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門口傳來許久不見的招呼聲，勝男（化名）才從反覆誦念經文裡回神。她的反應不是趕去迎接，而是回過頭來向屋子裡頭衝，戴上隨手可及的口罩，順手再拿酒精將自己從頭到腳都消毒了一遍，才敢探出頭來查看。

從5月初成為COVID-19的確診者後，幾乎沒有人會來她家串門子了。粉色的葡萄紙箱生了灰塵，一落一落堆在門邊，集合成一堵亮色的牆，將內外空間分離。過往應該是揀果、打包、分裝的忙碌時刻，而今勝男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電視裡的早課梵音，這是不用接觸到人、而能「迴向社會」的選擇。

「大家會怕，因為我讓這個地方變成這樣，還害到別人的小孩，我不知道能做什麼來彌補，做義工之類的人家也不敢靠近我。」

身為一名盤商，勝男會定期向溪湖鎮的農民們收購果實飽滿、帶有紫黑色澤的巨峰葡萄；挑選裝箱後，再開著車一路北上兜售。20多年來一直是如此，她與丈夫走遍北北基桃，將溪湖驕傲的葡萄包裝成禮盒，送進北部人的肚子裡。因為主打新鮮、產地直送，送貨時間沒得拖延，生活成為一趟又一趟漫長的公路旅行，夫妻時常在貨車上倒頭就睡，省錢也充電，隔天再繼續上路。

買賣帶回的收益，拉拔3個小孩長大，家人得以溫飽。在種植技術精進、葡萄成為高經濟作物後，平穩的價格也讓勝男有餘裕把房子整理得漂漂亮亮，在午後陽光透過天井直射下來的溫暖環境裡，持續打拼下一個20年。

但南來北往的生意不只帶來收益，也帶回病毒。在北部發生大規模群聚感染後，勝男正好踏入萬華，那是疫情爆發以來最嚴重的社區傳播熱點；她知道疫病的危險性，葡萄送到客人手中就要離開，但是難得的機會讓她停下腳步。

「市場裡的人說要多訂葡萄，我想就多等一下，看對方要多少。大概待了20分鐘吧，我猜就是這段時間感染到；要是貨交完就走，就不會變成這樣了。」她至今仍懊悔嘆息。

病毒跟著勝男一起回到彰化後，迅速在她廣闊的社交圈裡傳播。先是1,300多人參加的婚宴、母親節聚餐，再到社區活動和歌唱班；最終，一共造成彰化地區112人染疫，4人死亡，她的家中也有多人確診，並匡列20個以上的場域與3,757人可能接觸者，埔心鄉、溪湖鎮、永靖鄉3個鄉鎮各級學校短暫停課。該起感染也成為繼萬華後，全台規模第二大的群聚感染事件。

在勝男準備入院治療前，她染疫的消息已經迅速傳開。

隔壁里的里長聲稱為保全里民的安全，親自開著小貨車在村落巡迴。他的車頂架了一台大聲公，廣播大聲地在村落裡不斷放送：「賣葡萄的XX確診了，麻煩大家注意家裡的健康安全。」

由於此舉涉及「散播疫情、傳染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違反《傳染病防治法》，里長在第一時間遭到送辦，恐面臨百萬罰金。有人認為里長的舉動是對確診者的二次傷害，也有人舉雙手贊成，廣播可以提高居民警覺，是對防疫的加分。討論並沒有結果，最終檢方認為廣播內容是事實，且確實是為了公衛需求，予以不起訴處分；但個資的透明已經讓勝男一家的返家之路變得特別漫長。

幾週後，她痊癒出院。夜裡，先是有人拿了幾袋垃圾到她家門口洩恨，糾紛一度鬧上派出所；接著是一張勝男一家老小的全家福，不知為何開始在當地的社群媒體和手機中流傳。大家都說：「確診的就是她，是她們一家害了彰化。」

在當時的反覆報導中，「葡萄媽媽」和「葡萄家族」的稱呼，則是加強了確診者與葡萄的連結。民眾對「葡萄帶病」的恐懼，使得整個彰化葡萄產業恰好在收成之際大受影響，果農訂單大減，基層怨聲載道。

距離溪湖鎮10公里外的大村鄉，興丰果園園主吳中興就抱怨，一直報導葡萄媽媽，影響真的很廣，其他葡萄農也受害，因為一直放送大家就會怕。短短幾天內，他的葡萄銷量下滑2成，還必須特地開課向顧客解釋，葡萄不會受動物性病毒影響、箱子有消菌殺毒很安全等。為了讓消費者安心，果農們想盡辦法要消除各種謠言和疑慮，但還是比不上不實訊息傳遞的速度，連遠在二林的葡萄農們也受到波及。

很快地，勝男一家得要承受整個村落的怒火。

有人打電話來要她滾出村子，本來長期合作的農民告訴她，不會再把葡萄交給她，手機裡一個一個群組也把她踢除，留下「你已不是群組成員」的訊息，讓她在現實和虛擬的兩個世界都陷入孤立。甚至，有染疫者的家屬打電話來要求要她賠償。

「那些朋友、鄰居全都不見了，變成大家互相攻擊。我在想，不是大家要一起對付病毒嗎？怎麼變成大家恨來恨去？」

勝男不能理解，也怪自己，說事情變成這樣，一定是自己的運氣差，導致新房子的氣不好，甚至認為一切都是自己不識字害的。

因為不識字，才想要外出拼。早年，她們順著1980年代經濟蓬勃的榮景，在路邊擺攤賣葡萄，望著川流不息的車陣，心想過路的客人就能帶來不錯的金流。

一箱箱的葡萄換來基本收入，前提是必須像木頭一樣杵在攤子上，緊盯每一個購買的可能。勝男記得不遠處是一個香腸攤，為了討生活，大家同是馬路上的釘子戶，日日夜夜都在路旁度過；但是工作時間長，香腸攤的夫妻沒時間陪伴子女，要不就是得把小孩也一起綁在攤位上，沒有太多空間。

勝男的子女正好就讀幼稚園，是準備向外探索世界的時刻。「我該像香腸攤夫妻一樣黏在這裡嗎？」她反覆質問自己。

在那個嶄新的1990年代，林強的〈向前走〉對外發表，歌曲融入搖滾曲風，打破傳統悲情調子，一席「阮欲來去台北打拼，聽人講蝦咪好康的攏在那」的歌詞，為當代青年繪製了一幅前途光明的異鄉藍圖。台灣經濟起飛，一切嗅起來都有改變的味道，勝男也很快決定要外出打拼。

於是她向農民認購了80箱的巨峰葡萄，請兩個叔叔幫忙載貨到台北賣。因為新鮮、便宜，兩個小時內銷售一空，這是在溪湖要花好幾天才能辦到的事情；接著數量再慢慢擴大到100箱、200箱，然後變成夫妻兩人自己開車送貨。產地今天採，最慢明天葡萄就會送到北部市場，每次出車前，夫妻倆都會一箱一箱地檢查是否有爛果影響品質。

勝男說，她從來不會把次級品摻入箱子裡，那是壞習慣，做這種小買小賣的乞丐生意，就是要扎扎實實，不能騙人。

靠著這門生意賺到錢，也賺到平穩的生活。即便自己不是當地人，但嫁到溪湖35年來，自己的孩子在這裡平安長大，勝男總是喜歡跟大家交流，雞婆的個性也是這樣養成的。

感染爆發後，她開始自我檢討，或許就是這樣的性格壞了事。母親節那天，她特地去市場買了很多小番茄，洗完裝成一籃一籃請大家吃，她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才釀成感染。還有歌唱班，20幾個成員確診，因為大家都共用同一支麥克風，勝男鐵了心，認為整個村落的染疫責任都在她身上。

自從事情發生後，她整天都在問：「是不是當初不應該北上打拼？」還是因為自己做了什麼事情才「歹運」？在沒辦法工作的日子裡，勝男花了很多時間在讀經，想要贖罪、改運，想要重新開始。

但她已經養成習慣，說話的同時，總是會回頭注意螢幕上的監視畫面，她要確認5個角度、多支鏡頭裡的行人，路過到底有何居心。

一方面是擔憂，一方面是覺得愧疚。她說，過去鏡頭曾經拍到那些來她家裡丟垃圾的人，現在照到空蕩蕩的角落，則是隔壁修車廠的位置。「幾個禮拜隔壁都沒生意，我猜也是被我害的，自己沒生意做不要緊，害到別人，難怪人家會怪我。」

勝男的處境，跟全台灣累計1萬5千多名確診者有些異同。相同的是在於痊癒後留下些許後遺症，日常走動會有些暈眩，有時感到畏寒、有時則變得非常怕熱；不同的是，另一支隱形的病毒在她身上留下濃濃的罪惡感，整個村落的憤怒讓她無地自容，問到未來的打算，被口罩緊緊包覆的勝男沉默許久，給不出答案。

「我不知道，快要承受不住了，可能會搬走，不認識字就是這樣，」她無奈說。

彰化葡萄家族事件一個月後，一支傳染力更強的Delta變異株，落在台灣尾的屏東枋山。恐慌與歧視，也同樣迅速在這個台灣尾端的小社會中四處流竄。

6月初，秀英（化名）的愛文芒果開始轉紅，住家附近的百餘棵愛文芒果樹，是她與同居人鐵雄（化名）晚年的經濟靠山。秀英說，雖然這種植面積遠低於其他果農的規模，但兩老每年最主要的收入，就靠這一年一度的收成。非芒果產季的日子，就由身體狀況較佳的她出外幫農。

由於秀英、鐵雄的身體逐漸禁不住粗重的體力活，秀英在北部就讀高一的15歲孫子明浩（化名），趁學校遠距教學期間回到枋山，幫秀英與鐵雄採收芒果。

明浩回到枋山的6月11日，鐵雄已一連多天感到渾身不對勁、特別虛弱，懷疑自己是不是被什麼「卡到」，決定到台南佳里一間宮廟問事。枋山交通不便，也沒有計程車隊營運，沒有車的鄉民想遠行，習慣叫當地的自營計程車（白牌車），鐵雄因此請同村的自營計程車司機阿發（化名）載他去，但症狀沒有緩解，18日又請阿發載他跑一趟。

一週後，阿發因為發燒就醫確診，秀英與鐵雄、明浩都被匡列為接觸者採檢。收到確診通知當下，她才知道原來那陣子的不適症狀，來自「電視裡面報的」陌生病毒。

確診當下，阿發立刻配合公衛、檢警調等疫調人員，完整回溯病發前的足跡。他染疫的消息迅速在枋山傳開，確診病例集中的楓港、善餘村全村總動員，互助找出可能與阿發有接觸的民眾，讓疫調人員在短短一天內完成匡列。屏東縣政府隨後關閉楓港、善餘村的營業場所、大規模篩檢、施打疫苗，成功阻絕這隻高傳染力的病毒繼續擴散。

（延伸閱讀：沒有醫院的小鄉鎮，守下傳播力最強的變種病毒──枋山Delta病毒抗疫記）

小鄉鎮的團結與緊密人情，成為高效率防疫的重要基石，卻也讓確診者身分成為不能明說卻眾所皆知的「祕密」。民眾還來不及完整認識這隻短短幾天內從陌生到切身的病毒，心中就已烙下深深恐懼。既然病毒看不見，種種驚懼與責難，就盡數投射在痊癒者身上，甚至害怕他們還有傳染力，讓全村再經歷一次疫病威脅。

由於村裡的診所、藥局、市場菜販都因秀英確診前的足跡而被隔離，秀英從朋友口中聽到村裡的耳語，責怪她「生這種病還到處跑」，她形容，自己似乎變成一個人人都害怕的魔鬼。

「沒有人會故意傳播病毒，我當時也不知道自己被感染。受害（確診）者已經很痛苦，還要被罵。」

枋山鄉衛生所護理長兼主任戴鳳琴說，今年初雨水少，枋山芒果比往年晚一個月收成，6月中旬正值採收高峰。農村的人際往來原本就密切，病毒在這個時間點爆發，正好是一年當中最忙、多數居民沒空寒暄的時期，其實間接防止了疫情擴散。

但對秀英來說，產季推遲與疫情爆發時間點的重疊，為她與鐵雄今年的生計帶來巨大衝擊。她被送醫時，園裡的芒果只採了一半，等她與鐵雄2、3週後出院，餘下的一半已經落果、腐爛。「損失大概4萬多元，人家看起來可能不多，對我們兩老來說是一筆大錢，」秀英說，「沒辦法，心胸要放開，或許這筆錢跟我們沒緣分，把身體顧好就還有明年（產季）。」

「我歹運啦。」秀英這樣總結自己的遭遇，她說，她不想追究自己是被誰傳染、怎麼傳染的，遇到就遇到，「能健康出院就好了。」

回憶住院期間，秀英說自己咳得厲害，但沒有明顯發燒，經過藥物、給氧等治療，症狀逐漸緩解。但出院後，她走路、做家事都會喘不過氣，約過半個月才緩解。鐵雄出院至今，依舊虛弱。明浩雖沒有明顯症狀，但病毒量一直降不下來，住院6週後，Ct值才達到解除隔離標準，在8月初返家。

枋山這起群聚事件共有17人確診，其中9人與阿發有接觸，讓他成為「指標性個案」。他在超商當店長的太太、年近9旬的母親，以及母親的看護，還有和他一起吃麵、泡茶的友人，都感染了。

住院期間，阿發打了一針單株抗體，只有輕微發燒、全身疲倦，像歷經一場重感冒。17天後，他康復返家，但體力大不如前，說話時間長了就會暈、喘。更多他想不到的後遺症陸續浮現，出院後幾天，他外出買東西，覺得別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樣了。「人家懷疑地問我可以出門了嗎？村長來送慰問物資，還有人要村長別跟我講話。」

他母親出現肺部塌陷，住院多日；太太出院後仍會畏寒、喘不過氣；老友也被他傳染，30年交情出現裂痕。「我當然對他們過意不去，但我那時沒有症狀，否則哪可能和他們接觸！」阿發激動地說著：

「無妄被感染，又被異樣眼光看待，真的很嘔。而且我現在已經好了、乾淨了，還有抗體！不過以後還有人敢坐我的車嗎？」

現在在楓港、善餘村走一圈，居民都嚴實地戴上口罩，「以前有些人會露出鼻孔或只戴到下巴，很多農民只用包巾遮，因為熱到戴不住；現在不用（我們）講，就戴得很好，」戴鳳琴觀察。

寒暄頻率也少了，「會怕啊！這種看不到的（病毒）最恐怖，街上都沒以前熱鬧了。」一位年輕爸爸緊緊牽住女兒的小手。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劉紹華長年從愛滋、毒品與漢生病（由麻風分枝桿菌所引起的傳染病）等疫病的角度，探討社會中的汙名與歧視。對於像彰化溪湖和枋山果農COVID-19感染者的處境，她以日本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來比較詮釋。

她指出，早年日本農村地區流傳一項「村八分」的習俗，村民若違反了當地社會約定俗成的倫理道德時，會遭全然的排斥與流放。劉紹華解釋，所謂的「村八分」，是當地共同生活的十種必然（包含成人禮、結婚、生產、看病、房屋改建、水災、祭拜法事和旅行）中，這些被排擠與流放的村民，有八成活動都會被全村排除在外，只剩下兩分：火災與喪禮發生時才提供協助。因為火災可能蔓延，屍體不下葬可能導致瘟疫，這兩種情況若不協助，會危及全體村民。

劉紹華提到，這波疫情下與日本學者交流時，對方也再次提及這種古老傳統對現代日本社會的影響：COVID-19疫情發生前期，染疫的人不得已必須搬到其他地方去住，因為在當地已無法生存。而這樣的狀況，類似這次台灣農村社會裡對染疫者的歧視，她以「替罪羊」來比喻這些感染者的處遇，即便染疫罹病錯不在己，他們卻被動承擔社會文化制度所帶來的壓力。

根據長年對地方的研究，劉紹華認為，在人情密度很高的農村社會裡，有時候，排斥與歧視時常伴隨出現，亦容易對「替罪羊們」的人權造成侵害。她提醒：

「從疫情來回頭檢視我們的社會，不管傳統文化有什麼約定俗成的規範，如果還能容忍這種遠古至今尋常人性中展現的不可愛的一面，那麼傷害的不只是個體，而是說明了台灣還不是一個具備成熟法治和公民社會精神的社會。」

以群體利益為考量，強化疫調、尋找源頭、公布足跡，是扼制疫情散播的重要工具。但長期觀察醫病與權力關係的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雷文玫直指，「人權與公衛政策中間的平衡如何拿捏，向來都是一個『永恆的難題』。」

雷文玫坦言，最完美的狀態，當然是不需要透過接觸潛在風險者就找出疫病傳播鏈，如此便能最大程度地維護確診者的隱私；但台灣現實的狀況是，5月社區感染達到高峰，高傳染性的病毒讓個案迅速增加，人力有限的狀態下，有限度地去公開確診者足跡，讓相關接觸者能自我警覺，出面接受篩檢，是不得已的作法。

雷文玫提到，2015年韓國爆發MERS，當時政府著重保護確診者隱私，卻因管制不當造成疫情擴散，最終造成31人死亡。該起案件促成修法，讓公部門有權利用GPS來定位確診者；演變至今，當地一但出現COVID-19確診者，其周圍的人都會收到簡訊通知，政府網站上並會詳細標註確診者的年齡、性別、數位足跡等，引發不少爭議與歧視。

但在人權與公衛間，攻防界線究竟該拉在哪裡？

要保護疫情中的弱勢，首重當然是保護隱私，這樣的做法對相關當事人是最省事的；只是一旦面對來勢洶洶的病毒，為了跟時間賽跑，就得有隱私外的考量。那麼更重要的，便是要加強反歧視的力道。雷文玫解釋，現今的《傳染病防治法》第11條其實有明文規定，對於傳染病病人、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接受隔離治療者等，其合法權益應予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

「但這完全不夠，法律是底線，除了法條以外，社會支持是更強的力量。如果將個案的特徵標示出來，便容易將確診者凸顯為『他者』，只有他們這個職業、這個地方的人會得病，反而降低大眾風險意識，導致防疫行為鬆懈。」

雷文玫強調，疫情其實是一次機會教育，讓社會上一場公衛倫理的課，因為歧視中的每一個個案都會是一次最壞示範，會破壞醫病之間的合作；假如大家都能重新看到確診標籤之外的人性，將這些染疫的人視作爲「我們」犧牲自由的群體之一，或許就能扭轉歧視所帶來的威脅。

7月，痊癒者陸續返家，楓港村長林榮吉會接到村民「通報」說有痊癒者在外面趴趴走，他得一再解釋對方已無傳染力，「而且他們當初也不想生病啊！」

衛生所聯繫康復者後續追蹤，「他們最怕復發，還有2、3位反映會喘、異常疲累，但肺部功能是正常的，」戴鳳琴告訴痊癒者，根據國外研究，COVID-19後遺症會持續3到6個月，只要血氧量正常就可安心。

「疫情給我很深的感受是，傳染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改變人的心理，以及人與人的相處模式。」

戴鳳琴說，痊癒者返家後，鄰居家人都怕他，他自己也怕得不得了，生理、心理、社會需求都需專業介入，國內卻欠缺照顧指引。

COVID-19疫情發生至今，國內累積15,900多名確診個案，已有近9成患者解除隔離，但指揮中心尚未對解隔離民眾規劃長期追蹤治療，目前也僅有3間醫院籌設痊癒者照護門診。

無論是彰化的勝男或是屏東的阿發，痊癒出院後，身體多少留有一些後遺症，但強大的社會壓力正不斷擠壓他們的身心，讓復歸之路走得更加艱辛。著眼這種狀況的發生，戴鳳琴因此認為，COVID-19的後遺症是場長期戰，擬定痊癒者的照顧指引，與防疫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