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2018）10月起，數個大型的攝影活動在台灣各地接連展開，例如：台灣攝影藝術博覽會（Taiwan Photo）、高雄攝影節 （Kaohsiung Photo）、台北國際攝影節 （Taipei Photo）、台北藝術攝影博覽會 （Taipei Art Photo Show），以及台南國際攝影節（TiFF） 。

暫且不論商業取向的攝影博覽會，那些由地方文化局或民間攝影學會所主辦的攝影節，每一個都邀請了數十位國內外的攝影家參與、高達數百件各類影像作品齊聚在偌大的場館中展出。然而，要籌辦如此規模的攝影活動，主辦方規劃了多少預算？受邀參展的國內外攝影家，他們的參展費該如何計算？那些盛大舉辦的攝影節背後，是否存在著不為人知的隱藏成本？台灣攝影家、策展人，又是在怎樣的勞動條件下，完成攝影節的各項工作？

在上述攝影節的籌備過程中，我陸續從朋友口中聽聞了一些故事。在書寫之前，我打了幾通電話向他們再次確認細節；同時，我也意識到，身處在這些人際關係與權力結構之中的朋友們，若以具名的方式打破沉默，可能會產生的後果。因此，文中涉及個資的部分，將以匿名或模糊化的方式書寫。但無論如何，希望接下來的三則台灣藝文勞動的故事，不是常態，而是例外，並期盼讀者得以從中觀察到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A君的策展故事

從事攝影研究的A君，受邀參與去年一個攝影節的策展工作。A君的工作內容，除了負責與來自三個國家的十多位攝影家們聯繫、說明展覽主題、和他們討論與挑選作品之外，並且也協助校稿、翻譯。另外，在攝影節開幕之前協助佈展；活動期間，尚有導覽、講座口譯、在地嚮導等工作；以及攝影節結束之後的作品聯繫事宜。整個工作期程算起來，共6個多月。

在接下策展工作之初，A君曾被告知將有微薄的策展費。在應允並工作了5個月之後，A君得知金額約為新台幣1萬多元，以及價值約1萬元的來回機票。在得知酬勞之後，A君認為，雖然自己不需要每天為這項策展工作而忙碌，但光是要聯絡十多位參展攝影家，就已經付出了許多時間成本；若再加上花在攝影專業上的思考和討論，所耗費的心力則更難以計量。

#B君的參展故事

從事藝術創作多年的B君，擁有豐富的展覽經驗，曾數次參加國內美術館的雙年展。B君去年受邀參與了一個攝影節，主辦方提供了3,000元的參展費，但條件是B君得包辦所有工作事項：作品包裝、運送、布卸展。當問及3,000元的參展費是如何計算出來的？B君則答說自己也不清楚，大概是一種象徵性的費用。

B君表示，自己與攝影節的策展人是朋友關係，加上展出的作品是舊作，已有現成的作品，因此願意在這樣的條件下參加，算是幫朋友一個忙。B君接著說，其他的展覽邀約，有時甚至連象徵性的參展費都沒有。B君提起自己在三年前，受邀參加一個國內雙年展的往事：當時的策展人告訴B君，美術館將提供作品運費、布展當天的交通費，但是沒有任何參展費，參展藝術家得自行卸展，將作品取回。B君當時接受了，並表示策展人是朋友；此外，美術館的雙年展對藝術創作者而言，也是個重要的曝光機會。

#C君的退展故事

從事藝術創作多年的C君，去年受邀參加一個攝影節。策展人以口頭的方式邀請C君參展，並表示C君作品與攝影節的主題相符。由於當時距離活動開幕尚有8個多月，且策展人在輩份上相對於C君是老師，C君因而在不確知活動細節的情況下便應允，也沒有主動詢問是否有參展費、作品運費、布卸展人力支援等參展條件。

半年過去，C君仍未被告知攝影節的合作細節，於是向業界朋友詢價，評估作品的來回運費、布卸展、作品維護等費用。友人答覆C君至少要4萬元，並表示這是以最低限的估價方式所得出的數字。由於展出成本頗高，且距離開幕只剩2個月，C君便主動詢問了策展方的籌備進度及參展條件，但對方仍避答任何關於費用的事情。最終，C君委婉地寫了一封訊息，退出攝影節。C君說道，從受邀參展到決定退出的半年間，始終不曾聽聞當時策展人口中的攝影節主題是什麼？

從上述三則故事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問題。A君獲得的工資，遠不及所付出的勞動與時間成本：和10多位外國攝影家工作，前後長達6個多月，酬勞約2萬元。若扣除一般事務的勞動費用，可以說A君在攝影專業上的價值和貢獻，是被嚴重低估甚或無視的。想來弔詭，在攝影節當中，傷害攝影專業最深的，竟是主辦攝影節的台灣攝影人自己：一面對外宣揚攝影的藝術價值，卻又一面傷害專業社群內藝文工作者的勞動價值。

B君因為朋友的緣故而選擇接受微薄、象徵性的攝影節參展費，情義相挺；甚至曾以無償的方式，參與國內美術館的雙年展。植基在本土藝文工作者的低價勞動、0元參展的攝影節、雙年展，究竟在建立什麼攝影文化？促進了什麼樣的藝術生態發展？ 這類多半由文化部掛名指導、地方文化局主辦或贊助的大型展覽活動，背後的隱藏成本，最終轉嫁到誰身上？由誰來支付？誰站在台上說話？文化資本累積在哪些人身上？

C君在不知道任何勞動條件的情況下，善意地應允了策展人老師的口頭邀約。然而，當C君發現無法自行吸收龐大的參展開銷時，卻又礙於師生權力關係而陷入了兩難的局面。要言之，C君若冒著0元參展的風險去參加攝影節，到頭來很可能得向親友借錢來參展或舉債度日，淪為承擔攝影節隱藏成本的分母，血汗了自己。反之，倘若C君在資訊不透明的第一時間，便婉拒了策展人好意的邀請，C君很可能得擔心是否因此得罪了這位老師，在老師心中留下負面印象，甚至被列入黑名單，影響了日後的展覽機會。

除了上述三則故事中的問題，在書寫過程中，我陸續又聽聞了一些令人搖頭嘆息的攝影節經驗，才意識到在台灣各地舉辦的攝影節，所傷害的可能不只是國內的攝影人。幾位受邀來台參展的外國攝影家，在參展過程中也同樣遭受到不合理的對待，因而對台灣的攝影節留下負面的印象，讓原本國際交流的美意完全變了調。

讓攝影家的作品獲得曝光機會，不等於參展費。主辦攝影節的地方文化局、民間攝影學會的主事者，若欠缺勞權意識，仍將攝影家的參展費，視作預算表上可有可無的項目，而非一種基本的權益與常識，持續在標規設計及預算編列上權責不相符地把攝影節的隱藏成本外包出去。那麼，台灣各地的攝影節，不論宗旨或立意如何良善，都將繼續對參展攝影家造成程度不一的壓迫與剝削。

然而，參展費該怎麼算？附上5個國家的實際方案，提供給攝影節的主辦單位參考。

攝影節的總策展人，一般是在攝影社群中經驗、人脈皆豐富的老師們。但是除了分配資源，總策展人這個位置，更是一個爭取資源的戰鬥位置。尤其，是為了同樣參與其中的本土創作者們，謀求合理的勞動條件；而不是為了保住總策展人的位置，或其他的個人利益而倒向主辦單位，反過來要求參展者共體時艱。此外，擔任總策展人的老師們，請認清自己與參展者之間雙重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提升平權意識，別讓權力結構中的弱勢者陷入兩難而不自知，讓參展者的人的價值，在攝影節中被壓迫的只剩下工具價值。

台灣的藝文工作者，要在勞權意識普遍低落、勞動條件長期不見改善的環境中生存，其實相當不易；有時候，創作者可能連「能有所不為」的自由選擇空間也沒有。不過，現實環境雖然艱困，藝文工作者們仍有可為之處，例如分享自身的參展經驗、參展費等資訊，讓台灣的藝術勞動資訊透明化、更容易取得。一如「GoodJob 職場透明化運動」這個資訊共享平台，台灣的藝術社群也可以效法，打造出一個「GoodArt 展場透明化運動」之類的網站，收集各類藝術勞動資訊，讓台灣的藝文生態得以因為資訊的開放透明而有所改善，正向發展。

最後，身為觀眾的你我，下回再次走進攝影節的展場時，不妨主動和現場的志工、導覽的策展人，或參展的攝影家們聊聊天。除了和他們討論攝影藝術，也可以問問他們的勞動情況。或許你的提問與關心，一個外部意見，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