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距離2024大選倒數40天，一場沒有任何政治人物站台的抗議集會在凱達格蘭大道登場，約百名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看似不到30歲，並以女性居多，他們疾呼「反對新增移工來源國」，更指向舞台後方的總統府，怒斥政府即將開放印度移工，卻缺乏政策配套。

移居台灣36年的印度人李眉君（Priya Lee Lalwani）從未想過，她的第二故鄉竟上演如此場景。

李眉君是Facebook社群「在台印度人（Indians in Taiwan）」的創辦者。1987年她隨學者父親移居台灣，並成為台灣史上第一名印度裔大學生、第一名在台攻讀翻譯學的印度裔博士。

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目前持台灣一般居留、永久居留證的印度裔共8,082人，若加上近3,000名經常出入境的印度留學生，在台流動的印度裔人口約1萬，其中多數都加入了李眉君創立的社團。

夾在兩個母國之間，李眉君對這場集會十分沮喪，豈知社團裡有印度留學生留言：「意外嗎？」李眉君才驚覺，原來近年來台的印度男性學生、工程師早已受印度當地屢傳性暴力的國際新聞影響，飽受台灣人異樣眼光。

印度移工爭議事件的起點是11月10日，美國財經媒體《彭博社》（Bloomberg News）率先引用印度官員說法，稱台印即將簽署勞務合作備忘錄（MOU），最多將開放10萬印度移工來台。此消息經台灣媒體翻譯，瞬間點燃網路輿論，與印度移工相關的文章連日登上社群媒體「Dcard」討論排行榜。

在Dcard及短影音平台TikTok上，許多網友擔心印度移工恐提升台灣犯罪率，以及台印文化差異巨大，印度移工恐造成民間衝突。李眉君認為，這些言論源自兩國人民太過陌生，而陌生導致了恐懼。

短短一週內，開始有網友號召上街遊行，接著西方媒體發現此事，撰寫成英文報導後傳回印度，意外引發外交風波。當地最大電視台NDTV （新德里電視台） 刊登評論，直指台灣民間對印度存在種族歧視。有300萬追蹤者的線上教育平台「Unacademy」也拍攝影片分析：「台灣人歧視印度嗎？」

「那週，我害怕走在街上，還提醒小孩出門要注意安全，甚至別說自己是印度人。我一直認為台灣是個友善的地方，但會不會只是我太樂觀了？路人們其實都在排斥我？」

這是李眉君最不解之處──網友留言群情激憤，這並非她多年來親身感受的社會氛圍。

截至集會前一天，多個LINE匿名群組如：「反對增加印度移工國」等，合計成員高達5,000人，另一通訊軟體Discord上的「引進印度移工事件討論區」也超過1,000人。這場靠網路串連的活動，不只是台灣首次大規模關注印度，更是自1992年《就業服務法》開放東南亞移工來台後，第一場由民眾發起、並以「反對引進移工」為主要訴求的集會。

目前集會主辦單位、LINE、Discord三個平台雖互相協助，卻無隸屬關係，接受《報導者》採訪當天，是他們第一次在現實中見面。Yuna自述，她先從Dcard開始關注本議題，接著填寫一份集會志工表單，加入籌備團隊後，才逐漸被推舉為總召至今。

不過該份志工表單，目前被Google認定為仇恨言論，已遭刪除。

議題延燒兩週內，Yuna等人從零開始認識移工議題，原先只擔心印度移工來台恐釀衝突，接著他們發現，既有東南亞移工在台處境也應受重視，最後定調「全面暫緩新增移工來源國、人民有權暫緩有疑慮的政策、修訂移工管理專法、改善台灣勞動環境」四訴求，並將印度國名移出訴求中。

該團隊主張，提升既有移工權益，吸引他們持續從母國來台，「如此一來就不會有移工缺口」；Yuna強調，目前全台失聯移工逾8萬人，政府需減少移工「逃跑」的誘因，避免他們成為台灣的人口黑數，難以管理。

《報導者》追問，若台灣改善勞動環境，並提出引進新移工的完整配套，他們能否接受印度移工，甚至其他國家來台？主辦單位堅決反對。Yuna認為，部分產業缺工源自薪資過低，「一旦加薪，現在看起來缺工的產業就會有人願意做，仍舊缺工的產業則依靠既有移工，不需要開放新移工國。」

針對上述訴求，即將在下週末發起第11屆移工遊行的台灣移工聯盟（MENT）發表聲明，他們認同台灣必須提升移工權益，也常見勞動部發布法規修正預告的預告期太短，未納入民間意見；但MENT「不反對勞動者跨界流動的自由」，他們支持印度移工來台。

至於遭外界批評的歧視問題，據記者觀察群組討論，網友們的訴求不斷微調，爭辯是否將「女性安全問題」納入其中。Yuna強調，「我們只能代表自己，沒辦法代表其他網友。」集會前兩天，主辦單位發布的影片則提及：

「或許部分聲音的確有歧視意味，但更多的是人民對陌生國家的不了解，進而產生不安感。」

《報導者》現場採訪多名民眾，女性約占7成，百餘人對「只反對印度」或「全面反對開放移工來源國」意見不一，多人擔憂印度移工衝擊台灣社會，且政府在公佈MOU消息前，未盡善社會溝通。

民眾黃小姐（化名）直言，她非常害怕來自印度的各類性侵新聞，認為「數據和實際感受是兩件事」，目前挺印方的論點難以說服她。而在長期關注移工的專家眼中，這些言論並不令人意外。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藍佩嘉研究移工逾20年，並著有《跨國灰姑娘》一書，她指出：「人們對差異會感到恐懼，這是很常見的現象。」如台灣在九〇年代開放東南亞移工來台時，各界也屢將傳染病、犯罪率等汙名套用在移工身上，當時甚至有媒體社論批評：「為了降低成本引進外勞，卻要全民承擔高失業率、犯罪、暴動等社會治安成本。」

進一步細察這些負面形象後，藍佩嘉發現，台灣民眾對外來族群的修辭通常高度「性化」，對女性移工的汙名圍繞著身體與性，她們被認為會勾引台灣男性，在放假時從事性工作；男性移工則容易牽涉性暴力、性交易，以及偷竊等負面形象。

台灣網友為何高度關注印度的性犯罪？藍佩嘉分析，「女性的身體容易被男性視為一個國族的邊界，代表了我國的國土。」她舉例，戰爭片中常出現我國女性被敵國士兵侮辱的情節，即代表人們對異族的深層排斥，往往以性暴力呈現；至於女性網友對本議題的恐懼，或許是日前的「#MeToo事件」餘波，性犯罪在台灣仍是一個真實的威脅。

曾派駐印度8年的前香港《鳳凰衛視》記者尤芷薇（筆名：印度尤）認為，印度確實存在性別不平等，以及眾多刑案黑數與性暴力事件，但根據印度司法機關統計，性侵加害者以熟人、權勢關係為主，「和各國的數據都相差不遠，並非當地文化縱容了性暴力。」尤芷薇過去多次撰文分析印度的性暴力成因，也深入印度藍領社區採訪，她強調，醞釀犯罪的當地環境，其實無法複製到移工旅居的國家。

尤芷薇表示，印度先發生多起駭人聽聞的性暴力事件，接著各國媒體強化這些刻板印象，「台灣往往從第二手資料瞭解印度。」這讓不理解印度的台灣人持續加深誤解，彷彿女性不該走在印度的路上。她反問：

「就像外國媒體曾說台灣是詐騙之島，但你會認為所有台灣人都是詐騙犯嗎？來到台灣絕對會被詐騙嗎？」

尤芷薇指出，印度現為全球最大移工輸出國，約有1,800萬名印度人在杜拜、新加坡等地工作，其犯罪率也低於當地人。例如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在2019年調查，52%新加坡民眾認為移工恐造成犯罪率上升，但根據新加坡警察部隊（SPF）統計，持有工作簽證的外國人犯罪率，每10萬人為227件，低於每10萬新加坡公民的435件。

釐清民眾認知與實際數據的落差後，ILO報告稱：「沒有任何證據能反映移民／工，比當地公民更容易犯罪。」

藍佩嘉對此強調，移工離開母國時便負擔了仲介費、旅費，為了工作付出高額的金錢和時間成本，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賺錢，因故被遣返是得不償失。她說：「任何族群內部都有犯罪，但沒有一個人會專程花這麼大力氣，只為了來台灣成為一個犯罪者。」

「我們擔心移工很危險的同時，也預設了台灣是一個乾淨、安全的系統，而這些移工會打破既有秩序。」藍佩嘉認為，這是錯誤想像，台灣人無視國內既存的社會問題，更將移工母國的經濟困境與移工的品格畫上等號，認定他們會較為低劣。

經過30年實證，當年台灣各界擔心的狀況也未出現。據內政部警政署資料統計，2022年間每萬名台灣人的犯罪率為「114.12件」，遠高於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四國國民在台的犯罪率──每萬人「59.46件」；牽涉東南亞移工的案件還有另一現象：兩造雙方多為同國人。

在數據之外，藍佩嘉也說，隨著台灣人與移工的互動增加，尤其是女性看護工在台灣家庭中勞動，與照顧家庭緊密生活，人們逐漸理解過去的片面資訊多是誤解。

未來若有機會，她希望，「當我們跟活生生的印度移工接觸後，大家能夠培養出立體的理解方式」。

來自印度比哈爾邦（Bihar）的29歲留學生平度（Pintu Kumar）坦誠，在台灣生活期間，被投以「特別眼神」的時刻始終令他不適。

走進一個座位不多的捷運車廂，平度經常發現，他一坐下，隔壁乘客隨即起身換了位子，甚至寧願站著，「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也不確定這是歧視嗎？」融入台灣生活多年，他也自認身上香水味淡掉不少，不過新朋友一看到他是印度人，總會問：你們都像電影裡很會唱歌跳舞嗎？

還有另一位印度留學生應徵上私立國小的英文老師不久，校方突然來訊取消聘用，原因是小朋友會害怕他的外表。大小事件層出不窮，平度盡量看開：「其實我可以理解，但能不能用更委婉的方式告訴我們呢？我覺得大人的偏見，也剝奪這些孩子接觸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機會。」

平度的故鄉比哈爾邦面積約2個半台灣大，人口高達1億，平均識字率僅63.4%，為印度全境人均收入最低的區域之一，「2,500年前釋迦牟尼悟道的地方──菩提伽耶，就在我們這裡，」平度如此介紹。

他的同輩朋友多在成年後前往德里、孟買，以及許多台商駐點的清奈等大城市工作，平度則背負了家族期待，父母曾希望他「當上工程師」翻身。先在印度的大學取得數學系學位後，平度偶然接觸中文，開始對社會學科產生興趣，他的漢名沈英杰，便由人生第一位中文老師所取。

當時平度學的是簡體字，直到2013年來台，苦讀繁體、練習台灣腔，從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畢業，接著一路攻讀到博士班，完成近年唯一一份關注印度移民工與台灣如何連結，並由印度人用中文書寫的論文。

在這份研究中，許多台灣人對印度青年數理強、英文好的印象來自2009年上映的印度電影《三個傻瓜》，劇情敘述三名印度年輕人考上理工學院，在出人頭地和傳統價值之間追尋自我；平度的前半生如出一轍。

身為印度年輕男性，他深知各國關注印度猖獗的性犯罪議題，也常在各種場合被問到「印度治安是不是很差？女生不適合單獨去旅遊？」平度同意印度各地的治安差距不一，但他強調，印度近年正積極修法改善，每當傳出性暴力事件，大城市總會湧現抗議人潮，改革成了現在進行式。

至於本次遊行，平度也樂觀以對：

「如果這些反對意見沒有出現，印度政府就看不見台灣民間的想法，台灣政府也不會發現人民的質疑。」

對眾多在台印度人而言，台灣人的偏見與友善並存，面對矛盾早已是生活一部分；他們反倒希望，爭議能開啟對話。

勞動部原在11月中宣稱，最快年底可完成簽署MOU；但本議題持續延燒，勞動部部長許銘春、行政院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澤成等高階政務官連上火線回應，駁斥「10萬人並非一次引進」，未來開放的行業別與人數目前皆未定。因印度媒體跟進報導種族歧視疑慮，外交部也對外聲明闢謠，將此事件定調為資訊戰，有心人士挑撥台印關係。

台灣印度協會籌備處主任孫治本觀察，該遊行的組織者、支持者多是年輕人，他們透過網路集結，自然存在多元意見。他認為，其中雖包含對印度有強烈偏見者，但青年關注台灣勞權、對執政者的不信任也確實存在，「並非所有輿論都來自網軍或認知作戰，」他建議政府加強社會溝通，訂定完善配套。

孫治本認為，本次風波類似近年歐洲民眾排斥中東難民、美國共和黨支持者反對中南美移民入境，起因都是勞工階級對未來焦慮、生活停滯不前，急須找到排解情緒的出口。

對此，勞動部專門委員胡欣野在12月1日出席立法院記者會時坦言，「我們目前對於何時簽署，還沒有相關時程，」在民間聲音弭平之前，不會立即簽署MOU。

勞動部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組長蘇裕國對《報導者》說明，未來先完成MOU，台印雙方才會展開細部討論，「不是簽署後馬上引進，後面還有很多程序，」包含印度移工的宗教需求，生活習慣如何融入台灣社會，以及移工來台前的審核與訓練。

胡欣野補充，依產業端回報的需求，「目前台灣粗估移工缺口已達6到8萬，」但越南等四國近年經濟好轉，民眾出境工作的誘因不如過往，加上已開發國家普遍面臨高齡化、少子化造成的缺工問題，移工已成各國爭搶的人力資源，此為台灣急需開放新移工來源國的動機。

過去印度移工多前往中東產油國及新加坡，近年開始轉移到澳洲與加拿大等地，德國、義大利也紛紛向印度簽署協議，擴大引進印度工人，爭搶跨國藍領。

至於移工仲介業者，多數仍持觀望態度。《報導者》聯繫上業者Vincent （化名），他直言：「我們根本不確定引進印度移工後，台灣的雇主會不會用？」印度人力市場雖是藍海，但仲介和產業端需從零開始投資，誘因較低，「一定會有同業想做，現在談細節還太早」。

「如果這次來自民間的誤解未被解決，以後再傳出印度移工來台的相關新聞時，台灣社會仍會感到恐慌，」清華大學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方天賜認為，官方數次澄清，皆未回應到問題核心。

方天賜曾任駐印度外交官，深刻感受台灣和印度的距離「比東南亞四國更遠」，像華僑社群在東南亞扎根已久，「但台灣和印度過去對彼此的認識幾乎是零，連官員都沒經驗，」他在派駐印度期間深有感觸。

台印雙方直到1995年才互設外交辦事處，甚至晚於《就服法》上路，官方對話至今不到30年。其實現任外交部次長田中光派駐印度時，也曾在2017年建議引進英文普及率較高的印度北方工人，當時便因缺乏共識作罷。

方天賜更提醒，移工有選擇工作的自由：「日韓都在尋求引進印度移工，假設台灣連配套都沒做好，他們為什麼要來？」他建議，雙方政府可先小規模試辦，並對英文等技職能力訂立標準，先讓台灣與印度社會破冰，再逐步擴大產業與人數。

在台印度人主要聚集台北市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周遭，以及新竹科學園區及清華大學等地，他們透過各校、各邦的同鄉會串聯，除印度教之外，也分別有信奉錫克教、耆那教的印度人來台。

宗教是印度人生活核心之一，目前台灣沒有任何公開式的印度神廟，教徒只能自己設立祭壇，列印神明圖像，或趁節日時租借場地慶祝。李眉君自認，台印關係漸入史上最高峰，宗教與飲食會是未來最需解決的問題；而像她一樣，已在台扎根的印度人，有責任替兩國人民打造交流土壤。

「連我都不能說自己真的了解印度，」李眉君笑說，每當台灣人請她推薦印度食物，她都回應，「沒有真正的印度料理，只有各邦的家鄉菜。」

語畢，她反問《報導者》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