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南市區南邊，有一片台灣發展最悠久的城市墓地，近日台南市府正規劃將其陸續遷葬。對一般人而言，墓地可能是陰森荒涼、閒人勿近的地方，然而它跟我們的距離可能沒有想像中疏遠。南山公墓既是不少府城家族先人永眠之所，也為台南保存了相當豐富的歷史與先人記憶。

1860年代，法裔美國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來到府城台南，有個景觀讓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在遊記裡如是說：

大南門外是極大的墳場，多半建在一系列土塚的坡面上，且延伸入鄉間一英里半多。從打狗與舊城而來的其中一條路，穿過由這些土塚形成的峽丘壑。黃昏時，走向那城市時，當你穿過那死陰的幽谷，進入那人間的歡樂且生氣蓬勃的城市前，那種感覺實在很難以描述。⋯⋯這是在歐洲或美洲的同類地方，鮮少會體驗到的。

他所描述的那片廣闊墓地，有一部分仍留存於今日的台南府城市區，稱為「南山公墓」。百年以前，這片墓地的範圍更廣大，俗稱「鬼仔山」（kuí-á-suann），也有轉寫為「桂子山」、「魁斗山」等詞，還有統稱「大南門郊外墓地」、「南郊」，日治時期的「桶盤淺及鹽埕墓地」、戰後的「台南市第一公墓」等稱呼。

南郊墓地屬於台南台地南方櫻丘沙丘群的一部分地形，丘巒疊翠、視野廣闊，有竹溪河谷蜿蜒流經。即使是今日，依然能清楚體會李仙得所說的土塚、坡面與峽丘是什麼樣子。

在墓地內，至今發現年代最早的墳墓，是1642年的曾振暘墓，當時的台南地區仍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之下。雖然我們不太清楚曾振暘的生平事蹟，但他的墳墓說明了，南郊至少在17世紀中期就已成為墓葬之所。

經歷近400餘年發展，南郊墓地留下許多墳塚與地名，見證人們持續活動的歷程。有些地名就直接跟丘陵地勢有關，如「大崙」、「二崙」一直到「五崙」，以及「石燭崙」、「曾蔡二姬崙」等。有些地名聽起來則是很饒口，像「絲線吊銅鐘」、「將軍坐帳」、「烏鴉下田」、「金盤搖珠」、「仙人拋網」等，這些則是龍脈結穴的巒頭風水之名，是長久以來許多堪輿師解讀南郊地理環境的結果。

此外，「魁斗山」的地名是從「鬼仔山」、「桂子山」演變而來；但選用「魁斗」二字，更刻意要連結「魁星踢斗」的典故。魁星是主掌文運的神明，而城內的台南孔廟，就援引了南郊丘巒作為其風水格局上的「案山」，如《續修台灣縣志》記載：「魁斗山⋯⋯狀若三台星，為府學文廟拱案。」1777年知府蔣元樞〈重修台灣府學圖說〉也記載：「查南郊魁斗山，郡學之文筆峰也。」

所以，南郊墓地的風水寶地特性，並非僅存於墓地本身而已。它的土地利用型態與地理詮釋，大部分是城內人們所賦予的；甚至更被納入府城的形勢格局，共同組構了一座城市的整體空間論述。因此，南郊墓地的意義及價值，有很大一部分是展現在它於整個府城空間中的位置及角色。

除了空間，南郊墓地與府城市街的緊密連結，也繫在人們身上。長久以來，不同時間的各方人們在府城來來去去，並在南郊留下許多歷史昔人之墓。每座墳墓都隱含著其古往今來的蹤跡，因此一整片墓地，即是一整片屬於那些時代與人們的故事。

因此，若步入其中，可能會在曾蔡二姬之墓前，知曉一段隨著鄭家軍隊跨海而來的兩位異鄉尊貴女性，最後如何安眠於台南斯土的故事。而在林朝英之墓，也能窺見18世紀晚期一位家大業大的府城紳商，以及他勁飄的竹葉體書法。經過巴克禮（Thomas Barclay）之墓，可能遙想到這位蘇格蘭人如何在台灣艱困傳教，以及如何與府城人一同面對19世紀風起雲湧的東亞局勢變化。而在喪生戰火中的「陳承殉難紀念碑」、或白色恐怖受難者施水環之墓，也可能為這些不得已殞落於時代裂縫中的青春生命，投以唏噓感傷。

南山公墓內的墳墓建築造型與裝飾也充滿時代特色，彷若墓塚博物館。境內的墳墓建築，以具有墓龜、墓肩、伸手、明堂等格局的傳統漢式墳墓佔最多數量。

20世紀起，三疊石基座加上長條形「棹石」墓碑的日式墳墓開始出現，並與漢式墳墓有所調整與融合，繼而出現許多獨有的新形式。而20世紀大量進入台灣的西方古典式樣花草紋飾，在台灣本地匠師的轉化應用下，成為了本土洋風的「番仔花」，除了大量出現在1920年代以後的街屋房舍，也跟著表現在墳墓的壁面上，直至今日，南山公墓的墳墓上，依然常見繁麗花俏的紋樣。

即使墓地與城市如此緊密依存，兩者的界線卻非一成不變。早在17世紀中期，鄭軍的諮議參軍陳永華就在「鬼仔埔」（kuí-á -poo）興建「先師聖廟」，也就是台南孔廟。「鬼仔埔」這個古地名，隱約透露了今日府前路一帶最早可能也是南郊墓地的一部分，之後才轉變為城內市街。

隨著都市發展與市民人口成長，南郊墓地範圍越來越大，府城市街也往南擴張。18世紀，府城的城牆就已蓋到離孔廟更南邊的位置；而1790年台灣府城進行重建工程時，就曾在城址挖掘出無主遺骸650具，台灣府知府楊廷理便委託城內士紳韓必昌收葬於法華寺新南壇。

到了日治時期，當局陸續徵收南郊墓地，規劃興建農圃、學校、寺院、運動場、機場、海軍宿舍等建物，成為府城新興的街廓。直到戰後，像是台南大學、中山國中、台南高商等位在城區南緣的老學校，都曾在校園整建時，掘出古代的墓葬或古物。1964年中山國中整修操場時，即挖掘出一千多具遺骨，經收整後，於東區建立「慶隆廟」加以安奉。

這當中較值得關注的，是1928年台南州廳以「御大典記念事業」名義爭取經費，徵收南郊墓地面積廣達19甲的土地，規劃興建綜合運動場。這必須遷移當地數千座墳墓，直接衝擊市民利益，使市民在各姓宗親會的串聯，以及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與各勞動團體的帶領下，紛紛向當局表達反對，甚至參與運動的洪石柱、侯北海、莊孟侯等人更遭逮捕，是近代台南著名的社會運動案例。在市民反彈下，當時的遷墓案暫告中止；但1931年又再度重啟，而於1932年野球場（今台南市立棒球場）先完工、1933年再完成陸上競技場（今台南市立體育場）。

在之前的重劃開發中，南郊墓地失去了近一半的面積。剩下的部分，現今以「南山公墓」稱之，直到1990年代才陸續公告禁葬；同時，議會也開始出現「促請遷葬以帶動地方繁榮」的意見。

近年來，市政府陸續進行零星遷葬作業，理由不乏「土地活化」、「促進都市發展」、「增進公共利益及安全」等；甚至在2018年更有台南市市長參選人提出政見，主張將公墓103公頃土地開發為綜合商業區，並引進西班牙Crazy Friday及泰國午後夜市等活動，招攬觀光人群。

這些觀點，都將南山公墓詮釋為都市發展絆腳石的負面形象，因此，為了「讓地方繁榮」，南山公墓就必須得離開。但另一方面，部分在地居民、市民團體及學者也開始關注南山公墓的歷史及文化價值，例如2003年，市政府便指定「施瓊芳墓」為古蹟，是南山公墓境內第四座古蹟；而2009年水交社重劃區施工時，在地下挖出龐大的古代墓葬群，當時也有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的考古團隊緊急進駐搶救。但整體而言，與20世紀以前漸次消失的情況不同，在21世紀，一整座南山公墓所面臨的，是該如何與現代城市並存或互動的問題。

事實上，就其他古都來看，歷史墓地與現代城市街廓不盡然只有排擠關係，也有彼此依存。

山繆．亞當斯（Samuel Adams）等美國史重要人物，至今仍安眠於波士頓市區內的國王禮拜堂與穀倉墓園。羅馬市區中的新教徒墓園，有知名浪漫派詩人濟慈（John Keats）永眠於斯，每年吸引大批訪客到場追憶。又或如東京市區的青山靈園，透過大久保利通等歷史名人墳墓的追訪，也能串起一部日本近代史。

當然，也有岌岌可危的歷史墓地，例如同屬華人墓地的新加坡武吉布朗公墓（Bukit Brown，又稱咖啡山），將在政府的重劃之下弭平；但這也促使當地社群團體及學者請願保存，並使國民開始思考新加坡「一個年輕國家的歷史記憶」。

由此可知，南山公墓與府城人們的距離，並非疏離遙遠。事實上，那是不少城內人們家族先祖的永眠之所，受世代人們追思、甚至起身抗爭守護；而城內的發展歷程，也反映在墓區內許多遺跡細節。它有如一片鏡子，映照著府城近400年來的興衰起落，因此我們在南山公墓裡看到的，可能不只墓區本身的歷史痕跡，甚至可以回望城內，看見台南府城的起源。

百年前李仙得在遊記裡告訴我們，南郊墓地曾帶給他在歐洲或美洲所感受不到的深刻在地印象。時至今日，南郊墓雖然已經減少一半以上，但僅存的「南山公墓」依然為府城留下了久遠的土地足跡與記憶。

如果台南是一座因歷史文化而偉大的城市，且我們對於腳下的土地仍保有深刻情感的話，那麼，要如何看待這片台灣目前僅存最大、最古老的華人城市公共墓地：是要遷移驅逐？或是與現代城市共榮共存？這也許是這座古都的市民們，在未來需要持續關注與深刻思索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