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的公共空間還有自由討論「八九六四」的時候，每年六四前夕，香港記者總是埋首筆耕六四專題。我做了十多年「八九六四」的報導，連自己有懷疑：是否有點行禮如儀？畢竟這場香港從北京「借來的學運」，事件已過了33年，難免與新一代愈走愈遠。直至經歷2019年反修例運動，北京打壓所有悼念的空間，燭光頃刻熄滅，我才深思在香港舉辦了30年的「八九六四」悼念活動，這一路走來，香港人是如何將這場學運的靈魂由天安門移植到香港。

每逢6月，「八九六四」在香港已成為一種民主儀式，但這兩年香港已無法紀念六四，如果要延續六四的精神，港人得在外地發起集會。移植海外，看來不是容易的事。30年來「八九六四」影響著幾代香港人，因為它緊扣著香港的命運，是六、七〇後的民主啟蒙，同時牽引著他們的國族情緒。成長在回歸後的八、九〇後及千禧後，在本土主義抬頭的氛圍下，他們對「建設民主中華」、「平反六四」的口號感到厭惡，亦覺得陌生，但他們依然敢於與親歷「八九六四」那一代人辯論。本土派多年來建議拆掉維園支聯會的大台，以無大台方式進行，就像1989年那樣各區舉辦悼念集會，民主運動要回到民間。在「八九六四」這段歷史存在世代隔閡，但新一代仍十分肯定「八九六四」的民主價值。

當香港已失去自由，離開香港的港人在海外努力辦活動集會，冀能喚起世人對「八九六四」的關注，將「八九六四」成為反極權的標誌。從香港「八九六四」的根移植海外，可以是一場遍地開花的民主運動，轉一個角度觀察，它亦可能將歷史變得碎片化，令運動失焦。

過去30年，香港為何能將「天安門」漸漸內化成本土的民主精神，有它不能替代的因素。

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經歷1957年的反右運動、196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八九民運等重大歷史，所有「禁語」在內地不允許講，不能寫，因此這些歷史保存工作多年來也在香港進行。

2017年我收到一位前輩的通知，研究反右運動的五七學社在反右60週年之期將到港舉辦研討會，籌辦人陳愉林在深圳一度「被消失」，之後仍然成功來港舉辦研討會。研討會在尖沙咀一間酒店舉行，在會場一直有國安監視著，採訪的記者只有我一人，國安長期啟動攝影機，記錄一班白髮蒼蒼的研究者講話。不諳大陸規範的我感到疑惑，問主辦單位：為何你們可以順利來香港講出禁忌？五七學社解釋說，只要日子不敏感，香港還是可以做「學術討論」的。

正正是香港有得天獨厚的「學術討論」空間，天安門的著作在香港自由出版，供後世人查證，親歷事件的香港記者亦努力著書，記下當年的所見所聞。支聯會除了1989年被《人民日報》點名為「顛覆國家」組織，意外地其後30年也被允許在維園辦集會，替「八九六四」紀錄，為這場民運做好歷史的藍本。

香港媒體每年報導「八九六四」的軌跡，就像宗教一樣，新聞工作者認同民運精神，採訪動機已潛移默化在我們的腦袋之中。媒體老闆、採訪主任不用出聲，記者會自然去採訪，訪問當年民運人士、天安門母親、支聯會主席等人，每年如一，訪問從未間斷。

「八九六四」這件事在香港好像從沒有停止過，歷史的辯論、再搜尋、再考證，啟發了下一代的民主思想，香港幾是中國唯一可以大篇幅報導「八九六四」的土地，30多年來一直「發掘」，為運動添上新意。最有代表性是中國大陸六四民運的勞工維權人士李旺陽於2012年接受了香港《有線電視》訪問後不久，就傳出李「被自殺」的事件，在香港再激起六四的情緒。香港新聞媒體不單替天安門寫歷史的「導言」，香港記者成了主動的記錄者，港媒在天安門的著墨，比香港本土發生的六六暴動、六七暴動、2003年50萬人遊行更廣更闊。

香港現在不能回到2016年的時空，當時本土派代表梁天琦、自決派代表朱凱廸和提出「佔領中環」的學者戴耀廷還能侃侃而談八九民運對香港新一代的意義。毫無疑問，「八九六四」的討論在2019年之前已漸漸深化，例如北京民運對東德柏林圍牆倒下的影響、民運是否只出現在北京等疑問。香港在2019年前對於「八九六四」跳出了「天安門」的固定框框，可惜香港再沒有討論的自由，在外地亦很難以一開始做出這種深化的討論。

「八九六四」在香港已內化成為一種民主儀式，每年港大學生在六四前洗擦「國殤之柱」，市民在維園點燭光，就算香港不能公開悼念，在公園放一輛小小的模型坦克車、拍照放上網等等，這些行為裡或多或少醞藏著30年來累積的政治符號，上一代有，新一代的香港人也有。

在儀式上注入意涵和價值之前，必須有較全面的歷史記錄做後盾，讓民間持續地在事實上辯證，令歷史內化成一種思想價值。光是悲情和道德審判，是很難令一場民主運動的精神延續下去。天安門移植香港，在30年的後半期是有這種內化的過程。

2019年我訪問一位垂死的婆婆，她躺在病床聲淚俱下說「當年的學生好慘呀」，她的丈夫、鄰居、同事也不理解她每年去維園做什麼，她依然堅持，每年6月4日前往維園前一天，在露台熨好一件白恤衫，6月4日晚上帶一支白蠟燭到維園。臨終她託付記者，要替她好好保存她1989年的剪報，要將歷史傳下去。

堅持那天穿一件熨得平平滑滑的白恤衫赴會，這是婆婆的民主儀式。新一代承接不到她的悲情，隨歲月增長，我們將之內化成香港的民主精神。

現在香港人珍而重之的維園集會，其實一開始時參與人數並不多。維園的燭光晚會除了1990年有15萬人參與，往後只徘徊在數萬人。2010年發生「反高鐵」事件，本土議題再次激起六四集會的熱情。由2010年開始，維園的集會人數一直保持15萬人。黃之鋒在2014年佔領金鐘之後，在Twitter上發了一則「1919 2014 1989」的推文，引起外媒很大迴響。

2019年6月16日，反修例運動激發起200萬人遊行，入黑後人潮未散，連貫政府總部的天橋上掛起直幡「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那年剛好我做了一個六四30週年的專題，在資料搜集時看過不少天安門學生的標語，「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正正是當時學運的熱門口號。筆者在現場向年輕人探問，知不知「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從哪裡來，他們均說不知，只說這口號很好，說出運動的核心。那一刻，在現場真的感受到當年天安門的靈魂散落在香港四周。

北京給香港人30年的空間，醞釀出不同世代各有所需的意涵。香港現在再沒有這個空間，「八九六四」傳承歷史這一棒該由那個地方接下去？問題是：我們可以將累積了30年香港與天安門的連結、情義、政治符號、歷史憑據連根拔起，在外地的泥土培植起來？

2020年北京在香港落實了港版《國安法》，香港人在海外實踐了一次「八九六四」拔根移植的實驗。去年（2021）香港政府在維園「封場」，每年在維園完成一次的民主儀式，港人不再存有希望，今年（2022）連天主教香港教區都決定不辦追思彌撤，在海外輸出「八九六四」是必走之路。

去年6月4日，東京下著滂沱大雨，新宿南口依然有10～20名港人、維吾爾人出席集會。他們撐起雨傘、手持電蠟燭，在車站躲雨的日本人對他們的行為十分佩服，也感到好奇，但日本人不明白燭光的意義，不了解他們的堅持。滴滴打打一場暴雨，阻隔了日人與港人的交流。雨停下，地乾透，這場集會不足一小時便完結，燭光之意，再沒有人過問。

在英國的六四集會較為承傳到維園的傳統，去年倫敦集會有約1,000人參與，請來當年的民運人士在台上分享「八九六四」的事跡，參與集會的有緬甸人、維吾爾族，也有當地工會的成員。六四集會變了對抗極權的符號，英國工會的新一代對天安門事件感興趣──他們認為後世將運動說成的「學潮」、「學運」，實際上工會在運動的助力也不少，權力者鎮壓工人的力度也是最高的。他們認為整場運動工人的參與被忽視了，因此鼓勵工會重視天安門的歷史。

香港人在世界各地主辦六四集會，有不同的面向。被迫移到他方的年輕人藉六四集會聚合「圍爐」，與世人共享民主的核心價值，集會人數多寡和成效也不太計較。但他們掌握的歷史資料不多，在海外難以承傳「天安門」歷史，亦找不到在當地討論的切入點。

一些移民英國的港人主張由香港公民轉化成國際公民，努力找出天安門事件在當地的切入點，一步一步在當地植根，邀請當地議員討論，今年的六四集會還會邀請烏克蘭人一起參與。

天安門移到他方，殊不容易，在台灣長期擺放「恥辱柱 （港稱：國殤之柱）」引起台灣很大爭議（認為這個「國」殤並不是台灣）。香港始終不是台灣，躺在天安門的血跟香港的歷史是相連的，很難在其他地方產生感通，說到底，「八九六四」的民主儀式，不能照搬植入他方。

當時在六四反對共產黨軍隊鎮壓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其政治祕書鮑彤在「八九六四」30週年在《六四隨筆》這樣說：

「『六四』不是過去的噩夢。『六四』是一系列現實的存在： 一個『大天安門事件』和其後千千萬萬個『小天安門事件』的總和。」

能拆解這句話的意義，不論國籍，哪黨哪派，誰也可通往天安門。這樣，天安門便與你有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