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群聚事件前，枋山鄉不曾有過COVID-19確診者。居民對疫情認知多半停留在「電視裡演（報導）的」。直到6月23日傳出首例本土Delta病例，忙著採收芒果的村民突然發現，這隻「電視裡的病毒」已在身邊。

枋山鄉是台灣最狹長的鄉鎮，全長30公里，比台北到基隆的距離還長。山勢、溪流等天然地界，將當地從南到北劃分為善餘、楓港、枋山、加祿4個村落，設籍人口約5,000人，逾9成以芒果產業維生。由於大眾運輸不便也不是計程車隊的營運範疇，居民習慣以機車代步。而在地人自營的計程車（白牌車），便是村子內沒有交通工具的民眾，或健康狀況不佳高齡長者外出時的首選。 6月21日晚上，枋山鄉自營計程車司機阿發（化名）突然渾身疲倦、腦袋沉重，感覺要感冒。他喝杯熱水早早就寢，清晨4點又因一陣燥熱醒來，一摸額頭有點發燒，趕緊到枋寮醫院急診。

「做這行接觸的人多，我本來警覺性就高，」阿發出院後接受《報導者》電訪時回憶，他體質不易感冒，以前有點小症狀，喝熱檸檬水就好，再壞頂多吃退燒藥、到診所打點滴。但這次發燒，他知道疫情嚴重，一定要馬上就醫。記得到院時體溫大約37.5度，3小時後PCR結果為確診。阿發立刻將手機、行車紀錄器與工作時的記帳本交給疫調人員，他說：「我已經被害（生病），不要讓病毒再去害人。」

街坊間口耳相傳的速度比網路還快，天亮不久，阿發確診的消息已沸沸揚揚。正在採收芒果的楓港村長林榮吉起先半信半疑，直到接起枋山鄉衛生所公衛護理師戴綵汝請他協助疫調的電話，才發現事情不妙。他說，枋山鄉65歲以上人口約2成，是COVID-19重症高危險群，若疫情擴散不堪設想。

屏東的疫調模式用偵辦重大刑案模式進行，由警政系統調閱監視器與手機定位資料等，與衛生單位合作勾稽數位、口述足跡，彌補當事人記憶偏誤或刻意隱瞞之處，讓疫調更精準。但在這波群聚案中，並非所有當事人都有清晰的數位足跡，阿發的手抄記帳本，因此成為迅速疫調的關鍵。

當地部分長輩沒有手機，較難落實簡訊實聯制。不過阿發習慣用手寫記帳，記錄每趟載運的客人、路線與車資，疫調時剛好派上用場；問題是當地習慣以綽號、偏名相稱，阿發回顧過去14天的接觸者，只有極少數知道本名，其餘只知叫做「竹ㄟ」、「住在XX路的阿美」，得靠另類「解碼」才能找出接觸者。

在解讀手寫記帳本上，公衛護理師、鄉公所、村長、村幹事、鄉民代表等「真人辨識系統」發揮了有別於都會區的疫調模式，成為科技無法取代的疫調利器。

身為公衛體系最基層的組織，衛生所在疫情期間肩負疫調重任。枋山鄉衛生所只有4位公衛護理師、1位公衛護士，但相較其他縣市衛生所動輒1比上萬人的服務人口比例，枋山衛生所每位護理師約服務1,000人，人數相對少，且平均深耕7年以上，幾乎認識主責地段的所有村民。

在當地服務27年的枋山鄉衛生所護理長兼主任戴鳳琴說，衛生所平日常會下鄉服務，民眾也很依賴衛生所，舉凡不會用醫院掛號系統、不便外出買口罩、不懂怎麼預約打疫苗，都會打電話求助。臨時要影印、傳真，衛生所也給個方便。「我們做的事，有一部分不是醫事範疇，但都盡量幫忙。」

這些點滴，讓公衛護理師與居民累積深厚的理解與情分，成為這次抗疫的關鍵基石。

疫調當下，面對天書般的記帳本，有疫調人員著急地埋怨阿發「怎麼連乘客本名都不知道？」不過戴鳳琴欣然接受，「鄉下就是這樣稱呼彼此！很多人認識我幾十年，只知道我叫阿琴。」

戴鳳琴說，她與阿發通電話疫調時，「我請他把記得的線索都告訴我，他列出很多接觸者，都是偏名、綽號，我不會追根究柢對方全名，只跟他說『我知道』、『我會去找』。」

「戴護理長非常有耐心，很願意理解我在說什麼，」阿發事後受訪時說。

想解開偏名密碼，靠衛生所還是力有未逮，便與地方人士聯手，加速疫調進行，包括資深楓港村幹事許秀蓉，對村里的熟絡程度更勝郵差，不少偏名是靠她「翻譯」。在地長大的枋山鄉長洪啟能找出可能與確診者接觸的高危個案，一併匡列。實在難以辨識的，就靠被匡列者間的人際網絡順藤摸瓜。

基於對公衛護理師的熟悉，接到疫調電話，居民都非常坦白，還有人主動「自首」接觸史，要求隔離。戴鳳琴說，面對傳染病，鄉民最在意的是趕緊阻斷傳播，以免傳染給家人，較少因顧念個人隱私而隱瞞足跡。

「其實小地方大家都認識，你去哪、見過誰，想瞞也瞞不了，」協助疫調尋人的枋山鄉代表會副主席陳恒輝補充。

不到1天，疫調人員成功回溯阿發過去14天的接觸者與18名乘客，持續擴大匡列百餘人隔離、採檢；一名轉赴南投採茶的印尼籍移工，則由屏東與南投警方協力尋獲。「警察很仔細地拼湊行車軌跡，衛生所、村長、鄉公所人員等人合力把一些乘客的身分推敲出來，」戴鳳琴說。

這次群聚案，很多人埋怨阿發，因為許多確診個案是他的接觸者。但戴鳳琴認為，換個角度想，疫調做得快又準，要感謝阿發的誠實，「否則大家再厲害也恐得花2、3天，那時病毒就傳開了。」

阿發發病隔天，他載送過的一名同村老翁確診，老翁的同居婦人、同居婦人北部返鄉的15歲孫子也確診。這家人的鄰居，是一對持陰性檢疫證明從祕魯返台，在枋山娘家居家隔離時發病住院的嬤孫。

「當時有3條可能的傳播鏈：祕魯、北農、北部返鄉，」屏東縣長潘孟安接受《報導者》採訪時指出，司機不會自己生病，不能以「不明感染源」帶過。因此他6月23日請衛福部昆陽實驗室做病毒株的基因定序，24日成立枋山社區篩檢站，為枋山鄉與隔鄰獅子鄉的居民公費篩檢。

25日基因定序結果出爐，祕魯嬤孫等枋山鄉確診者，都感染Delta變異株。調閱監視器發現，祕魯返台阿嬤足不出戶，但戴口罩將垃圾拿到家門口時，曾與老翁的同居婦人打過招呼。

「當下傻眼了，」潘孟安說，台灣沒有應對Delta病毒社區感染的經驗，只知道這隻變異株的傳染力強，屏東一定要守住。

縣府並在當地成立前進指揮所，由衛生局整合各單位進駐，盼以這項「枋山專案」作為疫情熱區的防火牆，勿讓病毒擴散。此外，北農當時爆發群聚事件，縣府以「北農專案」篩檢北農接觸者與批發市場，避免蔬果運銷過程出現破口。

25日傍晚5點，屏縣府社會處近30位社工冒雨趕往屏東縣物資銀行總行，打包900份民生物資包，讓楓港、善餘800多戶村民在營業場所關閉期間不致斷炊。

「接到指令時嚇一跳，要去哪生這些物資？」屏縣物資銀行承辦人、社工蕭雅雯回憶。

5月初升三級警戒前，屏縣社會處長劉美淑考量恐會有更多弱勢家戶有急難需求，多準備450份物資，這時正好派上用場。社工們迅速分工，盤點麥片、罐頭、米、麵、衛生紙等，分裝打包，接力搬上門口的大卡車。4小時後，50坪大的物資銀行全數搬空，完成緊急任務。

26日清晨，900份物資運抵楓港、善餘。村長與社區志工、公所人員騎著農用的鐵牛車，1小時就將物資送達每個家戶。

那時篩檢站外已大排長龍，「人潮比過年還多，但氣氛很怪，大家很緊繃、害怕，篩檢站以外的街道則幾乎沒人，」在枋山專案首日就趕去篩檢的善餘村民陳先生說。

排隊打疫苗的民眾也繞快打站好幾圈，工作人員趕緊分流。疫情爆發前，枋山衛生所統計當地符合施打資格者僅3成接種疫苗，但在枋山專案啟動4天後，楓港、善餘兩村就有1,055人完成接種，幾乎覆蓋所有18歲以上民眾。

枋山的火還沒滅完，6月27日，隔壁的枋寮鄉一名準備住院開刀的果農檢出Delta病毒，妻子隨後確診。防疫人員心都涼了，心想疫情是否失控了？因為枋山民眾常因工作、購物、就醫到枋寮，病毒會不會已傳入枋寮，甚至向外擴散？

疫調人員勾稽足跡，發現枋寮果農與多名枋山確診者都到過枋寮醫院。枋寮醫院因此暫停急、門診16天，全院員工、病人、陪病者PCR檢測。縣府再啟動「枋寮專案」，成立枋寮前進指揮所，在枋寮醫院周邊設篩檢站大規模篩檢，阻斷傳染鏈。

最忙亂的時刻，枋山鄉衛生所接獲通知，一名確診者在發病前數日有到過衛生所足跡，全所人員需前往集中檢疫所隔離，除了護理師戴綵汝。

原來該名民眾到衛生所那天，疫情尚未爆發，戴綵汝排休幫家人採芒果，殊不知成為全所唯一的留守者，「很緊張，我一個人怎麼辦！」幸好快篩、快打站有衛生局與周邊6、7個鄉鎮的衛生所支援，她留所接聽民眾電話。

「接電話」是最難由他人支援的業務，一來民眾聽到熟悉護理師的聲音才安心，二來排山倒海的疑難雜症，除非在地人，根本不知如何回應。

眼看疫情擴散到枋寮，鄉民的焦慮來到頂點，「非常可怕，衛生所的兩線電話與我的手機都在響，不知道要先接哪支，」戴綵汝說，疑問五花八門，像是篩檢結果出來沒、打完疫苗的飲食限制、外地子女聯絡不上家鄉父母⋯⋯每通的語氣都是滿滿慌亂。入住集中檢疫所的戴鳳琴，把衛生所其中一線電話轉到個人手機，一天就接了快300通電話。

戴綵汝說：「這時大家都很急很怕，就算不是我們的業務，也要找對應窗口讓民眾安心。我會請民眾給我時間，我幫他查、請村長幫忙找，不能讓民眾覺得我們把問題推來推去。」這時候的衛生所，就像民眾的定心丸。

經3天資料比對，疫調人員從健保卡插卡紀錄找到枋寮、枋山案的流病關聯。原來祕魯嬤孫的鄰居婦人，6月16日陪同居人（即阿發的老翁乘客）到枋寮醫院急診時，因胸悶、喉嚨痛掛胸腔科門診，與在腦神經外科看診的枋寮果農妻子共用同個候診區，疑似給病毒可乘之機。

屏東縣衛生局長施丞貴分析，此次Delta群聚案確診者以腹瀉、喉嚨痛、嗅覺異常較多，部分無症狀，與國內社區流行的Alpha變異株症狀差異不大。共通點是確診時CT值低、傳染力強。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報告也指出，Delta病毒的傳染力堪比水痘，平均1人可傳給9人。

屏東這次的防疫關鍵措施也被疾管署採納，包括疫調比照重大刑案辦理、對每個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做基因定序、居家隔離期滿前一天再次篩檢，避免「陰轉陽」讓病毒重回社區。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秀熙分析，屏東Delta群聚案發生時，台灣正處於三級警戒，人流移動減少，加上落實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削弱病毒的傳播力，未重蹈英國、印度等國大流行的覆轍。

此外，跟病毒傳播速度賽跑的疫調，快速匡列隔離接觸者，阻斷病毒二次傳播，並在社區成立前進指揮所，於疫情爆發初期擴大篩檢，防堵隱形感染鏈。枋寮醫院雖出現確診者足跡，所幸醫護人員已至少接種一劑疫苗，也未衍生感染事件。

陳秀熙認為，枋山的人口少、聚落分散、居民熟絡，這些獨特優勢很難在都會區複製；不過居民坦然面對疫調、檢測，在最短時間阻斷隱性感染威脅，是無論城鄉都可借鏡的正面態度。

面對Delta病毒的「陰轉陽」風險，陳秀熙建議確診者康復出院後，持續進行兩個月的自主監控，每週做一次居家快篩，若發現陽性反應可立即因應。

陳秀熙表示，病毒株不斷變異，仍需持續提高疫苗覆蓋率、維持戴口罩與社交距離等措施。國內目前已對境外移入個案、國內群聚、感染源不明者做病毒基因定序，他建議如果發生已接種兩劑疫苗仍確診、或二度染疫的「再感染者」，也應做基因定序，釐清感染源。

成功大學公共衛生所兼任教授、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陳美霞指出，社區防疫應由衛生所與社區民眾做為行動主體，縣市衛生局及中央單位協助、統籌。這次枋山成功防堵病毒，就展現社區防疫的精髓──以社區為主角，因地制宜制定防疫措施，並藉由準確疫調、擴大篩檢、施打疫苗阻絕疫情擴散。

她指出，面對未知疫情，很多人都想向國外找解方，其實回顧台灣公衛史，1950到1970年代，在「基層公衛建設優於醫療建設」方針下，擁有豐沛人力、資源的基層衛生所，就藉由與社區建立緊密關係，形成強健的社區防疫行動主體，戰勝霍亂、瘧疾等險惡傳染病。不過1980年代後公衛醫療化、醫療商品化，如今衛生所業務動輒破百，難有精力與居民打成一片。

陳美霞指出，疫情一年多來，台灣並未將重心放在「預防為主，醫療為輔」的公衛原則，而將大部分的心力放在感染者的醫療，而非社區的防疫工作，導致病毒進入社區後，公衛體系末端的醫療系統負擔沉重。

此外，目前的防疫，仍是由基層的縣市衛生局、各鄉鎮市區的衛生所與民眾，被動配合離地方最遙遠的指揮中心，與「社區為主體」原則相悖。枋山經驗反映出的，是更需補足各地衛生所人力，建置以衛生所為協調中心，納入村里長、社區民眾等成員的社區防疫行動主體，來因應多變的傳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