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華航機長，2005年在澳洲完成飛行訓練後，先到華信飛一年，2007年完成波音747訓練，開始擔任747機師，今年已是第16年。因為目前747客機逐漸退役，所以近年我都擔任貨機機師，終年載著整機的貨物飛向全世界。

華航擁有18架747貨機，是全球最大的747貨機機隊、另外還有3架777貨機。在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排名中，高居全球前6大貨運航空公司。

去年（2020）在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雖然客機航班銳減，但貨機卻是大幅成長。我去年的飛航時間（Flight Time, FT）達810小時，而回國檢疫67天、自主健康管理68天，實際可以完全自由活動的日子僅50天，是機師生涯最悶的一年。

貨機通常都會在機場比較不繁忙的深夜時段起降，俗稱的「紅眼班（Red-eye flight） 」，但與廉價客運航空不同的是，我們沒有乘客、只有機組員。

華航的貨運航班主要分成3個區塊：美洲區、歐洲區與亞洲區域線。以美洲區為例，最常飛的班型是從台北出發，分別飛抵美國阿拉斯加安克拉治、亞特蘭大、達拉斯、安克拉治後回台北，每個城市只待1天，一圈繞完需要6天時間；同事間都笑稱這是「老鼠搬家」，深夜行動、並且短暫地停留在不同城市。

歐洲的航點少一點，從台北出發到德國法蘭克福或荷蘭阿姆斯特丹，中間會停留杜拜、德里或孟買，有時候會經曼谷再到歐洲，這一趟需要2到3天時間。區域線則是有中國班、日本班、香港班或東南亞班，通常只有東南亞會在當地過夜，其餘都會當天來回。

疫情之前，我只要完成一趟飛行，疲憊地進到飯店，通常是脫掉制服倒頭就睡，隔天下午起床後，趁著太陽還沒下山出去走走，順便找東西吃。但疫情爆發後，再累都不能立刻躺下就睡。消毒酒精成了行李裡面的標準配備，尤其是飛往疫情重災區的美國，一進飯店房間，一定要先把制服、行李箱全部噴灑酒精，再把飯店房間內的門把、桌子、廁所、馬桶與床鋪，所有可能會碰到的地方都用酒精消毒，並洗好澡後，才能安心睡覺。

有一次，在洛杉磯的飯店看見房務人員打掃時竟然沒戴口罩，讓我驚嚇。去年底開始，行李裡面又多裝了枕頭和睡袋，睡覺前換上自己的寢具，確保與床鋪有隔一層防護，也暗自慶幸，每次多花半小時徹底消毒房間是正確選擇。

工作的駕駛艙更是不能馬虎，除了戴口罩與手套之外，我們機組員坐上駕駛座後，以前立刻忙著設定各種數據，現在則是多一道程序，各自拿出酒精或次氯酸水，開始把所有儀表板和手可能碰觸到的地方都擦拭過一遍，有時候機組員會互相調侃「好像在進行灑聖水的宗教儀式」。消毒完成，才開始例行的儀器設定。艙門關閉後，還會再拿酒精把地板全部都噴一次，因為我們不知道，外站的地勤人員到底摸過什麼、踩到什麼？只能徹底消毒自保。

飛行員日夜顛倒的日子，久了也習慣。貨機機師和客機比較不同的是，一趟美洲區的飛行可能就要離家5到7天，家裡3個小孩，總是期待爸爸回家的時刻，尤其是最小的兒子快滿4歲，總是會衝向久違不見的爸爸討抱抱。

我至今無法釋懷，去年3月18日指揮中心宣布機組員的防疫措施後，那時剛下飛機的我，一回到家裡，小兒子一如以往開心想要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但我當時才剛從疫情嚴峻的美國回來，根本不敢馬上和兒子靠近，立刻大聲地阻止他靠近；那瞬間，小兒子眼眶泛紅。現在講起來還是覺得難受，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覺到疫情的重擊，它徹底改變我與家人之間的距離。

在這之後，我不管是當天來回，還是長時間的飛行，只要一進家門，都會立即把行李用酒精徹底消毒，全套制服換下來清洗，再去洗澡，做好整套的防疫工作再開始居家檢疫。這段期間，口罩戴好戴滿，只有吃飯的時候拿下來，但我還是不敢和家人「同桌吃飯」，太太和3個小孩圍著餐桌吃飯，我則是自己一個人窩在沙發上單獨吃飯；居家檢疫，更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剛開始實在很點難受，但為了家人健康，我必須要做到。

這樣無時無刻不防疫的生活下，孩子訓練有素了。調皮的小兒子有時在我出門上班時，會問我：「阿比（「爸爸」暱稱）有要住外面嗎？」我若回答「沒有」，他便會立刻開心地說：「那可以不用保持社交距離。」在我飛完長程航班後，他會故意靠過來，再說：「不行靠近，阿比還在居家檢疫期間，我們要保持距離！」然後笑著躲開。而我只能苦笑著回說，台灣的防疫教得真好，連4歲小孩都有防疫意識。

最近衛福部桃園醫院發生院內感染事件後，華航發布內部公告，要求我們除了遵守紐籍機師染疫事件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加強版的防疫規定之外，也不能在與65歲以上家人、或6歲以下孩童同住的住所進行居家檢疫──而我家有2個未滿6歲小孩。我2月初飛美國、回台灣時就要準備過農曆年了，但我們一家依規定「不能團聚」，太太只好帶著3個孩子回南部，留我獨自一人留在家裡居家檢疫，一個人過年。

除夕我還有飛歐洲的班，回來後，我會住在公司旁的飯店檢疫，讓小孩能回家安心準備開學。這樣美歐班飛完、加上居家檢疫，得等到2月23日午夜過後，才能見到太太和小孩，足足相隔了近1個月，這個年，真的很淒涼孤單。

有時候我們機隊組員互相開玩笑：「過去這一年來，我們不是在檢疫，就是在檢疫的路上。」這話一點都不誇張，算一算我去年，過夜班共130天、當日來回班與地面任務共51天、檢疫與自主管理合計135天，真正完全不受限制的活動日僅50天，而且都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屬於貨運的旺季，連自由的日子都擠不出來。

有時在外站獨自一個人時會想，工作就是為了給家人好的生活，誰也不願意把病毒帶回家傳染給家人。這段時間因為檢疫而在家裡缺席的虧欠，只能等疫情後再彌補。

相較於國外疫情嚴峻，台灣的防疫真的做得很好，對於政府的各種防疫措施我都願意遵守。過去這一年來國內有50,000多人次的機組員執勤，除了長榮紐西蘭籍機師染疫並傳染給同事外，沒有出現一例確診，相信這是我們飛航組員遵守防疫的結果。

疫情下的機組員生活也有了改變。去年初的時候，醫院根本不讓飛航組員進入醫院，同事的太太即將臨盆，他只能缺席；有組員本來在做牙齒治療，但疫情後，健保卡一插、發現是飛航組員，就不再讓他看診；後來我們工會協助反映後，由航空公司協助安排牙醫就診。

還有一位同事，家中孩子正值國高中階段，去年5、6月份公司實施減薪時，他幾經考量，決定選擇公司的方案離職，專心陪伴孩子與監督課業。而我則是有3個小孩要養，不能沒有這份工作，即使檢疫再苦悶，也只能繼續咬牙撐下去。

最近更聽說一個同事本來是運動健將，可能是這一年來檢疫期間運動量銳減，上次打羽球時扭到腳，看診時醫師說這是肌力不足造成的傷害。

可能是機師這行業特殊性，我習慣都會先想好應變方案，例如萬一我在檢疫期間家裡小孩發燒，我該找誰協助？要緊急找誰來幫我帶她去醫院？或是走進診所、醫院就醫時，內心已經先預演好，萬一醫護人員問起我的旅遊史時，我該怎麼回答？被拒收時我該怎麼臨時尋找其他資源協助？在一般人眼中很日常的生活，對機組員而言，都因疫情有了劇烈的改變。

我從小原本想當戰鬥機飛行員，只是國中近視後，放棄報考空軍官校，但仍無法忘記嚮往的天空，因此在大學畢業後，邊工作邊準備考航管人員考試，意外考上華航培訓機師，成為民航機師。

法規規定40歲以上的飛行員每半年要體檢一次，我去年底體檢時，竟發現近視度數加深50度，趕緊趁著休假日配一副新眼鏡。過去我到外站時，盡量早起到戶外走走，但去年疫情加劇後，我們不能走出飯店，頂多只能靠近大門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紐籍機師事件後，更是無法走出房門，每天只能滑手機、和家人視訊，或許是這樣，讓已經20年沒變的近視度數加深。

上次體檢時，航空醫務中心的醫師就有說，我是這一年來少數體重沒有增加還下降的機師，言下之意，多數的機師在檢疫期間無法運動的狀況下，體重普遍都上升，這只是疫情下最輕微的一個影響。

雖然機師在經過層層考核後，能擔任第一線飛行員的心理素質與調適壓力上應該都比一般人好，但以我為例，去年中就遭遇過撞牆期，一直檢疫、隔離讓心情鬱卒，後來趁著暑假多請幾天假，帶家人到宜蘭散心，才慢慢調適過來。

我目前擔任桃園機師職業工會會員代表，聽到不少機師們的心聲，普遍想法是幸好兩年前罷工後，公司在長程航線有增派人力，否則疫情下可能會更疲累；現階段飛行之外的檢疫，大家都還可以忍受，但長期無法與家人見面、或是擔心病毒而不敢回家等，壓力值不斷累積──尤其是疫情可能在短期內都不容易趨緩，這樣的檢疫生活可能還要再持續一年、甚至更久──我們工會也在跟醫師討論，試圖找出幫助組員舒緩身心的方式。

過去曾經發生機師疑似心理狀態不穩定而墜機的事故，目前疫情下的狀況應該還不至有這麼嚴重的後果。但機組員長期都在檢疫、飛行之間輪迴，檢疫期內還可以派飛，工作負荷增加；而航空業加強版的自主健康管理，要求不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也禁止出入人數眾多或不特定接觸者的場所，未來一年恐怕還得繼續過這樣的日子，對於飛行員的身心健康肯定會有不利影響。

既然台灣必須仰賴航空運送高價值貨物，在疫情期間是維持進出口重要的管道，希望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民航局、航空公司與工會可以坐下來討論，怎麼樣在貨運不中斷、又能兼顧飛行員身心的狀態下，確保防疫工作能做好，等待疫情趨緩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