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那些穆斯林恐怖分子早日被殲滅」 「那些狗娘養的都應該被割喉」 「把豬肥肉塞到那些卡拉（緬語的垃圾）的嘴裡」

咚、咚、咚，手指在面板上敲擊的聲響不斷發出，緬甸仰光巷弄的茶館裡，人們低頭凝視著手機面板發出的亮光，Facebook上的仇恨言論有如剛從壺裡倒出的熱茶，高溫、難以下嚥。

緬甸社會普遍對羅興亞人的歧視早從英國殖民時期開始，加上政府政策的推波助瀾，以及網路開放後讓人們的歧視想法隨著快速的網絡散播，讓日益深刻的歧視轉變成仇恨，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不想看見Facebook被當作散布仇恨、鼓吹暴力的工具⋯⋯特別是在緬甸，在那裡，我們的服務會被用來放大仇恨或是加劇對羅興亞人的傷害，」Facebook亞太區公共政策總監加利克（Mia Garlick）2018年接受路透社（Reuters）訪問時坦承，Facebook太慢回應平台在緬甸造成的衝突，讓仇恨之戰的號角，在緬甸用戶之間愈吹愈響。

2019年，我們與多位流亡羅興亞人訪談發現，即使他們遠走他鄉，Facebook上的仇恨之手，竟跨越國界，緊抓他們生活。

「我跟住在泰國哥哥的地址都被找出來。」在吉隆波近郊城市安邦（Ampang），我們與37歲的羅興亞人法伊沙（Faizal Islam Muhd Kassim）在一間不起眼的診所樓上相見，他不僅是羅興亞人馬來西亞協會（Rohingya Society in Malaysia）主席，也是羅興亞人權律師覺拉昂（Kyaw Hla Aung）的兒子。

在緬甸若開邦（Rahkine）出生受教育的法伊沙，這幾年都活在衝突前線。近年，以佛教信仰為主的若開族和信奉伊斯蘭教的羅興亞族接連在2012年與2017年爆發大規模衝突，讓他逃離緬甸，成為近百萬羅興亞難民之一。

沒想到，逃到2,500公里之外的馬來西亞還不夠遠，族群仇恨搭著光纖電纜跨越海洋、穿過螢幕裡的Facebook，追上來了。

不只是找到地址，法伊沙指出，受訪前幾天，有若開族激進分子在Facebook點名他全家，宣稱他們都是穆斯林極端主義的煽動者，要在海外的若開族同胞「給他們好看」。

父親覺拉昂在社會風氣丕變後無法繼續執業律師，轉而為無國界醫生（MSF）工作；而法伊沙則是在村子裡開班授課，教導羅興亞人與若開人英文。但因為家族與外國人常接觸的關係，讓他們被極端分子盯上。他們遭受到的誹謗、污衊，伴隨著社會對羅興亞人的歧視接踵而來。

緬甸種族主義的政策導致羅興亞人受到歧視，再加上極端佛教組織的在各地散布煽動性言論，政府與極端團體一搭一唱之下，2012年6月，若開邦爆發大規模族群衝突。

「若開族不能稱羅興亞人為老師！」法伊沙回想當時在村子裡教書時，極端分子如何闖進課堂，要法伊沙的若開族學生們離開。甚至，幾位曾是法伊沙朋友的若開族青年，因為受到輿論的影響，跟著其他極端分子總共14人持刀將他包圍，威脅他若不關閉課程，要殺光他們全家。

被視為羅興亞人意見領袖的覺拉昂，從此成為攻擊目標，兩年內兩次因子虛烏有的指控判刑入獄；即使後來調查證明這些指控為假，但政府先抓再審的程序，已讓輿論壓得覺拉昂家族無法翻身。

人人都可以發聲的網路，讓他們在逆境中看到希望。他們開始用盡所能將正在發生的不義傳出去。

活在對羅興亞人的負面輿論戰中，覺拉昂與法伊沙不願坐以待斃，他們透過同情羅興亞人的朋友，利用貿易公司安裝的小型衛星接收器，將少量的資訊傳到網路上。

「但那時候下雨就沒辦法上網，天空太多雲也會讓網路斷斷續續，」法伊沙苦笑指出，就算他們每個月付出幾百塊美金的費用，常常訊息傳到一半就中斷，效果很有限。在當時，手機與網路是緬甸社會中的稀有品，只局限在軍政府官員或是經商貿易等特許人士的小圈子裡，一般緬甸公民根本無法使用網路，羅興亞人更是與網路絕緣。

2012年開始，巨變到來。

緬甸政府在2012年解禁、開放外資進入，原本政府獨佔的電信產業結構出現變化。原本一張需要上千美元的手機SIM卡，如今不到3美元就能買得到。發言權開始開枝散葉，電信公司為了爭取客戶，看準人們對Facebook的喜愛，還提出用Facebook免數據費的方案。根據國際組織報告顯示，2018年緬甸已發出的手機SIM卡數量比全國人口5,000萬還要多，Facebook使用者也在5年飆升5倍，來到1,800萬人。

網路大門一開，覺拉昂一家面對的情勢卻更加嚴峻，羅興亞人作為少數族群，除了缺乏資源之外，還要面對可能的資訊操控行動，結果便是一場大規模、無止盡的社群網路霸凌。

「在一則仇恨言論的貼文裡，我們的Facebook帳號被標註（Tag）給48位若開族領袖，有心人都能查到我們的資料，」法伊沙指出，以往沒網路時，民眾仇恨言論口耳相傳的速度不如網路世界；而現在Facebook傳播的效果除了語言之外，還附上個人照片，有如懸賞通緝犯。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惡意，有羅興亞人試著反擊。

口中嚼著緬甸檳榔，一邊說話雙手在空中揮舞的若開邦羅興亞青年凱倫（化名），組織了200多人的合作，這些人散落在若開邦、仰光、曼德勒甚至在馬來西亞或是泰國等地，彼此透過緬甸最流行的通訊軟體Viber聯絡，每天在Facebook「巡邏」，向Facebook檢舉他們認為不利於羅興亞人的資訊。

組織的成員都有英文能力，他們用緬文與英文對外宣傳羅興亞人所遭遇的迫害與困境，同時也積極培養下一代鍵盤戰士。

「羅興亞年輕人應該要學習怎麼使用網路，」凱倫說，組織內有分成幾個小組，在若開邦的小組長就是村裡的英文老師，除了英文之外，上課時也會教授電腦基本知識，讓年輕一代的族人知道如何利用網路跟Facebook來武裝自己。被官方限制行動的他們，定期託人從仰光買一些電腦與網路安全相關的光碟與書籍，跟夥伴們一起研讀。

網路開放後，Facebook不只是讓緬甸佛教極端份子和羅興亞人的交戰加劇、跨越國界，Facebook上的不實資訊、同溫層等現象，也加劇緬甸人民的極端化，結隊之後，仇恨更可能讓假新聞奏效。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教授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民主會怎麼結束》（How Democracy Ends）一書中，如此形容社群網路在社會上可能帶來的弊病：「浮躁、暴力與授權。人們重新發現成群結隊對付自己不喜歡的人具有解放效果。它讓人精神振奮，它也可以是致命的。」

緬甸正是朗西曼口中的經典案例。2014年7月，一則造假的網誌，引起數千人的暴動。

網誌內容指控當地一家穆斯林茶館的老闆性侵了一位緬甸女性，在大量轉發之下，引起不同宗教間的爭執，一名被戲稱為緬甸賓拉登、並且時常發出歧視言論的的佛教領袖阿欣杜拉威（Ashin Wirathu）也加入轉發陣容，就在他轉發一小時後，數千人上街、暴動。

一則不實訊息，最終竟逼得政府對該區實施宵禁，並關閉該區域的Facebook使用。但為期兩天的暴動仍造成一位佛教徒與一位穆斯林喪生，數十人受輕重傷。緬甸政府與Facebook事後追查，確認這是一件由假消息所導致的事件，將包括承認收錢說謊聲稱自己遭性侵的女子在內5個人，以散播不實訊息的罪名判刑21年。

一則沒有任何事實查核過的網誌，竟讓數千人上街甚至造成死傷，因為「在這裡，人們用Facebook來搜尋新聞，」民營雜誌《前線》（Frontier）創辦人索尼瑞（Sonny Swe）說，許多緬甸使用者並不曉得Facebook上的內容多屬個人意見，習慣將不完整或是不正確的訊息當成新聞分享、轉發。根據統計，近8成緬甸百姓用手機上網，相較於用搜尋引擎尋找他們需要的資訊，Facebook透過演算法推播訊息更受到緬甸民眾的喜愛，因此Facebook幾乎統治了他們連上網路的道路。

「你問緬甸人有沒有上過網，他可能回答沒有；但你問他有沒有Facebook，他一定說有，」索尼瑞解釋緬甸社會對Facebook的依賴。

面對社交網站這隻巨獸在緬甸社會釀下的災情，Facebook試圖以加強內容審查機制回應，從2014年只聘僱了一位緬甸文的審查員，之後開始增加人數，最後外包團隊來審查緬甸Facebook上涉及仇恨言論與不實訊息文章。同時，前總統登盛 （Thein Sein） 政府也抓準機會，制定相關法律規範網路言論。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這項法案居然被號稱是人權鬥士的翁山蘇姬政府，如今拿來作為箝制言論自由的利器。

「緬甸科技問責網絡」（Myanmar Tech Accountability Network, MTAN）的顧問米亞舒（Myat Thu）認為，緬甸人民經過數十年與軍政府的對抗，在2015年由翁山蘇姬領導的全民盟贏得大選之後，多數的人都認為原本看似無止境的爭鬥已經結束，國家要開始改變，並為翁山蘇姬找出「改革需要時間」等理由，解釋緬甸民主發展的牛步。米亞舒認為，政府自詡代表多數的民意，甚至靠著輿論支持，做出很多令人感到與前軍政府沒兩樣的行為。

「《電信通訊法》第66條d款這條法律被濫用，就是最好的證明，」提倡言論自由的民間組織Athan創辦人貌沙卡（Maung Saung Kha）點出，政府利用這條法律的模糊空間來起訴跟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人。

根據Athan數據統計，與2010～2015年的登盛政府起訴5件與言論自由相關案件相比，2016～2018兩年，翁山蘇姬政府的起訴案件，居然就高達164件。而在這些案件中，多數被提告人是在網路上與政府抱有不同意見者以及對政府批評的新聞記者。

「法院不會做出跟她意見不同的判決，這是明目張膽的操控輿論，」貌沙卡認為，翁山蘇姬對言論自由的態度比被前任政府還要差。

翁山蘇姬任內，不只羅興亞族在網路世界被霸凌，跟政府不同調的記者與媒體，也經常被扣上賣國賊或叛徒等字眼。兩位《路透社》記者遭到逮捕及判刑時，Facebook出現大量聲援政府與法院的網民說：「吊死那兩個叛賊」、「把外國勢力（外媒）趕出緬甸」⋯⋯

米亞舒認為翁山蘇姬政府推出一項又一項的政策，像是一只金箍帽，正在一點一點慢慢濫用和控制言論。例如，緬甸政府在2018年3月成立的一個社群網路監視小組（Social Network Monitoring Team），編列64億緬甸幣（約新台幣1.4億元）預算，卻沒有公開解釋這個特別小組的組織、法源依據或是工作內容。政府也表示要在2020大選前推出一套《網路法》（Cyber Law），宣稱會用這套新的法令來管制Facebook上的仇恨言論與假新聞。

在執政黨的席次優勢下，這部法案極有可能在選舉前通過，也許會成為選戰時打擊異議者的新工具。同時，仰賴獨立民間團體與教育部門聯手才能培養的網路素養，也必定追不上網路使用擴散的速度。另一方面，平台業者則依然拿不出針對仇恨言論、不實資訊傳播的有效解方。

原本將希望寄託在翁山蘇姬身上的羅興亞人，看到這幾年緬甸政府的作為，失望之餘，他們試著找尋其他的出路與方法。

「屬於羅興亞人的正義有一天會到來，只是不知道還要多久，」覺拉昂盼望著國際社會有一天可以還給他與他的族人應得的公平正義，但他不諱言，距離他的夢想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凱倫則是不相信國際社會能為族人討回公道，他認為羅興亞人的未來必須掌握在他所組織的鍵盤戰士手中。

族群之間的仇恨掩蓋了緬甸的天空，政府仗著民意撐腰準備大幹一場，緬甸幾年前改革開放以及政黨輪替時的光環已經黯淡無光。曾因為躲避軍政府通緝而逃亡的米亞舒說他看不到希望：「但願下次你來緬甸的時候我還沒被抓走，我們還可以像現在一樣聊天。」我們相視而笑，心中知道，這其實並不全然是句玩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