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少數的倖存者、作家李維（Primo Levi），如此描述集中營被解放前幾天的情況：「賀比納克，大概3歲，大概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出生，從來沒有看過一棵樹；從頭到尾像個人般奮力想要闖進人的世界裡，卻被野蠻的勢力給排除在人的世界之外；賀比納克，無名的，只在細瘦上臂被烙上數字的小孩，死於1945年3月的第一天，終於獲得自由卻沒有得到救贖。他的一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只有在我寫下的這些字句裡見證他曾經活過。」

納粹大屠殺的罪行在當時因為過於慘烈、過於全面、過於超出人們想像，所以李維記得，當時集中營內的黨衛軍信心滿滿：「就算說出去，也沒有人會相信你們。」如今看來，守衛顯然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方。不只李維，諸多倖存者與同代人，在獲救後從未拋下這些苦痛回憶與獄友，不懼外界的冷漠與懷疑，只是不停地寫，重複地說。

這樣的故事，在台灣也不陌生。

台灣在民主化逾30年後，終於在2018年成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然而，其實早在「轉型正義」一詞尚未見諸報端前，就有諸多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親歷者投入平反工作。解嚴前後，政府對於這些「政治犯」的監控仍在，聚會、集結場合常見特務身影；然而，這些「老同學」如陳鵬雲、吳聲潤、謝聰敏等，在這種壓力之下，有的長年慷慨解囊、救濟困苦；有的組織獄友，集結平反；有的則努力尋找媒體與政界破口，要訴說長年遭壓抑的經驗。他們的共通點是，重獲自由後並不以自身安穩為滿足，而持續面向社會，奮力留下歷史。

如今，促轉會陸續公告撤銷刑事有罪判決，讓這些高齡長輩終於得以見證自身罪刑的撤銷。然而，有更多長輩，像許昭榮、盧兆麟、陳英泰前輩等，卻倒在見證的道路上，未及看到自身的平反，我們必須接下見證的任務，繼續傳遞。

12

曾在戒嚴時期兩度被捕的盧兆麟，總共坐了25年的牢，他跟陳英泰曾先後被關押到軍法處，同一天被送到內湖新生總隊；並在1951年5月16日，搭著同一艘船，被送往綠島，編入第三中隊。

晚年同樣奔走四方、致力於見證歷史的蔡焜霖回憶：當年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畢業的盧兆麟，與經濟專門學校（後改制為台灣大學法學院商業專修科）畢業的陳英泰，是台籍政治犯中學歷最高，也受到官方密切監視的對象。但盧兆麟並不因為入獄而喪志，就拋棄滿懷的社會主義理想，還交代通達中日文的蔡焜霖抄寫費心取得的新聞資訊，跟其他獄友傳遞資料、持續蓄積力量。這種冒險之舉帶來的麻煩，有的人，可以因為機智或幸運而逃過一劫，有的人，則沒有這樣的運氣。

出獄後的盧兆麟，如同多數政治犯一樣，面臨找工作四處碰壁與情治單位密切監控的壓迫，在他終得以穩定生活後，台灣也逐步邁向民主化的道路。從黨外運動伊始，他也就跟著四處聽政見發表會，然後與一眾曾被關押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老同學」，組成了受難者互助團體，上街頭聲援抗議《刑法》100條，並且透過瑣碎的聯繫與組織工作，爭取白色恐怖的平反。

然而，在推動《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通過，許多高齡受難者也在晚年終於得而改善處境後，擔任受難者團體幹部的盧兆麟，並未停下腳步。彼時，台灣首度經歷政黨輪替後不久，隨著二二八事件漸為人知，學界與文史團體開始將目光投向更廣大而未知的白色恐怖歷史挖掘工作上，身為「白色恐怖平反促進會」總幹事的盧兆麟，不厭其煩地為探訪歷史的後輩提供各式協助，不管是介紹、陪同受難者訪談；翻譯校正資料等，他總是二話不說，全力以赴。

作家胡慧玲在追悼文中寫道，在那幾年因公請盧先生幫忙的過程中「他從未拒絕，不可思議的，無論再緊急、再複雜、再麻煩，他總是一口答應，且高效率達成」。而在台灣人權史重要入門書《人權之路》日文版翻譯出版的過程中，身為譯者的盧兆麟，即使身體不適，仍在繁瑣的出版業務中，隨傳隨到，從未推託。他身懷著對歷史及他人的熱誠、慷慨，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仍是如此。

2008年2月28日，是盧兆麟在維也納念書的女兒結束探親行程、要離台的日子，妻子問他不送最疼愛的女兒出國嗎？年近80的盧兆麟因為早答應了要為青年二二八、白色恐怖歷史景點踏查，擔任導覽員，只說：「一天要參加3個活動，中午可能會回來看女兒。」導覽的其中一站，是當年他多位獄友被槍決倒臥的所在地，馬場町。然而，卻也就在此地，盧兆麟因心臟病發倒下了。倒下前一刻，他對著一起導覽的楊國宇前輩說：「心頭有些不適，由你講下去吧。」送醫搶救後，在翌日凌晨逝世。

像盧先生這樣的無私與熱誠，我們也能在他的後輩，陳英泰先生身上看到。

12

在追思盧先生的文章中，陳英泰歷數彼此1950年代在獄中相識的淵源，以及在晚年時刻，兩人如何與其他難友合作，組織運作爭取白色恐怖的平反，乃至馬場町紀念公園、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園」的設置等。在送走盧先生後，陳英泰仍地孜孜矻矻於歷史的見證與保存，遺憾的是，他也在幾年後離世；陳桑生前的最後一個週六與週日，他以83歲高齡分別參加了2場由民間團體所舉辦的白色恐怖論壇，不知疲倦地回應著青年人與學術界的探問。

有著「白色恐怖百科全書」之譽的陳英泰，曾在1950年代繫獄12年。出獄後雖曾數度經歷波折，但後來創業有成，在眾多困苦的政治犯中，是比較少見的例子；而他更為罕見的是，並未滿足於自身的安穩生活。在1990年代後期，白色恐怖平反風潮開始後，陳英泰有感於既有受難者互助團體的運作限制，遂挺身發起籌組新的受難者團體，邀請幾個較熱心於平反事務者，到他的公司吃便當討論組織事宜。日後長年擔任平反促進會會長的吳聲潤認為，陳英泰的「便當會」是成功組織眾人的最大功臣。

與盧兆麟一樣，陳英泰作為歷史見證人的腳步，並沒有隨著白色恐怖的補償與平反而停止，他花了10年時間，寫就厚達700頁的回憶錄在2005年出版。彼時坊間對於白色恐怖的研究與回憶錄採集尚在起步階段，相關檔案更是方出土不久，因此他所收集、記錄的事件或個人點滴，是所有致力於白色恐怖研究者，最重要的入門參考書，他自述寫作初衷是希望這本回憶錄能成為「對國民黨無法無天、不人道暴行的控訴的許多見證之一，為被埋沒、被遺忘、成為社會邊緣人的無數政治受難者留下記錄」。

他在書中不厭精細、不吹捧大案、不分知名度地記載著他多年來要求自己記憶的諸多受害者，生恐這些難友遭歷史遺忘；他的作品避開這類作品中，有時容易將人英雄化或妖魔化的簡單二分，甚至常鼓起史家如椽之筆，直書即使同為受害者陣營中，仍不免存在的人性弱點。他甚且不落後於時代地，在晚年學會上網，憑藉著驚人的記憶力，與多年上山下海探訪受難者的成果，將這些心血記錄在部落格中，不但記錄案件歷史，也更新受害者出獄後的生活狀態。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讓他收到海內外不少受難者後人的迴響。

但凡接獲這些詢問，陳先生必定熱切提供協助。有受難者家屬稱陳桑是「開啟她尋根之門的那把金鑰」，她回憶首度在部落格上讀到陳英泰記錄父親獄中生活點滴時，激動又忐忑地首度給素未謀面的人留言，不到幾小時，便收到陳英泰來電，她方得以陸續探知多年來都不知細節的，父親當年繫獄情景。這樣的例子一再出現，成為陳英泰筆耕不輟的動力。

雖然，他多數時候，都是信心滿滿地要為同代人留下見證，但偶爾，他也會沮喪：「有用嗎？誰會看這些東西？」父親在1950年代遭槍決的郭素貞女士，面對著這樣的父輩老人，也只能安慰「也許你的書，在書店無人問津，可是也許100年後，突然有人想研究這一段白色恐怖，那就很有用了」，這時，他又會昂揚起來：「所以，還是值得出版吧！」

所幸，無須等候百年，陳桑留下的遺稿，在家人與學界、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支持下，終於在2018年初完整出版，這百萬字作品的問世，勢必成為日漸蓬勃發展的白色恐怖研究最重要的參照基礎之一，陳桑天上有知應可感到寬慰。

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平反，從來就不是僅靠著政府由上而下推動而成，不同世代的政治犯、學者、民間團體，儘管面對社會多數的冷漠與排斥，仍矢志不移地進行口述歷史的採集、檔案的開放、平反修法的推動，方陸續推動了各式政府工作的進展。盧兆麟與陳英泰先生，是我當年初投入白色恐怖平反與轉型正義推動之初，即認識的先行者，有幸與彼同行的時間或短或長，但他們溫厚堅毅的身影，至今難忘；他們在離世前，來不及見到政府終於願意負起責任，成立轉型正義的專責機關；也來不及親眼看到自身背負了一生的叛亂罪名，終於得以撤銷。

如今，在促轉會第二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前夕，見到這兩個以及其他或許已經不被太多人記得的姓名，讓人還是想為他們記下幾筆，告訴前輩，我們已經接下了擔子，將在殘酷的時間面前，繼續與之搏鬥，相信你們所留下的，終能戰勝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