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藝大的校園遺世獨立，俯瞰關渡平原。在草坪上遠望，就是台北101大樓，提醒M自己已不在香港，「我經常都會對著這個景哭。」來到台灣2個多月，他的心情反覆。

「開心只是一刻的開心；不開心、快崩潰時，我會『無形中自殘』。找個位置跳下去，當自己死了。我有個朋友說，在哲學層面，你有要死的念頭，就已經死了。我想我都要死一下，才有重生的感覺。」

他躍下的梯級不到一米，剎那便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只是太頻繁，反而成了無間地獄。

M在台北金馬影展看了《時代革命》和《少年》，2019年的影像又重現眼前，「看完真的受不了，陷入了失落的漩渦，到現在還未走出來。」「好看，但會好痛，如果你還未ready。 我看了30秒已經吃不消。」他跟來自香港的同學一起，互相捉緊大家的手。戲院內飲泣聲不斷，完場時呼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堆積多時的情緒，忽然缺堤，「看完好想衝回去（香港），跟他們說：我回來了！」

他的朋友都在香港，還有在2019年因為抗爭而連結在一起的夥伴。「我還可以坐在這裡跟你說話，是因為有些人用他們的自由、努力、血汗去換取，令我們可以來台灣。仍有一班人在監獄受苦。」安逸中無所作為的內疚感油然而生，「我是否不值得他們這樣幫我？一想到這裡就覺得辜負。來到好像又不適應，又沒有創作，感覺好渺小。我有否對不起他們？」「但這樣想沒意思，無濟於事。我要努力，拍更多片去影響其他人。」

「如果我仍在香港，受到的刺激會更大。不忿、想發聲的動力會更大。」但陌生的環境令他語失。

「我接受自己已離開香港，先放下從前的事。但我的回憶沒那麼容易被抺走。在之後的創作──如果我有創作的話，一定會滲出來。只要我未失憶，就會了這些事而創作。」

但香港再也不是那個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城市。香港政府已修改電影審查的法例，以往主要針對色情和暴力，現在以「國家安全」為考量。過往獲准公開放映的電影，也可用「不利國家安全」為由取締。一些以諷刺中共為橋段的經典，例如《國產凌凌漆》、《表姐，妳好嘢！》等已成絕響。「我試過在學校放映一套關於馬來西亞國安法的電影，當時香港剛剛公布《國安法》。校長問我有沒有過電檢。我心想，私人放映都要？傻的嗎？」「她說：『你知道現在的情況吧。』我在這裡放沒人知，要過電檢就出事。」

《國安法》是項上刀刃，不只令人自我審查，還真的會砍下來。2021年11月，台灣劇情短片《美豬肉圓》原定於「平地學生電影節」中首映，電檢處要求片主刪除所有台灣大選以及有蔡英文出現的畫面；導演拒絕，開畫前5小時宣布放棄公映。「學生電影節，芝麻綠豆都要搞（干涉）。」返香港、或放棄創作自由，to be or not to be，「所以我的狀態好矛盾。好想返去，又不想返去。」

M其實很想投入台灣的生活，「 不然我會分裂。」

「我不敢叫宿舍做『屋企』，我不承認那是我的家，因為我家在香港。但是否要視這裡為家？我猶疑要不要經歷這個轉移。」

北藝大校園一片文青風，少男少女個個吹彈得破。M與他們年紀相若，卻在兩年間老盡少年心。「我都未能融入他們的世界。大家經歷不同，文化完全不同。在香港，大家一見面就有共鳴，有『一起為了做某件事』的感覺，這裡沒有。無論是談電影或其他，都沒有這種氣場。」「他們好喜歡抽菸喝酒，玩得很瘋。我未習慣到這種happy的心情。」

「少年不識愁滋味」是空話，愁懷與年齡無關，與經歷和悟性有關。香港嬰兒潮一代活到耄耋，不知道自己享盡幸運的也大有人在。台灣經歷白色恐怖、流血抗爭40載，這一代剛好晚生一步而矣，「他們超無聊， 吃喝玩樂之外，就沒有其他。我以前也是這樣，但現在回不去了。」

他中四時轉讀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一所以藝術教育為主的高中。他開始接觸電影，學習用影像表達自己。在兆基他遇到了良師，為原本對社會不聞不問的小孩，開啟了一線天窗，「2019年六四之前，水城（陳上城導演）向我們講解當年北京學生的絕食宣言。我被感動到，決定去看看。」當時沒有人知道，那是燭光之海最後一次在維多利亞公園亮起。「我感受到以前的學生為了一件事而犧牲的感覺。然後就是6月9、612。」

6月9日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遊行有100萬人參加，但政府無動於衷；6月12日原本是草案在立法會表決的日子，大批市民在政府總部外集會，警方發射了大量摧淚彈和橡膠子彈，掀起了街頭抗爭的序幕。其後M跟同學參加了救傷隊。

車廂內外鬼哭神嚎，警察對車內的人吼叫：「夠膽你就出來！」M看見一名穿綠衣、頭部在流血的傷者被警察在地上拖行。約4、5分鐘後， 觀塘線列車終於開出。乘客陸續離開，M一直搭到調景嶺總站，「大部份人都走了。又傳上面已經有警察，準備抓我們，所以又有好多人不敢出去。」一名坐輪椅的乘客需要斜坡板，但所有車站職員神隱。M與另一名乘客合力抬起輪椅。「救傷隊的朋友在哭。我壓抑著自己，不想令大家崩潰。」

「觀眾會否不明白？要不要加插一些太子站的畫面？但是否聯繫到，視乎觀眾跟這件事的連結有多大。他看到也好，看不到也罷。而且《謝生》的故事，撇除抗爭都可以成立。」

「水城教我們，要相信影像的力量，不要低估觀眾的閱讀能力。」

謝生一人在寂靜的校園中被監視器看管、執行校長的指令。他會偷偷餵飼野貓，作為個人的小抗爭。「我們想拍『疫情下只剩一人的世界』、生活狀態是怎樣。」謝生看似偏安一隅，但他跟所有香港人一樣，都在威權的壓抑下求生。

「謝生太有趣了。我由中四（高一）開始已經好想認識佢。他是創校元老，把學校當成遊樂場。會去圖書館看書、看戲，又會一起看其他人拍的片，參與評論。他的意見好過很多同學，完全是懂電影的人。他是藝術家，但人們覺得他是普通保安。」M在學校剪片，原本規定晚上9時就要離開，往往回過神來已不知時日。「校長可能有看閉路電視，她會打給謝生，叫他趕走我們。有時都有點怕。」謝生承受壓力之餘，又會亂入，「喂，剪成怎樣？」「剪完即時可以給他看，有好多奇怪的交流。」

《謝生》獲第26屆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青少年組金奬。謝生本尊的評語是：「70分。」「他嫌自己的戲略為over。如果篇幅長一點、有多些細節就更好。」「他好開心。以前給其他學生拍攝的經驗不太好，好多時只為了交功課，未見過像我們這般認真的。原定拍1、2天，結果搞了2、3個月。」「他好想幫你完成事情，好有教育的心。『想拍啥？我隨時OK唷。鎖好門了，隨便拍。』」關於謝生，M想說的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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