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封阻全球緊急公衛事件的COVID-19，2020年2月，立法院快速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簡稱《肺炎特別條例》），令行政部門取得非常狀態下的防疫依據，在疫情非常時期下給予「行政擴權」。當時即有法界人士憂心，特別條例授權範圍與《憲法》及相關基本法架構未能明確釐清，其中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被認為如同空白授權的帝王條款，未包含「原則」及「例外」設計，疫後恐訴訟不斷。結果一語成讖，近來包括行政訴訟、國賠案相關訴訟陸續湧現。

在事態緊急下擴張行政權，防疫當頭的人民多數接受；隨著疫情邁入尾聲，在防疫過程中可能侵犯人權的案例開始被檢視。2021年6月25日指揮中心以一紙新聞稿宣布，2天後所有入境旅客都要強制入住防疫旅館、集中檢疫所或合規定的宿舍隔離14天，而不能選擇居家檢疫，甚至將入境當日計為第0天不算數，企業家彭天豪以此對政府提出行政訴訟。

2022年11月3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發布「110年度訴字第1153號行政判決」，彭天豪勝訴。此一案例在法律界引發高度關注，甚至被司法國考的題庫中分析、討論。敗訴的衛福部疾管署，則已提起上訴。

《報導者》日前連繫上事業重心轉往北美的企業家彭天豪。他回憶，2021年8月22日他從美國返台，接到「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與家人即刻到新北市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待滿14＋1天後，「出關」時目睹的場景，他迄今忘不了。

「午夜檢疫期一滿，下樓到旅館大廳check out時，看見一堆住客在大廳等候，都是準備離開的民眾，還排隊一段時間才終於完成所有手續；即使旅館可以允許居檢者隔天再退房，但沒有人想在這裡待到天亮。而我們全家好不容易等到計程車，半夜搭車返回新竹家中，說是連夜逃跑一點也不誇張。」

彭天豪委任律師、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周宇修解釋，這判決表示居隔措施不能只有一只新聞稿就宣布，必須有法律或行政命令為依據，但強制入住防疫旅館很顯然沒有做到這點，況且在開庭過程中，行政機關始終沒有拿出足夠的法律基礎來說服高等行政法院。

周宇修強調，入境居家檢疫，從字面上理解「居家」就是應該回到住家，開放防疫旅館是給民眾多一個「選擇」，讓家人可以選擇去防疫旅館避免風險；法律上是以對人民有利的解釋，但一紙新聞稿就宣布只能去防疫旅館，但防疫名詞是「居家檢疫」、並不是「集中檢疫」，等於是把家的定義擴大至「不是家的地方」，已經違反《憲法》第9條「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款「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一日論」，即彭天豪全家8月22日入境即至防疫旅館，但14天的隔離日卻從8月23日零時起才起算第一日，周宇修因此主張行政機關違反比例原則，最後亦獲得法院認定，行政機關從「第0天」開始執行，確實違反比例原則。

彭天豪受訪時表示，雖然自己和家人多被隔離了1天，倒不是他最在意的點，被奪走了「第0天」的主張是與律師討論過後的決定：

因此，彭天豪在行政訴訟的過程中並沒有再要求賠償：「對我來說，損失的金錢不是重點，我在乎的是台灣走向成熟的社會時，必須經歷這樣的考驗而愈來愈進步。」

雖然控告政府，但彭天豪既不為求償、也不是對政府不滿，反而認為是盡一個人民守護法治秩序的義務。這與彭天豪自己經歷台灣由威權時代走入民主時代的背景有關──他見證並參與台灣社運、學運年代，如何由人民的力量推動政治與社會的開放。

他受訪時透露，自己大學時代就推動了兩次釋憲案。

「我在讀大學時，台灣社會才剛解嚴不久，那時我積極參加社團，剛好遇上野百合學運──我是不敢稱自己是野百合世代，因為只是參加了那一場學生運動──這對我的人格養成很關鍵，年輕時遇到一批很有熱情、很有抱負與理想的夥伴，然後去衝撞後看到事情有所改變。當然我們那時候很幸運，那個改變是往良善的方向去。日後不會懼怕遇到困難，因為年輕時遇過更艱難的，也習慣主動去捍衛自己的權利。」

彭天豪笑說，「大學時代做的事還不只這一件，創業前的人生中，還有兩個釋憲案跟我有關，第一件是役男不能出國的釋字443號解釋，以及第二件是學生不能參政的釋字546號解釋。」最後都有好的結果。

如今，役男可以出國拓展視野，不用再局限於兵役問題。彭天豪表示，雖然自己沒有因此受惠，但這改變對於後來的學子們很有幫助；而學生不能參政也是如此，《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怎麼可以受到身分限制，「不參選」與「不能參選」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彭天豪認為，回到防疫旅館這件事也是如此，政府管理的概念如出一轍：

「30年前，用『役男出國一定會逃兵』思維來防堵；同樣的邏輯，30年後的此時，也以『入境台灣如果不關在旅館，人民就一定會從家裡跑出去』來思考。所以我在出庭時，就要政府說出來，這樣的公共政策邏輯是什麼？但多次詢問都講不出理由，所以希望透過這次的行政訴訟，去凸顯這個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其實還有很多可以改善並更進步的地方。」

彭天豪的狀況不是個案。COVID-19疫情期間──尤其是三級警戒──確診個案以及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的人數暴增，根據衛福部統計，截至2022年11月7日取消接觸者居家隔離措施，總共有567萬2,762人次與確診者接觸而居家隔離；截至2022年10月31日止入境人員取消居家檢疫，累計有191萬3,445人次居家檢疫；還有入住集中檢疫所的有14萬2,799人次，上述三種總計772萬9,006人次。即等於，疫情期間有數百萬人次被政府多限制了一天的自由，政府則花費巨額經費做防疫補償金。

但如彭天豪這樣，許多人可能並不在意被多隔離一天獲得什麼補償，只想問：「WHO建議14天的檢疫，為什麼台灣就是要比別人多一天？科學根據是什麼？又真的對防疫有幫助嗎？」

因防疫受隔離、檢疫者或其照顧者每人每日可請1,000元防疫補償金，衛福部社會救助與社工司司長蘇昭如表示，並非所有居家隔離、檢疫的民眾都符合請領資格，若隔離期間有領薪水者，並不符合補償金資格，因此如軍公教就不能請領。

不過，衛福部統計至2023年2月底止，防疫補償總受理案件數約256萬餘件，經審查通過者計178萬餘案、103億7千萬餘元。以此推估，疫情期間防疫實際造成的成本已經突破100億元，每一件申請的補償金額約為5,825元，也就是申請的天數平均是5.8天；2023年衛福部還因而再編列28億元準備來付補償金。

這還不含往返機場與防疫旅館或居家的防疫計程車費用。以彭天豪為例，從桃園搭防疫計程車約2,000元，解隔離後，再從深坑回到新竹也是2,000多元。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憲法行政法專家林明昕認為，這起案件凸顯防疫期間不重視「法制」的問題，而且這不是個案，對於公務員來說，《肺炎特別條例》授與權力後，好用就拿來用，而且是一直用。他以彭天豪案中所舉的第0天為例，認為《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範得很清楚：「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一日論。」換言之，必當不利於當事人時，要從寬認定不利處分的起始日，所以入境居檢實際超過14天被認定違反比例原則並不意外。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法制，因為行政部門執行，首要是法律基礎穩固，第二才是執行。只是在這次防疫過程中，指揮中心許多防疫決策者多半是醫界人士，對於法制沒有太完整的概念，一開始疫情緊繃時，民意支持也沒有遭遇反對意見；但長久下來，總是會有對法律在意的人會提出異議。」

林明昕認為，這充分凸顯指揮中心的法制基礎太弱。他進一步分析，另一個爭議點就是《肺炎特別條例》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的「霸王條款」，更值得檢討。

「關於這條『霸王條款』是否有違憲疑義？最關鍵的核心還是在於使用這條款時是否有適用的相關法規規定？以及隨著疫情緊急狀態緩解後，是否有進一步檢討修正？」林明昕強調，後來指揮中心似乎也發現問題，開始找法務部次長陳明堂一起開會討論，並在記者會公布手板資訊時，一併在指揮中心網站上公告，只是距離有完整的法制基礎還有距離。

林明昕指出，如果仔細檢視《肺炎特別條例》，會發現條文十之八九都在講「紓困」，關於防疫的問題反而著墨很少，這與中央政府的組織有關，認為發錢才是大事，反而因此忽略各種行政作為可能產生的爭議。他建議，未來在這方面應該由一個法律政務委員來負責，或是指揮中心有一個專屬法制團隊，針對各種措施可能產生的違憲或法律爭議做出合適的處置。

對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衛福部疾管署已提起上訴。疾管署對《報導者》的詢問，以文字回應表示：

「就本案原審判決疑義需待上級法院釐清事項，擬具理由提出上訴（上訴日期2022年12月6日），後續配合法院審理程序辦理。」

對此彭天豪表示，「我現在人多數時間在北美經商，相關事情還是會委託律師周宇修，就看上訴的結果如何，應該還會繼續走下去，將來會再與律師討論後再判斷，如果有必要，也不排除再次走到憲法法庭。」

彭天豪也不斷強調，提起訴訟不代表否定台灣的防疫，整體而言他給台灣防疫打80分，但他認為過程中還是有不足或欠缺的地方，透過司法的訴訟去論辯，能讓之後行政部門的作為有愈來愈好的方向。

彭天豪說出他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