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政變發生以來，我一直無法集中精力工作，時不時就打開手機查看最新的消息，」現居緬甸第一大城仰光（Yangon）的艾琳娜．烏（化名）說，「我開始考慮去國外讀博士，永遠離開這個國家。」

現年31歲、從事政府公共關係工作的艾琳娜，是眾多受益於緬甸政治經濟「改革開放」的年輕人之一，也見證了國家前所未有的轉變。

出身一般家庭的艾琳娜，沒有預算可以出國念書。但是憑藉一家西方慈善機構提供的獎學金，她在香港一所頂尖大學完成了大學學位，然後在關注緬甸民主化改革的學術機構和致力推動善治（good governance）的非政府組織工作。接著，她拿到另一筆優渥的獎學金，在歐洲取得了碩士學位。但是不論她到哪裡讀書，從來沒有考慮過要留在其他國家。

2018年，艾琳娜用數年工作的積蓄，和丈夫在仰光買了一間公寓，而在2020年又升級到一間更大的公寓。在許多亞洲發達國家的大都會裡，20多歲的年輕人難以不靠父母而獨力達成這些里程碑。

直到上週（2月1日），緬甸軍隊拘留了民選政府領導人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總統溫敏（Win Myint）以及數百名議員和活動人士，並接管了政府，艾琳娜和丈夫才有了離開的想法。

「如果軍方能這麼輕易地發動政變，我看不到這個國家的希望，」艾琳娜說，「2月1日以來，每一天都是一場噩夢。」（Every day I wake up to my nightmare.）

軍隊不僅抓住了民選領導人，也奪走了緬甸人民夢想的未來。許多外國投資者和援助機構是基於信任政府將持續推動改革，而在2011年以後陸續進入緬甸。但是現在，人民的憲法權利和國家的經濟繁榮都處於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中。

20世紀初的英屬緬甸曾經是東南亞最為富裕的地區之一。但是將近50年的軍事獨裁統治，使得緬甸淪為全世界最為貧困的國家之列，苦於低度發展、民族武裝衝突以及嚴重的人才外流。父母們過去總是告訴有能力在海外定居的孩子不要回緬甸。

2011年3月，由改革派前軍人總統登盛（Thein Sein）所領導的半文職政府（ quasi-civilian government），出乎各界意料地，開始一系列戲劇性的政治和經濟自由化改革。登盛解除媒體和出版審查限制、釋放政治犯，同反對派領袖翁山蘇姬公開會面，邀請民族地方武裝參與和談。在此期間，公民社會組織成為推動改革的重要力量。

但是，由於軍隊及其「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十分不受緬甸國民的歡迎，最終不得不在2015年一場被視為接近公開和自由的民主選舉後，黯然下台。

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簡稱全民盟）從2012年的補選開始進入國會，隨後在2015年的大選中贏得了多數席位，並且在2020年11月的大選中再次獲得壓倒性勝利。

即使進一步的經濟改革在翁山蘇姬政府的領導下進展緩慢，緬甸的人權紀錄因為政府對待羅興亞穆斯林的方式而遭到外界嚴厲批評，但是緬甸人民不再像在軍事獨裁和登盛政府時期那樣每天生活在恐懼之中──光是這一點，就可說是全民盟政府最大的成就。

過去10年間，緬甸最重要的轉變之一是手機和網路的普及化。現在，人們已經有4家行動電信公司可以選擇，其中包括3家外國公司。而僅僅在7年前，SIM卡還是罕見的奢侈品，每張售價超過100美元；手機通信由唯一的國有電信公司營運。

隨著商業和工業活動的自由化，新穎的商場、公寓和辦公大樓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各地城市拔地而起。緬甸最大城市仰光及其郊區，以及緬甸第二大城曼德勒（Mandalay）的工業區吸引了以往就業前景有限的工人。長時間的停電不再是城市生活中的日常煩惱。

對於從緬甸外出工作、人在新加坡擔任家務助理的梅辛（May Zin）來說，登盛政府和翁山蘇姬政府治下的10年證明，國家的發展可以如此高速地前進。

「這是我們親眼所見，」現年35歲的梅辛說。梅辛在貧困中長大，因為軍政府治下的經濟停滯，還因為她父親是一名反對派政治工作者。

1988年，她的父親丹新（Thant Sin）加入了由學生領導的起義，並且在伊洛瓦底省的堅景鎮（Kyangin Township）共同創立全民盟的分部。丹新在2015年選舉中當選為「小區長」（類似於台灣的里長，由每個家戶派一代表投票選出），並在2020年大選中再次當選。但是他在2月2日辭去這一政府職務，以抗議軍人發起的政變。

梅辛的兩個擔任警察的弟弟舒英林（Thurein Linn）和達亞林（Taryar Linn）也因為在值勤期間，在Facebook上批評新的軍政府，而被拘捕帶走，與家人失聯至今。

為了為弟弟們發聲，梅辛在緊湊的家庭幫傭工作中，擠出空檔用Facebook視訊通話接受訪問。一想到，她所深信的國家將擁有更好未來的希望，在一夕之間幾乎淪為泡影，她痛哭失聲。梅辛是家裡的大姊，也是單獨撫養一個兒子的母親。

「我們作為移工來到國外，像奴隸般地工作。但我們也都有自己的人生規劃，我們都是為了3、5年或10年之後要回到緬甸，」梅辛說，她原本計劃在10年後回到緬甸。

「我感到非常沮喪，這種難過，深到內心深處。但這不僅僅是因為我的兩個弟弟，」她加重語氣說，當軍隊逮捕國家領袖的同時，國家的發展和人民對未來的計畫和夢想，也一併被「逮捕」了。

這次政變，喚醒人們對於過去軍政府鎮壓民主起義和壓迫的記憶。

1962年的軍事政變，標誌緬甸的「一黨統治」以及軍隊主導政治的開始。1988年（當年運動的全國性罷工開始於8月8日，又稱做8888運動）由學生所發起的全國性抗議曾一度改變歷史的軌跡，建國英雄翁山將軍的女兒翁山蘇姬首度被推上政治舞台，成為具有跨族裔號召力的國族領袖。軍政府的鎮壓殺害了數千名抗議者，但大規模公務員辭職罷工的壓力最終也促成了1990年的大選，翁山蘇姬領導的反對黨全民盟獲得壓倒性勝利。

當時軍政府宣布選舉結果無效，並逮捕當選議員拒絕移交權力，一個更為高壓，仰賴天然氣出口維生的軍事政權，持續統治了國家。

2007年軍政府取消燃料補貼，導致汽柴油和天然氣價格短期內暴漲，傳統上備受尊崇的佛教僧侶發起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又稱袈裟革命），軍方殘酷鎮壓，導致過千人被捕，數十人死亡。

「我們都知道軍隊在1988年和2007年做了什麼，」現居台北的28歲緬甸華裔陳湯姆（化名）說，「我們都記得那些黑暗的日子。」

雖然包括陳湯姆在內2、30歲的緬甸國民，大多沒有親身參加過1988年和2007年的全國性抗議，但國家的歷史和真相，以及抵抗軍事政權的精神，通過家庭關係和衛星廣播電台隱密地流傳。

陳湯姆回憶小時候在仰光老城區，英國殖民時期風格的破落建築裡，他和鄰居們會鬼鬼祟祟地聚在一個小收音機旁，收聽《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和《英國廣播公司》緬語版（BBC Burmese）的新聞。這些電台講述緬甸唯二國營電視頻道──緬甸電視台（Myanmar TV）和妙瓦底電視台（Myawaddy TV）──所不允許播放的新聞。

軍事政權嚴密控制人口流動，軍人們會經常進到每個家庭搜索檢查是否有客人非法留宿。每家每戶不可未經通報就讓客人留宿過夜的規定，直到全民盟政府在2016年上台後才正式廢止。

他也記得13歲那年，就讀的中學裡一位老師因為在學校裡抱怨軍隊而被帶走，接著聽說他在監獄裡被毆打致死，這段記憶在他心中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我們絕對不希望我們下一代的孩子生活在軍政府統治之下，」他說。

憤怒，從政變的第一天就席捲海內外的緬甸國民。

但與以往軍事統治時期不同的是，現在幾乎每一個公民抵抗運動參與者都有一支智慧手機，並且大量使用社群媒體作為政治反抗的工具。

同樣使用Facebook的軍政府也知道這一點，因此自政變開始以來，軍政府一再關閉網路、電話線路和封鎖網站，試圖讓不滿情緒難以對外傳遞。

「點名和公開責難」（Name and Shame）倡議運動也十分盛行，人們指認支持政變的政客和他們經營的品牌和生意，並在社群媒體上呼籲抵制。

2月6日至7日，軍政府首度切斷網路超過24小時。週日，近10萬抗議者堵塞了仰光的街道。

現居仰光郊區的22歲醫學系學生拉推（La Thway）說，網路被切斷前，系上組織早已收集好彼此的手機和住家號碼，沒有網路的時候，同學和親友間通過手機簡訊來了解最新情況和行動方案，也可以撥電話相互聯繫確認信息。

小學四年級就參加過1988年民主起義，現居仰光並親身參與政變後街頭抗議的緬甸華裔楊仲青說，多年以來，緬甸人民已經積累抵抗軍事獨裁的豐富經歷，因此這次政變發生後人們很快有系統地應對。

楊仲青觀察，和1988年運動初期類似，目前緬甸的公民抵抗尚未有明顯的單一領袖，全民盟各地分部、不同的學生會、教師會等職業團體都各自發布了不同的聲明和行動計畫。

軍隊在正式宣布接管政府前，已經提前抓捕數百名議員和活動家。楊仲青說，曾經發起1988年運動的「8888世代」領袖們仍十分受到民眾愛戴，雖然目前礙於人身安全，無法公開現身帶領群眾，但他們不斷透過社群媒體，向支持他們的學生、勞工團體提供行動指引和鼓舞。

與此同時，包括醫務人員和外交官在內，已有數千名緬甸公務員透過辭去職務或合法申請休長假，來對政府施加壓力。陳湯姆說，截至2月6日，他身邊至少有20多名擔任醫師的高中同學以及兩名外交官朋友已經辭職。

醫生和護理師是率先號召罷工反對軍政府的職業團體。仰光大部分的公立醫院──包括一家專門醫治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患者的醫院──已經關閉。軍方不得不從軍醫系統調派醫師到政府醫院。政變後第二週的首個工作天，居民以公務員為主的行政首都奈比多（Naypyitaw）也出現數百人上街抗議，警方用高壓水槍試圖驅散示威人潮。據楊仲青了解，接送公務員上下班的巴士空空如也。

2月8日白天，仰光、曼德勒等主要大城的抗議者持續集結 ，人口只有數萬到十多萬人的中小市鎮，從緬北撣邦臘戍（Lashio）、皎脈（Kyaukme）、克欽邦密支那（Myitkyina）、欽邦哈卡（Haka），到東南邊陲德林達依省土瓦（Dawei），也都出現數千人和平遊行。同日晚間，軍政府宣布禁止超過5人集會，並對多個主要城鎮頒布宵禁。 但至2月9日上午為止，抗議仍在進行。

29歲緬甸克倫族人索土土（Saw Htoo Htoo）正在泰國曼谷召集朋友，盡一切可能支持緬甸境內的公民起義，包括錄製一首抗議歌曲。他曾經居住於泰國西部難民營，現在曼谷一家跨國公司工作。

一想到2020年大選，他眼泛淚光。為了要登記參加海外投票，旅泰緬人至少需要親赴曼谷兩趟，在緬甸使館外排數小時的隊。但是無數做辛苦工作的移工，不惜花費車資和時間從泰國各地趕來，就是為了投下神聖一票。

「一旦公民不服從運動開始接受捐贈，我將為他們籌集資金，」索土土說，「我們會無限期支持這些為了國家而辭職的公務員，直到達致我們的目的。」

陳湯姆在新北市的「小緬甸」華新街地區參加了挺緬甸民主遊行，他戴著大紅口罩，身穿著紅色T恤接受我的訪問。紅色是代表全國民主聯盟和當前政治抵抗運動的顏色。

「我在緬甸的朋友希望告訴國際社會，『請繼續為緬甸國內的人民加油打氣』」，他說，「即使網路被切斷，他們也可以聽到廣播。」

註：本文英文版2月7日刊在《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網站，此為中文增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