抗戰的疲憊。

阿文回憶說，20年前，他當酒店幹部的母親，要他和太太珊妮也到酒店工作，他當call客，珊妮當小姐，母親說服他們：這工作能賺錢又能歷練，多有面子。

他明知這是拿太太的青春開玩笑，卻違逆不了吃苦將他養大的母親。現在回想，順著母親的意入行，「是愚孝心態。」

像是在講一個久遠前的故事，他們開始碰毒時是千禧年前的股市萬點熱潮，商場歡場都熱絡，阿文是酒店冠軍業務，錢花得沒感覺。他開始吸安非他命解酒，還帶珊妮一起用，她一碰就上癮了。

母親報警抓人，阿文第一次進勒戒所，「原本只知道1、2個在賣，在（勒戒所）裡面認識7個，出來第一天就一起吸毒。」

人生跟著藥癮失控，珊妮意外懷了酒客的孩子，當阿文回神，他已經開始毆妻。

他們決定擺脫這種生活，珊妮離職去賣滷味，阿文在2008年才完全脫離八大行業。母親不諒解他離開，母子芥蒂愈來愈深。

每當談起母親，口才很好的阿文，語句充滿停頓與苦澀。問阿文恨母親嗎？他思考很久，哭了。

阿文應徵上物流業司機，從早上7點送貨到晚上10點，月薪46,000元。他又開始在出門前用一點安非他命，晚上開到偏僻地方躲在貨車裡吸，才能撐過長途車程，有些同事也這麼做。珊妮要他別再用藥，但為了房租與孩子生活費，他得跑完那些送貨單。

「用安的多數是（藍領）勞工，是為了提神、賺錢和生存。」小丁30歲出頭，有個離散的家庭，年紀很小就從雲林北上討生活，他曾在工地工作2年，用安非他命是預支體力，讓他撐過一連多日的灌漿或趕工。他認識靠安非他命熬夜的夜班保全，也有保全帶清潔工一起用藥。採訪小丁時，他的一口牙已被酸蝕破壞，比同齡者看來都蒼老。

在高工時、日夜顛倒、重度體力勞動的工作場域，各類提神止痛的藥品乃至毒品，是影子般難以分割的存在。讓人亢奮的安非他命最常見，年紀輕的會用K他命止痛、放鬆。小丁說，「有人是因為體力不好去碰毒，不能說有正當性，但的確有不得已。」

他們也明白，用毒提神是自己騙自己。「精力沒增加多少，錢賺了還要去買毒，等於沒意義。」

英國記者約翰・海利（Johann Hari）在探討毒品成癮原因的著作《追逐尖叫》中指出，科學研究顯示，每件童年創傷，有2～4倍機會讓孩子成為更容易上癮的成人。施用毒品可能是他們生命中的餘震，而非主震。

25歲林宗耀的主震發生在國中，他出櫃向喜歡的人告白失敗，被同學群起霸凌，從外貌到性向都成為攻擊箭靶。在那同時，他的父母出獄，家庭關係產生變化、他在校被孤立、自我認同遭否定，結果他罹患邊緣型人格以及躁鬱症，幾度有輕生念頭。

生命中的創傷全發洩在身體上，他曾因飲食失衡胖到8、90公斤，選擇直接動胃繞道手術強迫自己變瘦。他在2014年兩度燒炭，其中一次因缺氧導致右腳癱瘓、膝蓋以下截肢。我們在今年（2019）初採訪林宗耀，談到這段，他淡淡地說：「腳都廢了沒有用了，截掉。」

行動能力還正常時，他當過電腦工程師，截肢後，他連飲料店的工作也做不久。

國中被霸凌的那段時光，他開始用安非他命。他認為使用非法藥物是身為精神病患的權利，是要讓自己好過，讓人生和情緒穩定下來。獨自陷入情緒時，他一天就用掉0.5～1克安非他命；但只要身邊有人陪，他3～5天用0.1克。

現任男友鼓勵林宗耀服用精神藥物，擺脫舊有的用藥習慣。但當他降低安非他命的用量與頻率時，卻被警方查獲吸毒，進了勒戒所。

他剛結束勒戒，但生命中的震盪還沒結束，男友正陪在他身邊，一起等待餘震平息。

癮頭是浮在海上的冰山，得探向海面下的社會脈絡與生命議題才能看見問題全貌。59歲的安南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唐心北，在台灣剛解嚴時投入成癮精神醫學，從公立的草屯療養院、中央的藥癮戒治委員會委員，再到教學醫院，他見證藥癮者一個世代以來的轉變，也熟悉藥癮冰山下用藥文化的演進。

海洛因與安非他命在台灣流行一個世代後，成癮者的圖像開始改變。

海洛因昂貴且成癮性強，加上屬麻醉藥用了昏沉，經濟較差又追求刺激的年輕人沒興趣，使用者有年長化與下降趨勢。但安非他命仍能對應不同年齡層的需求，年輕人想high，藍領勞工要提神，年長成癮者用來讓心裡快慰，施用人數不減反增。

海洛因成癮者會承認自己戒不掉，吸安者也有上癮的認知。唐心北覺得最棘手的是三、四級用毒者，他說，三、四級成癮者的心理癮大於生理癮，他們很大的共通點是不認為自己上癮、覺得能說戒就戒。

「這群人年紀輕，為數眾多，黑數更多，但除非發生讓他們自覺『不能再這樣下去』的關鍵轉折，鮮少有人自願求助，」唐心北說。

在阿文離開酒店業時，台灣的用藥型態正在轉變，尤其娛樂用藥方面，藥效強、容易生理成癮的一、二級毒品漸漸退場，使用便利又不斷挑戰篩檢技術的新興毒品取而代之。

我們和酒店經紀人小馬（化名）約在台南一間咖啡店碰面，他點了大杯拿鐵，對我們回顧那杯改變他人生的「咖啡」。

5年前，小馬走進朋友聚會的包廂，發現桌上沒酒，只有咖啡，朋友要他喝一杯，他覺得味道特別苦，接著又暈又茫，才知道這是毒咖啡。

「一包3、400塊，不用吸食工具或針頭，沖熱水就可以喝。而且藥效才幾個小時，想短暫放鬆的人就會用，」小馬說。

每包毒咖啡都是藥品雜燴，K他命、搖頭丸、合成卡西酮、安非他命、止痛藥能混成一包，每喝一次就像玩輪盤賭博，押的是性命。新聞常報有人喝毒咖啡死掉，小馬不怕，後來他身邊的朋友幾乎都在嗑藥，「大家都在吃，會覺得很正常。」

他從一天2包喝到10幾包，原本覺得藥效短，退掉就能工作，後來他把3天工作量擠在1天，其餘時間關在汽車旅館裡茫。藥物加酒精讓他變得偏激，用藥那2年，他犯刑案、進監獄，月收入40多萬仍欠藥錢。他繼續躲進毒品裡逃避，每次清醒後都想死。

一包摻安非他命的咖啡讓他進了勒戒所。和阿文不同，勒戒經驗讓小馬嚇到了，「室友半夜（戒斷症狀）發作，猛發抖還會攻擊人，跟吃藥的關在一起，比在監獄恐怖。」而且勒戒期間要自行負擔費用，多數人出去後第一件事是找工作而不是找藥。

這段勒戒經驗，成為小馬「不能再這樣下去」的轉折。33歲的他現在開經紀公司，黑色POLO衫領口露出小指粗的金項鍊。他認為已經沒有時間浪費，賺來的錢不該花在毒品上。

常有藥頭找酒店經紀試毒、推廣，誘惑很大。他換掉近10年的手機號碼，封鎖用藥朋友，對藥頭敬而遠之。「當然有人越關越大尾，自己把持住還是最重要的。」心癮最難戒，幫小馬抗癮的，是他的2歲女兒。「沒小孩前覺得不該碰，會禁不起貨出現在我眼前。現在怕小孩有樣學樣，這東西打死都不碰了。」

一個人在辦公室的時候，Dan（化名）偶爾會從抽屜拿出大麻抽幾口。他去年開始幫忙母親的事業，許多事正在上手，他認為，大麻可以讓他更專注、提升工作效率。

當我們向Dan提出想了解大麻的用藥文化，原本斜斜靠在辦公桌旁的他觸電般坐起來，椅子朝後一滑，激動地說：「我不是在用藥的人！」

大麻是否該被歸類為毒品，多年來在世界各地引起正反論戰。2016年，台灣有超過5,000人在國發會公共政策平台連署支持將大麻調降至三級毒品與開放醫療研究使用，但未被政府採納。

Dan大學時在夜店打工，認識從美國回來的朋友，大夥週末聚在一起打電動、抽大麻。他也試過搖頭丸、K他命、迷幻蘑菇與古柯鹼，覺得不喜歡。「那是強迫你轉變到一個狀態，讓你覺得舒服，卻不是真正舒服，對身體很傷。」

我們問，大麻不也是讓人轉變到一個狀態？Dan解釋：「這就是化學組與自然組的分別，大麻是自然組，讓你偏向感受自然。」他說，大麻種類很多，有的比較「醒」，有的會「累」，有的勾起負面情緒，有的放大感官，比如讓音樂特別動聽、飯特別好吃。抽完大麻後，他會聽音樂、看電影、開車、做戶外活動，「都是普通的事。」

他曾抽得過量想吐，也曾用過號稱來自新疆的大麻，抽完後冒冷汗嘴唇發白，他當作是段插曲，久了後拿捏自己的用量。「大麻不是我的生活必需品，有就有，沒有沒關係，我是會控制自己的人。」他抽大麻10多年，最長大約間隔4個月沒碰。

這也是他認為自己與化學藥物濫用者不同的地方。和他一樣抽大麻的朋友，包括銀行行員、美髮業者、業務員，共通點是收入穩定的中產階級或白領員工，「而且知道自己在幹嘛。」

但他卻不支持大麻在台灣合法化，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為何要用大麻。「知道怎麼控制它（大麻），讓它和生活並存、好好享受是最好的。萬一只是覺得這很酷、抽完去做瘋狂事，合法化後大麻容易取得，會讓社會更亂。」

藥癮的原因、文化、機轉複雜，但翻開世界毒品史，近一世紀以來，多數國家以「宣戰」因應，認為消滅毒品，等於消滅所有毒品問題。

美國是毒品戰爭始祖，半世紀將矛頭指向生產者與毒梟，打擊毒品供應，卻沒有解決用藥成因。毒品價格水漲船高，監獄爆滿，用藥人口沒少，每年吸毒過量而死的人卻持續增加，2007年人數是3萬6千人，2017年達7萬人（包括非法用藥和處方鴉片用藥），遠高於越戰陣亡人數。墨西哥、哥倫比亞的毒品戰爭，同樣帶來更多走私與殺戮。

菲律賓2年間擊斃4,000多位拒捕毒嫌，犯罪案件下降21.48％，首都所在的大馬尼拉地區（Metro Manila）在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對毒品的強打下反而私刑氾濫，謀殺案量增加了112%。有人對此讚好，也有人認為被重懲和意外被謀殺者多是小藥頭與底層吸食者，毒品市場依舊，價格不減反升。

毒品戰爭的結果，很可能是抹去上癮者的面貌差異，無從消融海面下的冰山。致力毒品政策改革的跨國組織「全球藥物政策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 GCDP）在2011年宣稱：「全球毒品戰爭已經失敗，且為世界各地的個人與社會帶來破壞性後果。」

看似成果豐碩，但在新生毒品人口的統計上，卻可能有黑數存在。首先是持有三、四級毒品20公克以上才會被移送檢察機關，20公克以下是行政罰鍰；此外，讓檢警與衛生單位頭痛的「變種」三、四級新興毒品，毒梟為了閃避查緝，更改毒品原料的化學分子式，仍有迷幻效果，卻因為還來不及被列管，常規檢驗驗不出。這樣的吸食黑數，很可能造成施用人口緩降的錯覺。

根據法務部統計，施用毒品的收容人離開監所後2年內的再犯率超過5成。若現行制度遏止不了再犯，在查緝之外，還有哪些方式能幫成癮者離開毒品？

對阿文、小丁與林宗耀來說，讓他們離開毒品的關鍵，不會是政府的掃毒，也未必是醫療的戒癮，而是造成他們仰賴毒品的問題是否被解決。

成癮的大腦很難完全痊癒，但在戒斷成癮物質後仍有復元機會。除了把施用者當成罪犯、當成病患，近年出現的新觀點是將成癮者視為需要幫助的人，不只談生理的復元，還包括家庭、人際關係、就業與復歸社會的生活重建。

葡國政府的立場是，既然無法禁絕毒品，不如將原本關押藥癮者的成本，用來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除罪化後20年，葡國藥癮者人數減少；吸毒過量致死、共用針頭導致愛滋病感染比率都大幅下降，遠低於其他歐洲國家。

以支持取代懲罰，讓更多成癮者願意求助的還有瑞士，政府在固定地點提供醫師處方的高品質海洛因或美沙冬，同時提供專業醫療與就業諮詢，讓成癮者維持正常生活、逐步戒癮，打擊毒販利潤與規模。新增海洛因成癮者、因注射毒品感染愛滋人數與吸毒致死率、毒品衍伸犯罪率都降低。

每座藥癮冰山下的議題盤根錯結，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解方。研究成癮醫學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神經及精神醫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級主治醫師王聲昌就認為，各國用藥文化、歷史不同，很難把國外做法原封不動移植台灣。要探究的，是怎麼在台灣自己的脈絡下檢視成癮問題。

台灣在20年前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其實已符合國際將吸毒者由罪犯轉為病犯的趨勢。現在施用一、二級毒品被查獲，會送到勒戒所觀察勒戒，若評估有繼續施用傾向，則送戒治；戒治後5年內再犯，下一步才可能通向監獄。10年前建立的「緩護療」，則是本於「病犯」觀點所出現的政策，在監禁隔絕前，有一道醫療的緩衝機會。

雖已修法20年，王聲昌認為國內對藥癮者的處遇投入依舊不足。他表示，長期以來，成癮者的醫療處遇偏向症狀治療，比如急性戒斷期出現躁動，就求診請醫師開藥鎮靜，這是頭痛醫頭，不是戒癮。台灣的成癮治療，仍在典範轉移階段。

接受《報導者》採訪的醫師與檢察官也提到，成癮治療無健保補助，難挹注醫院收入，導致治療品質參差不齊，對病人也沒吸引力。台灣的門診一診看4、50人是常態，成癮者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得幫助。

而且成癮醫學不像電腦斷層，一掃就知道問題在哪，病人會談、做量表時難免避重就輕，「每個人來都發誓要戒，評估工具受限下，很難衡量問題有多嚴重，」王聲昌分析，「過去的藥癮者是法律上的犯人，查到毒品就關起來，很少醫療專業者主動去監所（協助藥癮者），無論醫療知識或經驗累積都不足。所以台灣的醫療在世界排名前段，成癮醫學卻落後。」

更難撼動的是觀念，社會普遍對藥癮者抱持負面印象，讓有心求助的人因擔憂外界眼光而退縮。負責成癮處遇的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科長洪嘉璣這樣比喻：「藥癮比隱疾還隱疾，病人自己不講，家屬也不敢求助。」

成癮是段病程，治療需要一組配方，每種配方在不同階段帶來不同效果。這些配方分散在各部會與醫療院所，大家的目標都是降低藥癮危害，立場卻常背道而馳。洪嘉璣舉例：「例如警察看到這個人怎麼又吸毒，要抓起來；我們看到的是他從每天打6針，到現在2週用一次，已經有進步。」跨部會的合作，總得花很多時間溝通。

走得磕絆，但總是典範轉移的陣痛期。王聲昌認為，與其把焦點放在成癮是否復發，不如將重點放在服務提供者上，研究提供什麼樣的處遇，才能給戒癮者最大幫助。「會遇到的狀況是，很多事情能在既有框架中運作得很好，大家就會質疑為什麼要為了一小撮成癮者改變現狀？」

要有改變，就要有突破框架的嘗試，2018年底上路的美沙冬跨院區給藥就是一個例子。

國衛院2017年先找25間有意願的醫院試辦，訂定適用申請跨區給藥的個案條件、評估機制，並設置協作中心，由專人總機負責媒合轉介個案。過程中狀況難免，總機作為緩衝角色，除了能即時偵錯，讓問題得到回饋，也能累積醫院間的信任，而非增加衝突。一年後累積足夠的基礎與經驗，才讓總機退場，讓院方用電腦系統作業。今年已有18縣市、55間醫院加入跨區給藥。

接受美沙冬治療的海洛因成癮者，一天不喝美沙冬就可能出現戒斷症狀，但在過去得每天到固定醫療院所報到領藥，造成生活與工作不便、無法出遠門，也影響接受治療意願。規劃推動此計畫的王聲昌說，跨區給藥概念簡單、實務困難，轉出醫院希望給患者方便，轉入方怕患者有問題，兩邊沒交集。當然一紙行政命令就能立刻上路，但第一線的信任問題沒解決，刁難與挫折恐怕落到個案身上。

儘管如此，從第一線服務端考慮需求的方式，已經逆轉行政體系的思維。而原本須每天到固定醫療院所、在醫護人員監督下喝美沙冬的個案，現在能出遠門工作、探親、旅遊，更接近一般人的正常生活。

「用美沙冬的人很小眾，但就是要從這微不足道的事情開始，慢慢帶動改變。」王聲昌嚴肅的語氣，到這裡終於開朗起來。

司法、醫療與社會能做的，是幫藥癮者清出路徑、磨銳武器，伴著他們上戰場。唐心北認為，成癮是一種腦部的疾病，也是一種關係的疾病，每個生命都不同，沒有一套能套用在特定成癮樣態上的公式。治療過程，得了解每位成癮者用藥的經驗、背景、生活樣態，協助患者消除弱點、強化優勢；不只醫療與司法，還需連結校園、心諮輔導、勞動就業等多元處遇。

每次緩護療的初診，唐心北會問患者同一個問題：你為什麼想戒？他認為這是整個成癮治療的核心，「患者得認真思考他到這裡的原因，不能只說是檢察官要他來。（戒癮）這件事，要從外在壓力轉換為內在的意念。」

畢竟，這是一場和自己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