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想起歷史拐了彎的那一天，閃回腦海的，有在木樨地中彈的蔣捷連、天安門母親丁子霖，還有被當局抹為學生運動幕後黑手、他幫忙送去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的天文學家方勵之夫婦。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然是17歲。他永遠是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丁子霖還活著。她82歲了。她走到那兒，便衣警察便跟到那兒。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嗎？不是。為的是國家的安全。沒錯，一個擁有十幾兆美元GDP和200萬軍隊的政權，竟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一個82歲老太太的傷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氣，是她腦子裡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正如方勵之以他特有的幽默說過的：他還沒聽過世界上有哪個大國這樣侵略自己。」

在台北的六四事件30週年研討會晚宴上，美國知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用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對著齊聚一堂的學運領袖、中外學者，緩緩朗誦自己的詩作 〈我們為什麼記住六四〉。

今年75歲的林培瑞還在孜孜不倦，埋頭寫作好友劉曉波的傳記。

他是西方漢學界與中國社會關係最密切的一位學者。他的人生與寫作，都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風波跌宕，緊緊相連。

很少人像林培瑞這樣，在1980年代長居北京，熱愛中國文學與文化，他在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博士論文是《上海傳統風格的通俗小說（1910～1930）》，同時是相聲大師侯寳林第一位拜師入門的洋弟子；卻也因為他翻譯《零八憲章》、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被中共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20多年。

他從不諱言，自己也曾經是毛澤東的信徒。1973年5月第一次造訪中國，他對毛派思想、新中國懷有浪漫的想望。他說，那時候的中國社會還看不到「民主」、「民權」的字眼。等到林培瑞1979年第二次到訪，西單民主牆已經有個姓魏的小夥子張貼大字報。他的著作《北京夜話》裡生動描寫了那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各家思想百花齊放的積極光景。

直到六四屠殺，一下撕碎他對新中國的憧憬與對共產黨政權的認知。

在林培瑞眼中，六四屠殺，是悲劇性的時空斷裂，不只將中國硬生生從《河殤》播映的那黃金80年代切斷，也讓中國從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的全球化民主浪潮中落隊。此後30年，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菁英「悶聲發大財」，共同瓜分改革紅利，共謀控制社會大眾。物質主義與民族主義，也從此取代了理想主義。

即使近年習近平嚴控言論、箝制香港，林培瑞仍抱持樂觀信念，認為民主在中國還是有可能生根。只是，不同於天安門事件這樣針對黨中央的扺抗路線，他認為，未來的民權運動將是去中心化的，沒有強力組織、章程、架構，而是漸進式的，以具體案件為訴求，以具體改善為目標，尋求權利而非權力，建設公民社會而非顛覆政權。

在此次研討會中，林培瑞和獨立學者崔衛平共同發表一篇論文《劉曉波和中國的民權運動：2003中國民主運動的新臉孔》，其中詳細舉列2003年數個劉曉波協助過的案件，例如劉荻案、黃靜案、孫志剛案、孫大午案、杜導斌案等。這些案件共同的特色是，媒體揭發案件後，網路輿論譁然，把一件地方司法個案變成全國公案，知識分子也挺身而出，支持受害者，例如茅于軾就稱河北農企家孫大午是「幹了違法的好事」。媒體、知識分子、網民聯手逼使政府修改法令，或廢除舊制。

「不以殘酷犧牲為手段，不以造就聖徒為目的，中國底層對民主還是很嚮往的，」林培瑞說。對未來的中國民主發展，他希望，自由能如水，滲入社會生活的縫隙，網路能如舟，乘載更多多元的價值和理想。

30年過去了，林培瑞雖然白髮蒼蒼，藍眼珠透露出來的光，還依稀是那個初訪中國的少年。只不過，這一次，他把希望放在中國尋常人家與台灣年輕人的身上。

以下是《報導者》專訪林培瑞記要：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你的好朋友方勵之教授前幾年過世了。回頭看六四事件，30年後你最難忘懷的是什麼？

林培瑞（以下簡稱林）：我那年是美國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北京辦公室主任，原本就跟方勵之有聯繫。六四那天早上，我騎自行車到人民大學的門口，看了學生的廣播站，有的是切齒咬牙的，有的是大喊，有的從廣場回來，有的自行車後有血跡。我非常shocked。

我到鄰近的兩、三個知識分子家裡去，問問，我能幫什麼忙？到了方勵之夫婦家已經是中午，按了門鈴，李淑嫻開門，她說：「他們瘋了，真的瘋了。」她的手在發抖。

方勵之坐在寫字檯後頭，他的態度是我沒有做錯事情，這是我的家，他表面上不那麼激動。

談了十幾分鐘後我就走了。我問李淑嫻說，需要我幫忙嗎？她說，我會打電話請你的孩子過來喝茶。果然那天大概下午4點鐘的時候，電話響了，是李淑嫻。我坐上出租車，到方勵之夫婦家裡，他們各帶一個小包，他們只是想躲一、兩天，能回來就回來，只帶牙刷和一點衣物，還有兒子方哲。那是六四的下午。很多公共汽車橫著擺，過不去。偶爾會聽到槍聲。沒辦法到美國大使館。我們就先到香格里拉飯店租個房間住。

第二天早上，我買了幾個麵包，騎自行車過去給他們吃早點，在飯店房間裡看電視，CNN還可以看到，電視機上就是播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車。方勵之本來那天還要去跟李政道吃中飯，李淑嫻打電話給她北大一些學生。我沒有聽到內容，我只看到她愈聽愈激動。她掛電話後告訴我說，北大的學生打算拼命，解放軍如果到校園裡頭來，北大學生要拿磚頭、石頭拼命。後來解放軍沒有去北大，但學生是真的害怕。她那麼激動，方勵之就讓步，就說：「好吧，那麼我們去使館。」

其他當然也很多記憶。我想到很多關於六四記憶的時候，會擔心自己靠不住。當時印象都是很奇怪、很新鮮、很難消化。送方勵之夫婦到美國大使館5天後，我到香港去，記者馬上問我看到了什麼，我開始講故事，我就開始把我亂七八糟的印象織成一個故事。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有記者問我，你在天安門看到了什麼，我記得的已經不是我看到了什麼，而是我說過的故事。這故事就佔了主位了。

我始終沒有看到過暴力、打人、殺人。但是6月6日當天學生從六部口那邊回來的時候，在廣播站上學生說的話，這給我印象很深。有幾個是農民，把他們的菜拉到北京來準備要賣，他們停下來聽。非洲高大的黑人學生，停下來聽。還有我。這麼樣不同的人，都停下來聽，變成同一種人。我們雖然彼此不說話，但是眼神裡受驚的感覺，是一樣的。這種印象相當深。

報：是災難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感覺？

林：連平等的感覺都出不來。我們聽到的是一個毫無人道的故事。而且有一種共通感。那非洲學生我不認識，但我們在聽同樣的故事，似乎已經是一種溝通。我們感受是一樣的。

報：回頭看六四，有人認為是一場政變，有人認為是延續五四的一場學生運動。你怎麼看？

林：那些說法都有道理。我都同意。我比較關心六四作為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因為1980年代的確是比較開放的，比較有希望的。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人，有理想，那年代的知識分子，包括學生，非常理想主義，我們的國家怎麼辦？我們怎麼樣能造出一個人文、和平、富裕的新社會？之後，因為鄧小平不准大家談宗教、思想，所以大家就向錢看。物質變成最大的一個價值觀。民族主義也是共產黨故意刺激的：我們漢人站起來了！ 中國站起來了！

所以，物質主義和民族主義，完全抹煞了以前的理想主義。

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恢復。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六四，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但是我也不完全放棄希望。中國年輕人，畢竟還是人。人是有同情心，有公共心。這些能不能回來？什麼時候能回來？我還是半樂觀的。

30年來，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從理想主義萌芽的1980年代，到物質主義、民族主義的1990年代這個渠道上，我認為六四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四那一年，很多人失敗了。抗議的學生失敗了，鄧小平的道德判斷失敗了，中共想要外界誤解六四屠殺的意圖也失敗了。但是，民主運動本身是失敗的嗎？如果我們把六四當成是較長過程中的一個事件，我認為，這個問題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回答。

報：你最近參與發起一項連署，要求北京清華大學恢復許章潤的教職，他因為批評習近平而被停職。你為什麼參與這項行動？

林：這不是我發起的，是我的好朋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發起的，我支持了，也把這封信傳給很多朋友請他們考慮簽不簽。當然，北京清華大學是一個國際著名的優秀大學，要是校長一旦說，某某人你不能說這些，要不然撤職，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毀了它的國際聲譽。一個一流的大學不能這樣做。

許章潤不只是反對習近平，是分析習近平政權各種問題，分析地很深入，文筆很漂亮，完全是一個學者應該做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不是校長個人的意思，應該是習近平政權授意。

報：您認為中國的校園裡還有學術自由嗎？

林：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在角落裡，在朋友之間，當然還有言論自由。人性是說你心裡的話。公眾場合或是上課，多半不願公開說自己心裡的話，多數老師沒有這個自由。但不排除有幾個膽子大的，或者說話繞個彎的，也有。

報：六四事件30年來尚未平反。您認為民主在中國還有可能嗎？

林：當然有可能的，長遠來說，我比較同意，民主自由不是一種政治綱領，是一種人性。美國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第一條憲法修正案是這麼說的，禁止政府剝奪你天然的自由，不是給你言論自由。我相信這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是天然的（innate）。問題是，有的政府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把它壓制了。

報：所以即使習近平緊縮言論、打壓異見，您還是樂觀的？

林：習近平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第二，現在中國社會的老百姓，和50年前的老百姓也很不一樣。我不知道（中共政權）會怎麼垮。慢垮、快垮我不知道。

報：你怎麼看台灣、香港年輕的知識分子？

林：香港的未來，要看北京的未來。我很同情香港。你不能不管北京，或者投降、或者對抗，香港不可能做孤島。前幾年雨傘運動，年輕的香港人讓我有點驚奇，我沒想到年輕的香港人會這麼愛自己的領土。

我第一次住在香港是1966年，第二次住是1972年，那時候大部分的香港人會覺得自己是過客──我是大陸來的、印尼來的、越南來的，要移民去澳洲、加拿大、美國。香港本身，只是過渡的一個站。但是雨傘運動的年輕人真讓我覺得，我們是香港人，我們愛這塊地。我沒想到，但我很喜歡，也很佩服。

當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50年不變，我馬上的反應就是這是瞎話，你不可能50年不變。最近逃犯條例（的爭議），我並不驚訝。中國各方面都是想慢慢地沒收香港，非暴力最好，需要暴力把香港拿過來，它也做得出來。

港、台的年輕人還是不能沉默，要把自己的理想說出來，不要暴力。共產黨這隻大虎顯得很兇，可是它自己是心虛的、自己不是那麼有把握。別以為對方是抵抗不住的勢力。中國大陸全國，每天有200件上下的群眾事件。群眾事件的定義，是大到警察得去管的事件。為什麼習近平需要這麼多維穩的工作？

公民社會的力量是相當大的。你和別人合作做一件事情，抵抗不公正的事情。比方說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媒體揭發，全國老百姓就站到受害者一方。下面主動，上面被動，上面不能不妥協，因為丟臉，不能不假裝自己是個法治國家。

而且，台灣、香港，對中國一般老百姓是很有魅力的。

台灣的公民社會，很可愛呀，台灣經常下雨，大家去看電影，把傘放在傘架裡，兩個鐘頭回來，拿自己的傘走。這在大陸的城市能行嗎？傘會被偷。可是這裡更重要的是，台灣的社會有信任，大陸沒有。台灣年輕人沒有看到自己軟實力的珍貴。台灣是個文明的社會，民主自由的社會。中國人民心裡自己也明白，在公民社會發展上，台灣是老大哥。千萬別小看自己對中國社會的吸引力。也不要低估中國社會對民主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