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與人權的司法交鋒

歷經1,159天，COVID-19輕症以及無症狀者，終由「隔離」的傳染病名單中解除，台灣真正進入了「與病毒共存」的日常。但因防疫非常手段對於民主法治衝擊的戰場清理，如今才要開始──不僅是防疫與公衛體制的檢討，還有更容易被忽略的： 以防疫為前提，對民主社會運作常規的損害，是否合宜？

病毒的傷害顯而易見，但逾越科學解釋與法治精神的傷害，多數人難以察覺、卻可能「動搖國本」。本系列透過3場與政府部門的訴訟報導，我們再一次省思，疫情之下，以全體社會最大福祉之名，個人權益與自由犧牲的界線該劃設在哪裡？透過這些以個人之名提出告訴者，其實讓人看見台灣公民社會最可貴的精神── 這些原告們主張的不只是個人權益被侵害、幾乎更多是出於身為民主社會公民信仰的堅定「義務」：

出身野百合學運世代的企業家彭天豪，針對強制入境者全數必須自費住防疫旅館和隔離檢疫所14天、隔離天數甚至被多「偷」走1天而提出行政訴訟，一審告贏疾管署。事實上，他對政府整體防疫仍打了高分，告政府的初衷是為了讓政府更好， 讓台灣社會永遠保有自由開放、理性論辯的空間，「政府輸了（官司）也沒什麼，改就是了，」他如是說。

由20名機師提出的集體訴訟與國賠案，更是一場名譽的回復之戰。 2021年5月以降，這20名機師一共被居家檢疫1,300多天，他們提出400萬元的國家賠償中，並未將疫情第一年緊急狀態下納入計算，因為重點是要政府給個說法：獨獨針對機師提出加強版清零計畫，科學證據在哪裡？透過訴訟，要求決策過程應公布接受檢視。

不僅邊境管制、強制集中隔離等作法須透過司法釐清國家機器與人民權益界線，防疫期間的兩場選舉與公投裡，確診者因此「被没收」的投票權，更衝撞了民主社會的慣例，台權會直訴決戰憲法法庭。「好想贏韓國」是台灣人常有的心情，但民主化進程相似的韓國，疫情期間在防疫措施與民主核心下，做出「保障民主選舉機制」的選擇，台灣為何不能？

從1999年的921大地震、2003年SARS到2009年的八八風災，台灣已數度經歷過大型災難的衝擊，COVID-19之疫雖然確有進展，但一級開設的防疫指揮作戰仍偏「衛福部」觀點，其他跨部門的守備與文官體系的部署顯然落後，形成如今疫後司法戰的危機。

SARS後，對於《傳染病防治法》中的採取強制隔離即有大法官釋字690號，當時大法官許玉秀提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對正當程序的堅持與實踐能力〉的不同意見書，如今仍是一記台灣社會應持續確保與追尋的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