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家門，看到警察坐在客廳的那天，是在廖浩亦允諾母親不再用毒之後。2017年農曆大年初一，他收到檢方的起訴書，罪名是施用二級毒品搖頭丸。

廖浩亦很幸運獲得緩護療的機會。而他並不是第一個得以如此的個案。

在台灣，監獄過載早已不是新聞。直至去年（2018），超額收容人數是5,744人，超收了將近1成。而現行在監的受刑人，有高達半數是毒品相關的犯罪，遠高過酒駕、竊盜、殺人、妨害性自主等刑事犯罪。廖浩亦身旁有不少人因為用藥入監，我問他，這群人出來後生活有改變嗎？他大笑了兩聲，「我知道的人，進了監獄後，99％是認識更多藥頭。只有1％的人會真心改過。」

2015年，時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一次公開談話表示：「染上毒癮的人，一輩子都要和毒癮對抗，所以我們應該把藥癮者看成病人，而不是罪犯。尤其毒品犯罪的再犯率高達9成，單純的刑罰，沒有辦法將他們帶離毒品的惡性循環。」她當時強調，社會與政府必須提供更多的矯正與醫療資源，協助藥癮者重返社會。

緩護療是目前令部份藥癮者進到勒戒所，接受消極隔絕以外的唯一選擇，也是將其「從犯人到病人」的重要司法處遇轉向。從2008年實施至今，已將邁入第11個年頭。從司法到醫療體系，緩護療貢獻了什麼？還能做什麼？

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是個為期6個月以上，連續一年為限的治療。這個過程需要經過檢察官蒐證和評估、確認個案戒治意願。接著，送到醫療機構評量後，最後送二審檢察署進行再議通過。經過這些關卡，藥癮者才能得到緩護療處分。

而檢察官做出緩起訴處分後，再交由同屬地檢署的觀護人轉介，安排個案至合適的特定醫療相關單位。

「一般來說，檢察官都盡量願意給他們機會，」任職於台南地檢署毒品組主任檢察官的許嘉龍說明，「除非是另外有被法院判刑待執行、有其他案由在偵查、審查中，或是傳你來緩起訴你沒有到，不然能給就盡量給。」他提到，當然有個案接受緩護療後屢勸不聽，每次驗尿結果都呈現陽性反應。依照規定，只能撤銷緩起訴，逕行提起公訴。

「不過有機會讓他們接觸到醫療，對當事人、對國家來說可能是好的，」許嘉龍笑著說，「還是希望他們戒掉就不要再用了。」

像許嘉龍這樣願意給予個案機會的檢察官，在檢警體系內其實不在少數。然而一旦遇到手上案量過多，檢察官便可能忽略掉將個案當作「病人」，情願直接起訴。

專長為刑事政策與毒品犯罪的台大法律系教授王皇玉就直言，「如果讓個案去戒癮治療，一個緩起訴要完成，恐怕要超過半年到一年的時間，但這樣檢察官會覺得『我執行一個緩起訴，搞了好久案子都結不了』。」

「檢察官的本位想法是，我如果能早一點把這一個吸毒的人案件結掉，我何必要拖8個月、一年再結？但是你真的要用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你就是要陪著、等著，等著他治療完，才決定要不要起訴。事情早點結就好啦，」但王皇玉也強調，「檢察官要讓誰緩起訴，覺得誰有治療的潛在可能、可以救的個案，他當然有權去做判斷。」

在緩護療實施現況中，作為不將藥癮者拔除原有工作、家庭的社區處遇一環，檢察官多會斟酌個案是否有穩定工作、家庭，以及後續順利戒除、復元的可能性。

然而，現行緩護療制度中，有個顯而易見的缺陷──緩護療的一連串評估程序，是由法律專業但非醫療專業的檢察官啟動。現行程序中，必須要先提起緩起訴處分，醫療機構才能進場。

「要不要做緩護療，怎麼判斷？檢察官其實也沒什麼專業，我必須很不客氣地這樣講，這部分檢察官是專業不足，」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神情嚴肅地說。

行政院院會於2017年5月通過的「新世代反毒策略」，目標是在2020年提升緩護療比率到20%。但實務上，國內仍沒有一致的評估標準供檢察官裁量時參考，進行有效率的分流。這對檢察官而言，有時就像沒有一把良好的篩子去做判斷。

在檢察官案量龐大，且也沒有合適的分流工具時，在現況下，藥癮者要得到一次機會，除了具備意願和良好條件，有時也需要運氣。

「我認為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應該要擴大，這點我同意蔡總統的看法，」台北市聯醫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台灣成癮醫學會祕書長陳亮妤說，「其實他們需要的就只是一個幫忙復歸社會的方式。」

處理緩護療個案經驗豐富的陳亮妤，採取的作法，是採心理社會途徑的情境管理治療，以及動機性晤談。她描述：「你好好跟他討論這個物質對他生命的影響；在他睡不著的時候，給予適當藥物治療。在他人生需要討論的時候給他一些支持，因為家人一定又罵人，也不理解毒品。這些對他們還是很有幫助。」

許多個案，可能因緩護療而接觸到正規醫療，診斷出原本並不知情的共病。比如因為用藥，「吃到爆肝了」，醫師便能幫忙轉介肝膽腸胃科。因緩護療驗出愛滋，進而轉介感染科、或是驗出心臟相關疾病的，也大有人在。

「這些人不是只有成癮的病，他們生大病的機會也比一般人高，」陳亮妤接著說：「War on drugs is not war on people（是對藥物的戰爭，不是對人的戰爭）。這些被藥物影響得人生亂七八糟的人，他們怎麼被社會安全網乘載？而不是去把他們往另外一邊推，去助長他們犯罪，因為他們可以回歸社會的機會沒有了。」

成癮治療確實幫助了無數個藥癮者個案，在現況下，法規已經綁定若要將藥癮者緩起訴，必須前往醫院進行戒癮治療。

但，把病人統統送往醫院，一定是好事嗎？

「透過司法的協助，去push（推動）讓一個人有機會接觸醫療，我覺得也是好的，」掌管全國毒品防制業務的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科長洪嘉磯明快地說。她提出一個鮮明的譬喻：就像是開了一家餐廳，想辦法發傳單吸引客人，但是如果客人平常不會前往餐廳所在區域，可能就不會知道那邊開了一家好吃的餐廳。「所以有人約你來，那也是好事，」洪嘉磯笑著說，「透過司法的強制力讓個案有機會觸接，才有辦法讓各專業去協助。」

然而，在戒癮治療領域，願意投入成癮治療和精神醫學的人力缺乏，醫院中銜接司法和醫療的個管師，也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

「把個案緩起訴之後，以現在的法令，他就只能去醫院。但有些人或許不用去醫院，現在要他全部去醫院，醫院的量能呢？」洪嘉磯提出她的觀察，「因為戒癮治療不是單純開藥就好了，如果說是收感冒，兩千個三千個，可能一個月我可以處理完。但是如果是兩百個藥癮的病人，然後去醫院處理，一個人都要看一小時以上，這怎麼做？那個量能就很恐怖，醫院就會吃不消。」

投入成癮治療超過30年，台北市聯醫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任束連文說，「我很希望去做這件事情，我自己去開一個醫院，開一個專門合作的。可是現在法令上不行，我也不能要求檢察官一定要把他緩起訴，」他接著表示，「會傾向跟地檢署合作，某種程度是不是一起評估，你審案的過程中，（醫生）部分參與甚至合作，把適合的個案通通帶過來。如果願意做可以這樣做。」

而現行緩護療不屬於健保給付範圍。戒癮門診費用高昂，也造成部份個案無法負擔。現行實務上，一級毒品（海洛因）因需服用替代藥物，治療費約為3萬6,000元以上。二級毒品多為心理治療，治療費約3萬元。

「這個制度，就關乎醫療和司法體系怎麼合作，」洪嘉磯說，「過去沒有從醫療、疾病或公衛的角度去思考藥癮問題，即使有，國家仍然是太弱的。」

開始進行緩護療以後，追蹤個案戒治情況的，是具備監控功能的觀護人。個案除了需要按時向觀護人報到，回報生活狀況，也要進行驗尿等舉措。若藥癮者沒有按時出席醫院的戒癮治療，觀護人會與個案溝通。

遺憾的是，現行觀護人的角色，大部分也乘載過多案量。投入毒品防治業務多年的林達說明：「大部分的觀護人會花比較多心思在假釋犯、重刑犯、性侵犯上面。過去台北地檢署的觀護人可能16到18位，一個觀護人手上同時有300個案件左右；300個人中，不可能每個人都認識，就會比較側重在高風險的個案上。而施用毒品的人口，可能就會被忽略。」

台灣多數地檢署設置的觀護人並無專股之劃分，在專業無法積累的情況下，觀念上就傾向認為「再犯就是不對」。對藥癮者，也缺乏其為慢性病患者的認識。

在觀護人人力資源不足，毒品種類又多的狀況下，「觀護人可能未必有很大強制力，就放戒治者到醫院放牛吃草。觀護人沒有足夠連結，醫院也沒有設置個管師去催他，戒治者就很容易再犯，」林達接著解釋。

自2008年開辦緩護療以來，人數節節上升，從2008年的1,197人提升至2017年的6,787人，10年成長達467％。在實務上，各地檢署確實利用緩護療，作為替代進到矯正體系內進行機構性強制治療的方案。

然而，緩護療者被撤銷的人次也逐年增加，從2008年的537人，增加到2017年的1,646人，成長了206.5％。

其中，在一、二級毒品的「因另案起訴」，又有7成以上是再次施用同級毒品。

林達提及，「再犯便撤銷，就對司法體系造成很多無謂負擔。」為了令專業能夠有所積累，也讓第一手接觸藥癮者的觀護人觀念得以一致，4年前在台北地檢署，他推動成立「毒品專股」觀護人──亦即，這兩位觀護人，專門經手毒品相關案件。「目前這兩位一人手上有約500件。至少可以專責在毒品上，再去挑比較嚴重的。」

即便現況下，北檢已有專人負責毒品案件，北檢毒品專責觀護人沈品璇卻直言，每個地區的特性不一。「在我們轄區，我手上的個案，有7成是男同志。很多是高社經地位，從事科技、醫療產業的，」她繼續說明，「用藥除了牽涉到次文化，更深層的，是他們在生活、工作環境中被不斷歧視，以及與上一代互動的問題。」

無論是娛樂性用藥，還是其他非法成癮物質，許多時候，各個藥癮者用藥主觀意義不同，僅僅透過單純的門診治療，得以達到「戒除」目的嗎？

有近20年陪伴藥癮者社工經驗的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陳玟如就表示：「只透過藥物治療做的，其實很有限。所以讓所有的毒品使用者進入醫療（體系）也不是（唯一解方），它只能是多元處遇中的一環。」

那麼，現行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的制度，還可以怎麼修改？

「這就變成制度面問題，」林達說明，「戒癮治療需要符合獎懲機制才有效。例如當事人配合聽話可以降低處遇，或者反之要加重。但是我國緩起訴戒癮治療是『全有全無』。」

現行機制下，藥癮者未遵守相關規定或再犯，則會跳過觀察勒戒和戒治，直接面臨入監監禁。這樣一來，幾乎等於回到最初消極的隔絕手段，既沒辦法解決根本的成癮問題，也將他們愈推愈遠。

除了缺乏撤銷後的整合機制，同時，若主張藥癮者是慢性病人，就可能有復發機會。現在以「再犯」為主要撤銷執行緩護療的標準，是否可以有討論空間？

「成癮者再犯本來就是正常，但我認為有3個指標可以觀察，」林達說，「第一是施用頻率是否有降低，例如原本是每天一次，變成每個月一次，變成一年一次；第二，社會連結是否有變強？很多毒品使用者原先可能家庭破裂、拋棄或不顧小孩，但經過治療程序，同樣條件不變，是不是可以走回家庭？再來，是生產力有沒有提高？過去可能完全不做，現在就找到工作了。」

林達回憶，過去有個緩起訴被撤銷的案例，個案一開始接受緩起訴處分後開始賣麵，貌似生活漸漸上了軌道，某次卻忍不住施用毒品被抓到。關注這個案例的，都不希望個案緩起訴被撤銷。但負責該案的偵查檢察官最終決定，再犯就是要撤銷。個案觀護人因此相當受挫。

「文化的改變還是要從制度改變，同時，操作之人的專業也很重要，」林達淡淡地說。

因此，一方面需要推翻原先以「再犯」為指標的僵化判準，建立漸進式的評估標準。同時，緩護療是否能夠擴大實施？是否能不限定僅能前往醫院進行戒癮治療？

修法不是萬靈丹，但至少是好的開始。林達笑著說，「關於多元化，現在法務部有修法草案，但還沒送行政院。」

與此同時，多元化處遇的內涵，恐怕更為迫切。「必須要有多元處遇。所謂醫療化處遇，就等於吃藥嗎？還有精神醫療的層面，也需要整合心理、社工、職能治療、護理等不同領域的專業，」臨床心理師背景出身的洪嘉磯提及，「不管是不是醫院，都要有可以協助這個人的制度。」

「恐怕還是要去處理社區資源如何配套的問題，」專研毒品政策、現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北辦公室專案研究員林瑋婷建議，社區裡面需要設置一個法官以外的個案管理師，這個角色可以是現附屬於各地方政府下的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因為司法總有一天會結案，社區裡面還是要有個人去hold他，」林瑋婷說，「可以想像有些緩護療的個案還是會進到監獄。要讓社區個管師能夠更早在前面這個還有點強制力的階段時，跟這些人建立合作關係，他之後才有可能去用這些服務。」

在民間這端，早已有許多戒癮機構提供支持，如晨曦會、解癮戒毒協會等。一開始故事裡的廖浩亦如今就在宗教戒癮機構「趕路的雁」，想要改變自己，也想要家人重拾信心。

那麼，司法、醫療、社區端都準備好了嗎？

「矯正體系對於這群人的協助，不是只想著怎麼把我們抓進去，」陳玟如回憶，撰寫博士論文時所訪談的某位更生人曾經這樣描述：「而是要想辦法讓我們怎麼走出來，那才是所謂的復元。」

幫助藥癮者復元的迢迢之路，體系之間的對話和協力，還沒有太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