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每逢六四，中共都會照例緊張起來，針對相關人士進行維穩和打壓，今年也不例外，從6月1日起，當局對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實施軟禁，住所電話被切斷，只能使用警方提供的專用手機聯絡員警或120救護車，和去年一樣，丁媽媽不能再到兒子去世的木樨地現場進行悼念。此外，眾多敏感人士如高瑜和廣州的野渡，或被旅遊，或被上崗。5月31日，更有趙常青、張寶成、徐彩虹、梁太平等七人，因一張在家中紀念六四的照片，而被刑事拘留。

對六四議題和涉六四群體的嚴防死守，從鎮壓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體現出了中共長遠的政治意圖。鄧小平之所以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並非沒有經過算計。對於中共來說，不僅要運用武力鎮壓當下的反抗，更要通過時間的沖刷，化解掉悲劇對於中共執政合法性的衝擊。中共的如意算盤是，依託冷戰下的美蘇對抗大背景，以及美國對於中國的戰略需要，繼續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就可以通過經濟發展維繫政權穩定，不僅能夠讓全社會沉浸到經濟發展的狂熱當中，也能夠讓八九一代連同八九悲劇一樣逐漸消失。

此外，六四鎮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基於此事件的反對群體。原本試圖化解乃至抹殺六四事件的中共而言，反對群體是個長期的隱憂，如在現任國防大學政委，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劉亞洲的自選自印文集中，筆者就曾翻閱到其寫給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如王震等人的摺子，既表明了擁護「平暴」的態度，又對其後果深表擔憂：由於六四鎮壓波及到幾乎整整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如果這一批人成為堅定的反對派並成熟起來，可能會在二、三十年後對專政統治構成威脅。

上述兩個因素，促成了中共對六四議題和涉六四群體的嚴防死守。

對於體制來說，做到這一點，在事發當時具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涉六四群體的相對弱小。正如芝加哥大學社會系教授趙鼎新所分析的，1989年學生運動實際上依託當時的校園生態，主要為學生和少數青年知識份子，參與人員性質相對單一；鎮壓之後，僅僅由這些人中的極少部分，構成了鎮壓後的積極反對群體。

二是極權體制依舊牢牢控制著社會。在1980年代後期，城市裡單位制的解體剛有苗頭，農村裡雖然已經普遍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不必受限於公社，可以自主耕作，但廣大農民仍然遠離城市，處於貧窮和資訊匱乏之中；而幹部和知識份子生存在體制內，被各級單位所割裂和控制，至於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從業人員，還只是相當稀疏的存在。總之，在極權體制的管控和威懾之下，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並不具備參與公共政治的意願、資源和能力。

一邊是絕大多數政治冷感的社會成員，一邊是極少數的反對群體，中共發現，只需要將這極少數人識別出來，並加以預防和管控，就大致維持政治穩定，「將一切不穩定消滅在萌芽狀態」。

1992年後，鄧小平南巡重啟了市場化進程，迫使當局放鬆對於社會成員的直接控制，隨著公社制和單位制的解體，社會流動成員增加，當局也面臨維持社會和政治穩定的新挑戰，基於當時社會成員普遍政治冷感，以及六四鎮壓帶來的政治恐怖氣氛，市場化進程在短時間內並沒有帶來太多的社會異動，既有的維穩措施足以應付少數不穩定份子。

中共發現，出於政治目的的維穩措施，不僅能夠滿足管控六四議題和涉六四群體的需要，在社會流動帶來的新挑戰面前，也可以在不需要更多動員的情況下，達到維持市場化所需的社會和政治穩定的效果。對於中共來說，這當然是一種成本最小化的策略，也因此迅速成為了此後長期運行的策略。

對於中共來說，維穩體制是成功的，保證了長達20多年的經濟增長的順利進行，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維穩體制的早期成功，最終也形成了某種「路徑依賴」：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各種新的不穩定因素源源不斷產生了出來，下崗、拆遷、徵地、複轉（按：退伍解放軍安置措施）、司法……等諸多越來越龐大的維穩物件湧現了出來，由於維穩體制的早期「成功」，加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又處在順風順水的階段，足以為體制提供更多的資源，體制並沒有改換思路，而是採取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策略，不斷擴張既有的維穩規模，以應對日益增加的維穩物件；維穩規模與日俱增，維穩力度日益強化，最終形成了所謂的剛性維穩體制，以及如今無孔不入的網格化維穩。

針對涉六四群體的嚴防死守，正是現行維穩體制的邏輯起點。如今，儘管涉六四群體本身如今只是龐大的維穩物件的一小部分，但維穩體制本身卻已經積重難返，不允許在任何環節上有所鬆動，作為剛性維穩體制邏輯起點的六四話題和涉六四群體本身，反倒因此成為了維穩體制的重中之重。

無路是從當局的既定政治圖謀來看，還是從維穩體制的剛性和慣性而論，如果沒有意外，這種態勢會一直延續到天安門母親乃至八九一代徹底結束其自然生命。

為了實現淡化乃至抹殺六四，中共一直堅持對六四話題和涉六四群體的嚴防死守，任何膽敢對此發起挑戰的人士，都可能遭遇到專政的無情打擊，同時保持常年的嚴密維穩。27年過去了，中共實現了其政治圖謀，或者實現了其目的嗎？

從表面上看，中共似乎成功了。中國大陸民眾處於普遍的政治冷漠中，對於六四等話題並沒有表現出持續的關切，而在強大的專政機器鎮壓和威懾之下，幾乎所有的民運和異議反對運動都被徹底壓制，也沒有發起大規模動員的能力；中共既有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績效合法性，又有維穩體制的有效管控，似乎一切盡在掌握之中。對於受難者家屬而言，在有生之年獲得正義的希望變得越來越渺茫，隨著時間的流逝，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受難者家屬含恨而終，作為後輩，很容易就感受到丁媽媽們壓抑不住的失望乃至悲憤。

但在另一方面，在香港、台灣和國際社會長期堅持關注之下，加上互聯網興起的作用，中國大陸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可以通過境外和網路瞭解到六四真相，在抵抗遺忘，保存記憶的鬥爭中，民間並沒有徹底輸給中共。劉曉波於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顯示出從六四出發的中國大陸民間反對運動，一直在堅持和發展，中共並沒有能夠將六四議題和涉六四群體徹底清場，並沒有完全實現其政治圖謀。

誠然，民間的反對運動並無能改變當下的局勢，但是，中共淡化抹殺六四的圖謀至今仍未實現，在慘劇發生27年後，當初由坦克和機關槍所強行平息的分歧，仍然是豐裕社會的一道暗傷；儘管擁有了或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壯觀的經濟奇蹟，體制仍處在六四帶來的合法性虧欠之中，既無法獲得真正的合法性，也不能化解掉各種反對，對涉六四群體的高壓維穩表明，當局與社會之間，仍處於現實的、更是心理上的僵局之中。

從六四出發的維穩思路下，27年來，在中國大陸，只有單向壓制的升高，而沒有任何雙向的政治互動，維穩體制日益擴張和剛性，匯入了下崗、拆遷、徵地、司法⋯⋯等諸多越來越龐大的維穩對象，無論是從資源的消耗，還是從衝突的日益頻繁和劇烈來看，剛性維穩體制都難以為繼，這種情形，就像是一道沒有洩洪閘的大壩，越築越高；而我更喜歡將之比為一個不斷充氣的氣球，維穩體制就像是按壓住氣球的雙手，氣充得越多，手就壓得越狠，以六四作為邏輯起點的維穩體制，是一條自我強化的毀滅之路。

無論是心理的暗傷，還是維穩體制的末路，都可以從六四中尋找到種子，27年後，六四依舊是這個社會無法正視，也無法忽視的日子，或者還不止如此，心理的暗傷總有爆發的一天，如此重負的維穩體制也終有不堪承擔的時候，在這個意義上，中共關於六四的政治圖謀並沒有實現，為之而展開的單向維穩措施，反倒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當下的每一天，其實都印有六四這一天的詛咒，只是還不知道發作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