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期間，國籍航空機師過著沒有陽光、不能回家，形同囚犯的生活。疫情一開始時，許多人還可以自我說服犧牲，但2021年5月6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宣布因近期多起機師確診案例，實施「清零計畫」，機組員居家檢疫從3天變5天，4天後「清零計畫2.0」變成居檢14天；同年9月國籍航空機師確診，又再來一次加嚴管理。

張成業與杜昌弘雖任職於同一家航空公司，但分別隸屬不同機隊，平時執飛時根本沒機會碰面。今年（2023）1月初，難得兩人都在台灣、也沒被居家檢疫的時間，一起來到松山機場後面的飛機巷接受《報導者》採訪，述說他們為什麼打這場官司：「在防疫初期將機師與人群強制隔離，保護國人健康還可以接受，但已經開始有疫苗時，沒有隔離通知書、沒有行政命令，指揮官在記者會上直接宣布清零，行政權無限擴張的狀況讓人無法接受，我們決定站出來透過訴訟讓政府檢討，並在司法體系留下紀錄。」

「14+0」、「5+9」、「7+7」、「3+11」，這些都是國籍航空機師們的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的數字，也代表著他們無止盡的居家檢疫、外站隔離、執勤，失去所有生活的日子，許多機組員常自嘲「不是在隔離、就是在去隔離的路上」。不能探望生病的父母、不能擁抱小孩，疫情緊急下，大家都願意「相忍為國」，也是為了保護自己所愛的人。但疫情變化及有了疫苗之後，仍被針對性的政策加強管控，令他們難以吞忍。

張成業表示，防疫剛開始時，對於COVID-19還不夠理解下，強制限制人身自由還可以接受，但2021年5月6日，爆發航空公司前艙組員確診後，指揮中心直接在每日記者會上宣布「清零計畫」拉長機組員居家檢疫天數；4天後再追加成「清零計畫2.0」，全數召回機組員集中檢疫，天數直接加碼成14天。在那一段清零期間，檢疫中的機師還是要執飛。但事後證明，這段期間並沒有機師因此確診，也不是社區傳播的源頭。

「這件事是壓垮我的稻草。擔任過檢察官的經歷，讓我決定把塵封已久的法律知識重新拿出來做點事，」張成業表示，清零計畫啟動時，「我當時已經在台灣解除居隔，除了立刻回家居隔之外，卻還是正常派飛，從5月21日開始34天後才完全解除，過程中除了搭檔機師外，完全沒有碰過任何人，想起來真的很可怕。」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秀熙指出，2021年5月機組員應該都已經打完第一劑，但當時是在Delta變種病毒流行前，剛好處在一個要不要「清零」還是「共存」的尷尬時間點，所以才會有這些侵犯人權上的爭議，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一直積極開發疫苗與藥物，進而去避免過度限制人民自由。

杜昌弘也是這次集體訴訟的機師之一。已經是機隊教官的他表示，這段時間真的太難熬，除了飛行之外，外站落地就被關進小房間，只能與家人朋友視訊，持續兩年時間，牙痛、皮膚過敏等問題逐一浮現，卻連就醫都得求助工會找願意看診的醫師。所以去年他決定跳出來支持張成業一起打國賠，不想讓張一個人孤軍奮戰，讓司法為這段時間留下紀錄。

20名機師提出的集體國賠，以每日3,000元計算，居家檢疫天數超過1,300天，總金額超過400萬元；其中張成業居家檢疫天數最多，總共116天、請求國賠的金額為348,000元。張成業說明，疫情開始的第一年，在國家緊急狀況下，機師們接受政府的防疫作為，所以疫情第一年的居檢沒有請求國賠，國賠金額的計算只針對突然實施清零計畫之後的居檢日數。

機師們的委任律師李恬野進一步說明，這個案子主體是行政訴訟，但因為這個案件中居家檢疫都是已經執行完畢的處分，法律上已經無法回復原狀，「所以再提一個集體國家賠償，就是為了確保行政訴訟的合法有效。」

「曾是法律人，當然不能漏氣。從訴願打起，遭到行政院回函不受理後，再打行政訴訟，之後再提集體國家賠償，這是法律戰策略，要在法律基礎上確認利益。只是從提起行政訴訟後，至今只召開過一次準備程序庭，曾任檢察官的經驗告訴我，法院當時可能想拖過國賠期限。但這都是預料之內的事，最終當我窮盡所有途徑後，將走上憲法法庭，」張成業堅定地說。

47歲的張成業，曾在台中、南投與台北地檢署擔任過9年檢察官，當時下定決心要離開地檢署時，《提審法》修正通過，地檢署檢察官們正在熟悉怎麼履行《提審法》的新規定，包括對於人犯拘禁必須在24小時內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親友。他回想起當時，「對於該如何做到，緊張地要死，很怕做得程序不夠完備。」

多年後，因兩名完整接種兩劑AZ的長榮機師「突破性感染」確診，2021年9月3日指揮中心再次要求長程航班機組員立即入住防疫旅館，張成業萬萬沒想到，他在完全沒有收到通知單的狀態下，直接被迫住進機場的華航諾富特飯店。

他描述，本來要依據《提審法》向法院申請提審，當時他也具名向地檢署檢舉，但當時不到48小時就要執飛洛杉磯，來不及跑完提審程序，所以等到9月7日晚上從美國回來時才提出。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離開檢察官職務時正在熟悉《提審法》，沒想到有一天我居然會親身經歷這個過程 （指未依行政程序就遭隔離執行）。」

從檢察官變機師，張成業說一切都是意外。「從小就是飛行控，常來松山機場旁的濱江街飛機巷，看著飛機降落體驗那種臨場感，並想像自己如果能駕駛飛機該有多好。加上當時在檢察體系內有些無力感，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遞出辭呈後，跑到美國洛杉磯自訓，40歲才正式成為機師。」

「雖然比其他同儕晚成為機師，但執飛沒有什麼年齡限制，只要身體保持健康、體檢沒問題，就能繼續翱翔天空。只不過疫情這兩年，反覆在居家檢疫、外站隔離之間度過，對於我們這種年紀比較大的人來說，很難保持體能最佳狀態，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這麼不滿的原因，這涉及飛安啊！」

張成業強調，他不是愛找碴，而是認為防疫政策明顯不科學；既然從航空公司、民航局都得不到居家隔離機師的科學證據，那就在法庭上要行政部門把資料攤在陽光下，如果能拿出說服的理由，官司打輸就心服口服。他表示，很遺憾到目前為止，包括「機組員確診個案討論會議」、「機組員檢疫措施會議紀錄」、「華航清零計畫1.0奉核公文」、「華航清零2.0簡報」等，衛福部都不給閱卷，如果防疫決策過程很科學，為什麼不能在法庭上公開？

張成業在行政訴訟狀中也主張，行政機關並沒有遵照「釋字第690號」對機師遭到長期居家檢疫給予補償；另一個爭點在於，同具高染疫風險的機場工作者──包括機場清潔人員、防疫計程車司機、海關檢疫人員等等──可以免隔離、免居家檢疫。也就是說，機組員和那些機場相關工作的人員，在當時都已經打滿兩劑疫苗，政府卻對他們實施不一樣的防疫標準和應對措施。

張成業認為，行政法上有平等原則，相同情境要有相同處置。機師被認為是可能與確診者接觸，但實際狀況是，機師連在外站都被關在旅館房間內不能外出，回國後還必須再住進防疫旅館居家檢疫；反觀機場清潔人員、防疫計程車司機工作時與旅客接觸機會更高，卻不用居家檢疫，很明顯沒有用同一套標準防疫。

李恬野強調，這顯示行政機關在防疫作為「不公平」、「存在差別待遇」，事後更證明這些機場人員確實有因此染疫的狀況。追根究柢，不管是指揮中心、衛服部或疾管署在防疫作為上確有標準不一致的狀況，因此他們在訴狀中清楚寫著「這是對於機師歧視、不公平、不理性及不科學的居家檢疫手段」。

張成業認為，在這次防疫過程中，2020年2月底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簡稱《肺炎特別條例》），在疫情狀態下給予行政擴權，但其中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是「霸王條款」，雖然機組員居家檢疫中沒有動用這一條，但行政無限擴權是不爭的事實。

「自己學法律，又是清零計畫事件的當事人，如果不做點事，政府擴權會沒完沒了。於是透過行政訴訟、集體國賠，讓法院來評判這件事。」張成業強調：

長期協助機師的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律師顧問劉硯田，對機師們這段時間遭受到的職業歧視非常有感。他指出，自從2020年底紐西蘭籍機師成為破口，之後似乎所有防疫破口社會都會直接懷疑是機師造成，不僅被汙名化還一直成為箭靶；可是弔詭在於，國家又需要機師肩負物流運輸的重任，導致他們不斷陷入清零、飛行又清零困境，機師是在這疫情中被犧牲的一群人，政府與社會欠他們一個公道。

《肺炎特別條例》第7條在立法後就爭議不斷，認為形同給予行政機關空白授權。

2021年9月30日，時任衛福部次長、現任健保署署長的石崇良在立法院公聽會時表示，第7條從疫情爆發至今使用過8次，包括相關人員出國限制、延長移工在台工作時間等，其餘大部分都是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規定處理，若有法規不足之處會檢討並適時修正。

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吳全峰認為，台灣與國外疫情最大不同在於，我們自始自終都沒有完全「封城（lockdown）」，立法院也都還能正常開會，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可以持續修法，改進過去因緊急狀況急著通過的《肺炎特別條例》，尤其是第7條，沒有理由可以讓它存在3年時間，或是在第7條中增補「什麼樣的情況可以賦予指揮官有這樣的權限」，把一些原則性的內容規範得更細緻。

台大法律學系教授林明昕指出，疫情剛開始時來勢洶洶，全世界都一樣搞不清楚到底要怎麼應付，所以立法過程就是趕緊授權讓「行政機構看著辦」，在當時是可以被接受的；但隨著疫苗量產、抗病毒藥也有了，行政機關應該針對當時緊急通過的《肺炎特別條例》重新檢討，適度的修正內容以符合疫情發展的新型態，換言之，「立法也要滾動調整跟上腳步」，但國會沒有這麼做，只在2022年延長了《肺炎特別條例》的期限，這是立法怠惰。

林明昕2021年初在《台灣法學雜誌》刊登〈再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之合憲性爭議〉一文，認為光就第7條看似空白授權給指揮官無上權力，因而導致濫用而產生違憲結果似乎是過度延伸，還是要看指揮官在什麼情境下怎麼使用第7條而定；但建議指揮中心或衛福部疾管署在引用該法條時，必須同時適用其他直接或間接的法規規定，指揮官才能在應變處置上不至於違憲。

林明昕認為，第7條並沒有直接違憲之虞，但為了避免行政機關在「不緊急」狀態下濫用，《肺炎特別條例》以及爭議的第7條都應該依據過去的經驗適度修正：

「畢竟第7條狀況不是法治國秩序下長時間能容忍的現象，空白授權在緊急時可以被接受，但不代表可以一直毫無顧忌地用。」

事實上，國家行政權力因防疫需求，強制隔離人民，是否牴觸《憲法》對於人身自由的保障，在2003年SARS時即曾引發討論──和平醫院封院、強制要求全院醫護返院隔離，醫護跳窗、向外界求援的畫面，傳送到世界各國，成為台灣最慘烈的傷痕，亦重創國家形象。後來拒絕返院、一生被貼上「落跑醫師」汙名的周經凱提出釋憲案，大法官最終於2011年做成的「釋字690號」，雖然做出合憲的解釋，但共有自4位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書。

現任司法院長許宗力當年撰寫的不同意見書中，即提示人民對國家權力應時時警醒：

「⋯⋯即使我們對台灣自由民主法治的永續發展，以及台灣人的寬容、人權素養有信心，認為在當代台灣社會，我們所顧慮的應已不可能發生，但我們仍不能冒這個險，法官保留（指刑事訴訟中強制處分的發動需保留由法官審理同意之後，檢察或是司法警察機關才能執行），就在儘可能防杜即使小到千萬分之一機會才會發生的濫權可能性。」

當時大法官許玉秀提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對正當程序的堅持與實踐能力〉不同意見書，則指出：

「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對正當程序的堅持與實踐能力。緊急危險不能成為正當程序的例外。愈緊急，愈應該嚴謹有效地遵守正當程序，因為緊急情況最容易出現致命的悲劇。 為保障人身自由所形成的權力分立原則，必須透過法官保留原則方能實現，否則即欠缺外部監督、制衡機制，緊急情況即容易成為製造致命悲劇的藉口。」

過往留學德國攻讀法學的林明昕指出，這次疫情被德國認為是二戰後最大危機，很謹慎面對防疫，所有措施與法規都不斷在修正，但「台灣在這方面確實是『立法怠惰』，有一種『立法授權後，就放著不管回家睡覺』的感覺，我們期待的應該是立法者有主動權，隨時在檢討相關細節，一旦進入非緊急情況時，授權隨時都要收回，以保障憲法的人身自由。」

林明昕建議，既然現在衛福部疾管署已經準備要啟動《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法，可以針對《肺炎特別條例》碰到的狀況以及不足之處進行檢討，讓法令可以跟上疾病變化的腳步，「現在很少人在乎這一塊，但這對於台灣民主自由與憲政體制來說很重要，關乎我們的法制能不能繼續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