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30年後，中國社會的政治空氣更加壓抑，人們之間不要說公開交流，連私下都極少去談論。即使是「30」這樣一個整數年到來，年輕一代有很多人選擇不去關心那場轟轟烈烈的事件，更多人甚至不知情。但65歲的攝影師徐勇不同，他在過去幾年，以一本紀錄天安門影像的攝影集，就像投擲一顆深水炸彈，從底片的物質性存在，向北京政府提出最真切的證據。
2014年12月，長居在北京的攝影藝術家徐勇，透過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發行了一本攝影集《NEGATIVES》（底片），內容是他壓藏多年的天安門事件影像。
天安門事件發生時，35歲的徐勇剛離開北京最大廣告公司的攝影師工作，中國社會也剛從10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中復甦起來，改革開放的思潮逐漸匯集，天安門廣場原本單純的胡耀邦逝世追悼會，變成學生與民眾陳抗聚會。徐勇也深受感染，帶著粗重的相機，經常到現場去拍照記錄，還曾經為了捕捉好一點的鏡頭，多次站到單車上，結果跌了下來。在他鏡頭前面的青年們，是一個個懷抱理想與熱血、憂慮與期盼的面容。
這次《報導者》透過電子郵件，與人在北京的徐勇進行訪談，同時在《報導者》披露一組新作《NEGATIVES・SCAN》。這個作品是在2014年《NEGATIVES》發表4年之後，徐勇於2018年製作的。這次的作品，作為基礎材料的膠片與當年天安門事件影像是同一批，但挑選的影像內容則不盡相同，新作相比原來的《NEGATIVES》，保留了完整35mm膠片輪廓，還保留了滾筒式掃描工藝和膠片局部氧化變色的痕跡，充分強調膠片影像的物理性質，限縮了影像負片內容的表現空間。這組影像除了在今年（2019）2月至3月間，應德國漢堡大學漢學系之邀，在漢堡中央圖書館舉行過展覽外，尚未以其他方式發表過。
徐勇對於新作的思考，是從《NEGATIVES》那本攝影集出版後不久開始的。徐勇表示，傳統攝影的敘事性與當代攝影的概念性好比兩個相交的圓，相交重疊部分的面積不同，則呈現作者思考、價值判斷的不同。
新作品《NEGATIVES・SCAN》則是試圖弱化他作為作者的主觀立場和敘事，突顯作品的概念性，使得新舊作品避免重複，更是對官方遮蔽和製造遺忘歷史態度提供更強烈的證據：「底片及其影像的物質性存在，作為事實依據，無法人為遮蔽篡改，並且隨時間移轉證明了更多的意義。」徐勇為這組新作寫下了自己的立場與觀點。
前後兩個「底片」系列作品的偶然性在於，天安門事件的大量照片當年已廣泛在世界上公開，但在中國，超過四分之一世紀後它們還不能正常發表，卻是現實。不要說影像遭到官方封鎖屏蔽，連相關字詞也遭株連，出版這樣一批禁忌的影像，徐勇從不直接談論影像內容，在他的考量中，底片那無法更改的物質性與證據性是他思考的最優先，內容是其次。
《NEGATIVES》全書中沒有一張流血的衝突畫面，最後僅以一張坦克清場的天安門收尾，該頁的騎縫處標記著「64」頁碼；而這次《報導者》收到的《NEGATIVES・SCAN》共有20張新作，最後一張是舊版沒有的天安門清場大景，倒數第二張則是一群士兵舉著槍對著牽單車的兩名民眾，從這樣的安排我們似乎可以嗅到徐勇的意念。
天安門事件攝影之後，徐勇進行了他的《胡同101像》拍攝計畫，這個計畫源自於1985年他為美國一家電視台拍攝「中國畫」專題片裡的胡同鏡頭開始。執行時間落在了天安門事件剛結束的1989年6月下旬，他內心情緒受到事件很大的影響，那時北京市內氣氛一片沉寂，徐勇個人也因此有了大量空餘時間。
《胡同101像》是文革後中國的第一本個人專題性攝影集，序言講了關於一條胡同的美麗傳說，構思和編排方式，來自他在北京廣告公司拍攝電視專題片的經驗，鏡頭選擇避免攝影類型學，圖像編排注重翻閱者的意識與流動。胡同原本充滿人聲而熱鬧，他卻刻意排除了鏡頭中所有的人，到了最後，第101張拍攝雜院裡的三代一家人時，他採用了他們以肅穆眼神望向鏡頭的肖像照片。《胡同101像》後來由日本的新潮社和平凡社先後出了日本版。
作為一件整體的作品，《胡同101像》或有預先的架構設計、觀念性思考；相對地，天安門事件中的攝影，徐勇都是對現場的紀錄。但與在場的西方攝影記者不同，他是本地人，他必須承認情感立場對自己觀看和拍攝的影響。由於受到現代攝影、經典攝影和廣告公司專業攝影的影響，徐勇當時著重攝影的畫面感，之於當時將攝影作為信息傳播媒介，把公眾知情權作為最重要責任的紀錄攝影者，他認為這不是好的價值觀。另外，那時彩色底片一卷的價格，相當於普通北京民眾三分之一個月的工資，他必須相當有自律地去按快門，注重每張照片的質量，每個場景的拍攝最多2、3張。如果事件發生在今天，徐勇說他的攝影記錄方式會很不一樣。這或許也反過來說明，古典攝影觀看的意義，已終結於上個世紀90年代數位攝影的興起。
問到徐勇是否看過自己出版的攝影集及近況，他表示手邊有2014年出版、及後來德國、法國出版的《NEGATIVES》攝影集，是自己到香港、或託付好朋友路過香港時，每次3、4本，一次一次帶回來的，通過北京機場海關還要小心謹慎。一開始他也試過從國外用聯邦快遞郵寄，但都被海關沒收了。
由於攝影集發行當時有不少國外媒體報導，「官方（指中國當局）知道我的這本《NEGATIVES》，在他們眼裡我應該是異類，但還好，沒有找我太大的麻煩。在國內，這本攝影集也只能給可以信任的好朋友看看。」
（閱讀英文版，請點：Louder than Bombs: The Photo Negatives Exposing the Truth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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