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要追溯到2021年2月1日那個清晨，原是緬甸新一屆國會首次召開會議的日子。在前一年11月的那場大選中，軍政黨大敗給以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為首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或許是不堪其辱，或許是懼怕一旦失勢會被追究多年來犯下罪行的責任（包括羅興亞種族屠殺），軍方遂重施故技，將國家一切重新緊握在手裡，就如同他們過去大半世紀所做那樣。就在那天清晨，緬甸上演1948年獨立以來的第三場政變，大選結果被推翻，翁山蘇姬及一眾主要民選政治人物被以選舉舞弊之罪名逮補。當中包括Sai的父親，撣邦（Shan State）首長林圖醫生（Dr. Linn Htet）。

Sai感到不可思議：「這不等於將整個國家推倒重來，包括他們親手打造的2008憲法嗎？」雖然草擬過程為人詬病，但自2011年起，總統登盛（Thein Sein）開始根據這份憲法，帶領緬甸進入民主轉型時期：人民享有更多自由、市場管制放鬆、西方制裁終結、外資湧入、人民經濟教育健康水準均有提升。國家同時開始談論企業社會責任、歷史文化保育、勞工權益、打擊貪汙、環境保育，前景本應一片光明。

現在看來，緬甸過去那「黃金十年」，彷彿幻覺一場。

這是一場夢想，還是一場夢魘？Sai分不清楚了。他記得，父親正式上任撣邦首長當天，在那場被譽為終結60年軍政獨裁的2015年大選之後，那天深夜，他與父親站在官邸前院。他一直在仰光工作，父子倆好一段時間沒見面，月色底下，父親語重心長地說：「今天我見過將軍了。他們想發動政變。他們隨時都可以這樣做，我們是人民所選的，但我們實際上並沒任何權力。」

「那些門外的守衛，當政變發生時，就是會來抓我的人。」

政變終於到來。Sai在仰光，街上有人呼喊狂叫，人們無不感到焦慮沮喪。事業沒有了，人生前景沒有了。

「而我，我的家也沒有了。」

父親被捕後，一位富同情心的守衛，讓兩父子有一次通話機會，「父親要我逃，說我會受牽連，『因你是我兒子。』」

那是他倆最後一次通話，此後至今，Sai沒再聽過父親的聲音。

那時網路斷斷續續，軍政府封鎖消息，後來乾脆斷電，那是軍隊愛用的伎倆，用停電來懲罰「不聽話」的人民。

或許最為危險的地方即最安全？Sai匿藏在仰光一棟軍方駐守大樓上的一個房間，大家一片迷惘，不知道該怎麼辦，Sai嗅到血腥的氣息。

網路中斷期間，他將香港朋友發給他的抗爭資訊，翻譯成緬甸文：「包括抗爭手冊、和平示威策略、如何抵抗警察暴力、如何抵禦催淚彈、處理傷口⋯⋯。」他希望緬甸人也能夠做好準備。

當人們開始上街時，Sai用能搜索得到的材料，製作防暴盾牌，「只是我這些湊合出來的塑膠盾牌，無法抵擋他們的真槍實彈⋯⋯」他聲音悲哀得要哭。這些淚水，香港人熟悉不過。

「父親從沒想過參政，」Sai說。連續勝出兩場大選的林圖醫生，年輕時其實想當喜劇演員，雖然最後以牙醫為業。在學生時代，他與一名叫Thura的同學，經常一起組團演出「阿佞」（Anyeint），一種輕鬆愉快的傳統說唱藝術。他與同學以牙醫診所的工具為藝名：林圖醫生是「牙鉗」，Thura則是「牙鑷」。「牙鑷」曾於訪問中說：「緬甸有句老話，若果你心中有恐懼，就用鑷子將恐懼拔出來。」

表演內容針砭時弊，充滿語帶相關的機智，很受歡迎。那時尼溫（Ne Win）政權掌控緬甸已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緬甸歷史學者吳丹敏（Thant Myint-U）認為，對飽受高壓統治的緬甸人民而言，能對軍政府稍微幽默嘲諷一番，可帶來精神上的快慰。1988年「8888」運動期間，這夥牙醫實習生將演出搬上街頭；當翁山蘇姬站在仰光大金寺前面向50多萬民眾，呼籲緬甸人團結起來爭取民主時，林圖醫生也在人群當中，自此成為她的追隨者。

持續數月的示威，最終以血腥鎮壓作結。政府軍的槍火下，3,000多人成為亡魂，無數人被迫逃離家園。林圖醫生往東北山區跑，最後落腳撣邦北部城鎮臘戍（Lashio），並在那兒結識了撣族的妻子。Sai笑說自己是「8888的孩子」。

「牙鑷」卻沒那麼幸運，他被逮捕並關在以殘暴聞名的永盛監獄（Insein Prison）半年。後來牙鑷──「札哈納」（Zarganar）」成為緬甸家傳戶曉的名字。他的巴利文本名Thura，是「勇敢」的意思。敢對軍政權威開玩笑，令他廣受民眾愛戴，也令他一生數度進出牢獄及被禁止演出，不過無礙這位生性樂觀的喜劇演員繼續發揮他的諧謔魅力，連被他的「牙鑷」所刺痛的軍政府，都無法不喜歡他。

撣邦是緬甸最大邦分，傳統上屬少數族裔區域，除了撣族（自稱傣族）和漢族（包括果敢族），還住著阿卡族、佤族、拉祜族、克欽族等；英國統治期間，被列為邊境地區（Frontier Areas），享有高度自治權，30多個土司各自主其屬地內政，如有紛爭可請殖民政府派兵調停。與直接受管轄的「緬甸本土」（Burma Proper）不同，撣族諸邦對英國，並沒緬族那種民族主義的不滿情緒，英治期間直至二戰之前，甚至可堪稱歷史上相對安穩的「黃金時期」。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正是這種「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令緬甸本土在邁向現代化與國際化之時，邊境地區基本上仍停滯不前。在日軍占領前，仰光已是面向全球的轉口港，仰光大學在亞洲排名數一數二。巨大差異，造就緬族在文化經濟及社會上的領導地位，甚至沙文主義。

1947年1月，英國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邀請31歲的翁山將軍到倫敦，商討緬甸獨立。其時幾位撣族土司發電報到英國，表明「翁山不代表我們」。艾德禮與翁山二人簽署協議，列明政權過度的安排，當中包括與邊境地區關係的處理。兩星期後，翁山來到撣邦南部城鎮彬龍，與撣邦、欽山區及克欽山區的代表會面，他保證，在緬甸聯邦下，邊境地區人民能夠享有地區自治、自由、平等。當下，22位出席代表簽訂同意加入緬甸聯邦的《彬龍協議》（Panglong Agreement）。

那年9月，緬甸獨立前最後一年，緬甸憲法通過，當中規定憲法實施十年後，撣邦及克耶邦（Kayah State）可以根據自身人民意願，抉擇是否繼續留在聯邦內。到了1958年，承諾沒被兌現，憲法也隨著尼溫將軍上場，並在1962年發起政變後作廢。

種族與權力衝突，大半世紀以來不住折磨著這些邊境地區住民：先是二戰期間的日軍占據，及蔣介石應英國盟友之邀派來對抗日軍的國民黨軍；繼而是1949年敗給中共後潛入撣邦邊境、夢想以此為基地反攻雲南的國民黨殘兵，及中央派來重兵進駐、卻無法驅趕這些不速之客的緬軍；還有以爭取獨立、打倒政府軍為目的的少數族裔部隊，及政府僱來對付他們的僱傭兵。這些勢力各據山頭，以毒品及各樣非法買賣，支援武裝自治，使得這片享有美境及豐富天然資源的山區，落得毒禍橫行，衝突不休。

「那是一個沒有和平穩定、沒有什麼好寄望、沒什麼機會的地方。」Sai在1990年代中出生時，臘戍依然一片混亂；成長當中的小孩，難以擁有藝術的夢：「若藝術是水，那臘戍便是一片沙漠。」

Sai還記得第一次手執相機時的興奮。那是大約8、9歲時，他拿著舅舅的柯達拍立得相機，隨意拍天空上的雲彩，從觀景窗觀看四周世界，感覺前所未有。可惜在底片年代，攝影並不是他們家庭能負擔的。「小時候，家裡沒什麼錢，父親經常只向病人收取微薄診金；再者，傳統父母觀念裡，相機不是給小孩的玩具。」

父親偶爾會邀請一些藝術家、作家朋友來作客，嘗試令生活多點色彩，「但父親不想我當藝術家。」或許是出於保護心態，眼見好友的遭遇，不想兒子過上這般顛簸人生。

後來Sai去了仰光定居，自學攝影。他說，在緬甸的教育系統裡，藝術不是一個選項。成長的經歷，驅使他長大後成為和平教育工作者。

多年來，討論緬甸的衝突，會歸咎到英國的「分而治之」。長久以來，緬甸以緬族的語言為國家語言，社會以緬族信奉的佛教為正統，對少數族裔採取歧視性政策。2011年開始，軍政府開始邀請各少數族裔代表和平談判，由前將軍敏昂萊（Min Aung Hlaing）主導下，推動「全國停火協議」，嘗試結束持續70年的內戰。但談判缺乏具體策略，沒能指出如何將各民族重新團結起來，而不是透過軍事手段。很快，羅興亞人道危機爆發，揭示了種族間嚴重的意識形態分歧。

2012年，在西部若開邦（Rakhine State），爆發若開（又稱阿拉干）佛教徒與羅興亞回教徒間的衝突。針對羅興亞穆斯林及卡曼族群有組織的襲擊、屠殺、縱火，蔓延至全國多處，包括Sai的家鄉臘戍。歷時數月，他的老家成為母親穆斯林朋友的避難所。他開始思考這些衝突的根本原因。

Sai說，在緬甸，他們從小就被灌輸「政治就是禁忌，公開談論不得」，學校更猶如思想監獄。經歷半世紀的封閉，緬甸自2011年踏入「轉型時期」起，才重新與國際接軌；但對於當代社會所追求的普世價值，特別在文化種族信仰平等共融、性別性向身分認同多元等方面，緬甸人普遍還在學習當中。

那些衝突背後，據Sai所言，其實有軍方的煽動或默許，目的是要分散社會對他們將西部天然氣賣給中國的注意力。自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緬甸就被納入其勢力擴張藍圖之中；由中國公司投資興建長793公里的天然氣管道，自2013年起，將國家的能源蘊藏從若開邦源源不斷輸送往中國南寧。所得利益落入軍方口袋裡去，然而管道穿越之處，平民百姓土地被掠奪，家園生計被毁。根據非營利組織「國際地球權益組織」（EarthRights International）的調查，單在撣邦便有30,000人，在這場土地掠奪所激發起的衝突對抗之間，流離失所。

那時，軍政府邀請Sai於臘戍參與和平工作坊。趁此機緣，他嘗試剝開這些種族間的仇恨情結，同時將他的多媒體創作，融合進這場和平進程實驗裡。他也在2013年起在仰光的美國中心（American Center）擔任和平建設教育講師，在一場以「宗教多元」為題的論壇中，結識了羅興亞裔的K。

「你知道嗎？他們認為穆斯林女性不應談論政治，」K道。

Sai與K惺惺相惜，二人都有打破社會對宗教信仰與性別的二元對立，實現社會共融平等的視野，很快一拍即合，其後更結成人生伴侶。

緬甸人一生中，名字會隨著年齡及身分地位的變化而改變。自從與父親那通電話後，Sai把本名隱去大半，變成像政府審查制度下被塗黑的敏感字眼──Sai ▇▇▇，同時將所有能追溯到他身分的痕跡抹掉，把所有可能暴露他行蹤和身分的人物關係切斷，過去的所有作品亦不再展示。匿藏大半年後，他獲得離開緬甸的機會，在那之前，他必須返家一趟──不是臘戍的老家，而是撣邦首府東枝的撣邦首長官邸，那兒有他的母親，每天被20名軍警監管著。

二人混進一輛載滿老人的殘舊汽車內。Sai說服了K，要把相機帶上：「我要記錄這一切。」相機就藏在行李箱一角，在K的內衣褲掩蓋下。沿途有十多個檢查站，但他們都一一避過了，沒有軍警要查看──緬甸男人迷信這些「汙穢之物」會招來厄運，避之則吉。

當他倆躲在一輛SUV的後車廂內、回到東枝那棟裝有法式玻璃門窗的撣邦首長官邸時，天已入黑，那棟古老建築看來更覺幽森──這棟象徵殖民地權威的大宅，從來只會令Sai感到壓迫。一直以來，Sai並不常在這個「家」出現，那些日夜守在門外的軍警，實在令他不太舒服。對出身受薪階級的小家庭來說，這家實在大得沒必要，他們要在屋中找到彼此，彷彿已是一小場運動。父親曾建議將官邸改為「撣邦博物館」，而他們搬往小一點的單位更合適，但軍方不許，以保安的理由。

父親當天的話，現已應驗。

Sai沒法久留，徹夜與母親討論各種事情，包括若他們當中誰先離去，留下來的該怎麼辦。直到凌晨4點，母親先睡了。寂靜中，Sai穿起父親的鞋，他的衣衫，那套該死的全國民主聯盟黨制服，彷彿將父親的靈魂蓋在身上。屋外衛兵還駐守著，幽暗中，這獨生子拖著悲慟的身軀，穿梭屋內每個角落，尋覓曾幾何時於屋內日以繼夜、為緬甸人奉獻生命的父親，點點存在的痕跡。

母親情況不太好。父親被抓後，所留下的巨大空洞，她得日夕獨自面對。強烈的思念，令她焦慮不安。她覺得生命隨時受威脅，不停打包家裡東西。

家已成母親囚室。母子二人以表演的方式，描繪一幕幕父親缺席的家庭照像。兩人手中各執布條一端互相牽引，象徵家人之間的牽繫情結。遮蓋著臉孔的，是南坎（Namkham）和木姐（Muse）這兩邊境地區的傳統編織。在撣邦，家家戶戶都會用剩餘布碎編織成地毯、坐墊等玩意。Sai母親愛說：「自雙腳能碰到縫紉機的腳踏那刻開始，我就會做衣服了。」他也承繼了母親的手藝，自小就會一針一線，給自己的武士公仔做衣服，也會做十字繡。

「我們是誠實的人，即使一無所有，仍會緊抱著尊嚴。」獨裁者能盜取這國家，但沒能奪取人們的意志。Sai的母親仍抱著希望，盼望著丈夫歸來，一家團聚的一天。

與母親見面後，Sai開始思考如何將他們家的故事，與其他面臨同樣遭遇的政治犯家庭做連結。

「我們作為個體，作為集體的一分子，是如何被對待？」

在緬甸，當被告人要上法庭，由他們踏出囚車步往法院之間的那段短暫路程，家人是可以陪同的。Sai拜託那些政治犯家屬，請他們在那段短暫的路上，徵求被告人的同意，給予他一個他們存在的證明。

然後，他獲得一些他們穿在身上的衣服。

他把這些被消失的政治犯的衣服，連同他們的堅毅不拔，他們所身受的不公不義，以母親教他的手藝，一一編織進作品《Trails of Absence》（缺席的蹤跡）裡，成為他們集體存在的佐證。

「要求公義是期望太高嗎？要求看到自己的父親和其他政治犯被釋放是太過分嗎？」Sai的父親今年已64歲。

「我們的悲劇並不獨特。我們只是在這世上最恐怖的法西斯納粹政權壓迫底下，這片痛苦沙漠中的一顆小沙。這作品只是一個藉口，希望你在觀看這些照片的當下，能與我們感同身受片刻。」

目前為止，這系列作品已在英國、法國、加拿大、荷蘭、義大利、和泰國展出，所到之處，Sai均盡力與當地人權組織接觸，試圖推動社會對緬甸人權狀況的輿論。走到這步毫不容易，為著人生安全，為著保護還在國內的家人，如他這般在緬軍追捕名單上的人，不得不提防其他「同鄉」，使他們變得孤立無援。Sai感激在不少時刻，都有香港人無條件的伸出援手，給予他精神上及實質上的支持。

後來他為調查緬甸政治難民及其家人受壓的景況，由歐洲轉往與緬甸毗鄰的泰國，即使這意味著更大風險──緬軍政府與泰國政府合作跨境打壓，已不是新鮮事。

12

我們見面那天，是清邁的旅遊淡季，市中心的餐廳沒什麼人，Sai與K一身黑衣，在這光潔亮麗的餐廳內，顯得分外顯眼。他倆為遲到抱歉──他們剛與一名匿藏清邁30多年的緬甸民運人士見面完畢，安全起見，對方在最後一刻才告知見面地點。

在這家新潮餐廳的菜單上，我們驚喜發現經典緬甸小菜「撣豆腐」。一邊吃著Sai和K都點頭稱讚的撣豆腐，我們一邊約好一起去美索（Mae Sot），泰國邊境最多緬甸難民及移工聚居的城鎮。

可惜最後我無法同行。一個多月後，我發短信問Sai的情況，他回說：「抱歉暫時未能回覆。」長期流亡伴隨著他四處漂泊的，是無限的無依感及自我懷疑，加上在美索目睹許多令人難過的景象，怨恨，憤怒，氣餒，迫使他的情緒到了臨界點。

在美索，有「8888」的參與者，有番紅花革命的僧侶，亦有人民防衛軍傷兵、變節的緬軍、參與「公民抗命行動」的公務人員。他們面對著各樣人身安全、身分簽證及經濟問題，前路茫茫。清邁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泰國警察都在申請調職美索，因那些緬甸難民，是很好的魚肉敲詐對象，就如他們的人肉ATM。雖然這實在不甚好笑。

沿著泰緬邊境，有9個難民營，直到90年代末，泰國政府才允許讓聯合國難民署（UN Refugee Agency）接觸營內難民，提供援助，安排第三國收容。可是，泰國政府將來自撣邦的難民排除在難民資格外──以奇怪的理由，比如說：撣語與泰語很類近，故他們能很快適應融入云云。所以，他們必須工作，在沒簽證文件情況下，被迫幹著最低下、最受剝削的事。去年上映的泰國電影《失落少年》（Doi Boy），描繪一位原本出家為僧的撣邦少年，被叛軍強徵為兵，為逃避戰場上的殺戮，攀山越嶺逃到泰國，在清邁賣淫、到建築工地打零工，最後被捲進泰國黑警勢力的殘酷命運。

在權力者眼中，他人生命輕如鴻毛，為國奉獻者盡皆市井小民。成為全國少數族裔武裝部隊攻擊對象的緬軍，最近政府強制徵兵，年輕男子必須「自豪地服役」至少兩年，即使最後很可能只被當作人肉盾牌使用。事實上，緬甸人民已奉獻了好幾個世代。隨著政變再三爆發，這次人們意識到，除了呼喊口號，上街示威，必須將軍政府徹底擊敗，才能長遠獲得自由民主。

年初，收到Sai的訊息，說他已平安離開泰國，抵達美國。或許是流亡生涯暫時可告一段落了吧，他看來鬆了一口氣，並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包括一位正在紐約作藝術駐留的香港藝術家。我興奮的跟他分享，這位經常身體力行為低下階層發聲的藝術家，有多令我敬佩和自豪。

這段日子，Sai在為美國國會簡報會（congressional briefings）準備文件，繼續推動緬甸議程，並不時與那位香港藝術家朋友聚會。看著兩家人吃著他親手做的豆腐麵的開心合照，我說我也想吃一口。兩人都對爭取公義執著，就知道他們會合得來。

回想清邁見面那天，臨別前他說：

「獨裁者們都互相合作，為什麼我們不？」

這句話一直縈繞在心頭。返港後，有次邀約他與一些香港藝術界朋友線上對談，那時「23條」立法已如箭在弦，隨著言論管控愈發縮緊，我們小心翼翼，忖摸著，在中共與緬軍政府友好合作關係下，在香港討論緬甸民主，空間還剩下多少？那刻覺得，我的心一分為二：一半是支持同路人的熱血，另一半卻被恐懼抽乾淨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