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台東八仙洞這個關鍵字，第一個浮出腦海的印象是什麼？

對於一個考古工作者如筆者而言，八仙洞遺址，作為台灣已知蘊含最古老史前文化遺跡，其學術意義上之重要性是不喻自知。某天與朋友老瓦談到了八仙洞寺廟拆遷的議題，他是這樣回應：「應該是要拆，畢竟洞內建築什麼的確實會影響到遺址，遺址的保存為優先。而且那個地方有那麼重要嗎？我的意思是，遷到其他地方，對於他們的信仰本身會有影響嗎？」由約莫20年的考古專業立場看待八仙洞遺址上的廟宇，無異於多數考古學家與政府單位論述：為了遺址保存，廟宇理應拆除遷離。過去也有考古學者表示，多數的遊客到八仙洞只注意到神壇廟宇，對其捻香膜拜，或是讚嘆於自然山海景色之美，卻不知八仙洞作為國定遺址的文化價值。

筆者與老瓦進一步談到當地除了供人參拜與靈修，同時也是住持與修行者的生活起居之所時，老瓦靜默了一會說：「如果八仙洞的廟宇對某些群體是具有情感上的連結的話，確實，我就會再多想一想⋯⋯。」當八仙洞的意義從基於考古學或自然景觀的立場，意識到八仙洞實際上也牽涉當地人或廟宇師父與修行者的情感及宗教層面，顯然隨著個人本身的經歷脈絡，在價值認同上的共鳴也隨之改變。

在八仙洞遺址上，人類生活的痕跡一直都在，從3萬多年前，到今日此刻，都一直有人居住。從舊石器時代的長濱文化到新石器時代的細繩紋陶器使用人群及麒麟文化活動遺留，到鐵器時代都有人群在八仙洞上活動。然而人類活動的紀錄就到2000年前就結束了嗎？

根據潮音洞賴先德師父口述，潮音洞是由日本師父所帶來的禪宗，早期數任洞主為客家人，而賴師父自己是屏東內埔的客家人，日治時期被派駐到海南島打二戰，後出家為徒。賴師父的經歷顯然是長濱地區漢人移民與自然地景、宗教信仰交織影響下的結果。若一味地以學術報告中冗長的專業文字、碳14分析的年代數字與出土遺物的分類來理解八仙洞，很容易忽略了現今仍在遺址上活動的人類身影。

約莫由2013年開始，網路平面媒體上多可見洞內廟拆遷議題，且著重考古遺址的發現與重要性、廟方應拆廟歸地為主要論點。廟公「佔地」──這樣主流的論點，直到2016年，透過文化工作者劉佳蕙的報導，才開始得以在國定遺址美名之下，看見被掩蓋的廟方意見與廟宇發展的在地記憶。

筆者曾詢問劉佳蕙：「妳關心潮音洞的拆遷問題，那妳對八仙洞的最早印象是什麼？」她尷尬地笑著回答：「其實我從小對八仙洞的印象就是廟，從來都不知道有個國定遺址。直到去了一趟八仙洞，才知道這裡有遺址。」當在地居民知道她要去八仙洞走一趟時，被問到：「廟都拆光光了，去那裡幹嘛？」對於這樣的回應，她談到：「八仙洞是具有宗教精神寄託的地方，會有很多人會想去，（廟拆掉後）突然間大家不知道去那邊要做什麼？」

賴師父曾說過：「留住廟，總是希望有人來可以拜拜，不會變壞。」同樣面臨八仙洞土地徵收問題的乾元洞住持，對於許多靈修團體專程來拜拜卻找不到廟表示憂心：「廟，是神明托夢給先祖蓋的。如果拆掉以後靈修的人來找不到地方怎麼辦？」換句話說，八仙洞除了個人或群體因在地生活所產生的情感連結，對寺廟住持、當地居民以及朝聖靈修的人而言，顯然具備了宗教信仰上的象徵意義。

早在2007年台東縣政府出版的《台東長濱平原的文化景觀》中，已將八仙洞的洞內廟列入、視作廟宇文化介紹；2013年更列入《台灣宗教百景票選》。有參拜民眾表示，他們來自玉里，固定2、3週就會到潮音洞拜拜，因為覺得求事很靈，心裡有疑惑都去跟神明商量。對於潮音洞的拆遷感到很意外與惋惜，也提到怎麼沒有一個網路平台讓附近居民表達聲音才決定拆不拆。

無論是考古文化遺址保護或自然地景保留的倡議中，都忽略了在地居民與信仰群眾的聲音，且未曾提供平台，給予機會參與表達。

若於網路搜尋中鍵入八仙洞、廟宇等關鍵字，或是翻開八仙洞遺址的相關報告便不難發現：占用國有地、侵占遺址、破壞遺址與自然等評論。過去公共電視曾經針對八仙洞的洞內廟做專輯報導（2001），平衡地呈現廟宇師父、東管處、遊客、信仰者的觀點，提及東管處對廟方侵占國有土地的告訴。當時已點出現今仍存在的廟宇信仰與八仙洞遺址保存的爭議，對於「侵占」的評斷似乎也有意凸顯，但未引起關注與重視。

「占」，顧名思義，具有外力強行奪取，據為己有之意。在此，若借助史學界探討日本殖民時期，對日本「統治」、「佔據／佔領」、「治理」等字詞使用的論述，「日本佔領」意味著暫時或戰時性的佔領與佔據，是一種情緒性兼價值判斷的抗議字眼；換言之，「佔領」在某方面來說並非是客觀事實描述，由歷史脈絡上而論，廟方在當地生活許久是確知的事實。

早於潮音洞賴先德師父，靈巖洞在道光年間便有人為活動，同時也作為天然的災害避難所。據悉早期有先民在八仙洞洞內放置神像或簡易的泥塑、雕刻偶像做祭拜，靈巖洞在1941～1960年已有人前往靈修，最早可上溯到日本時代。

倘若講求法律上的正當性，早在八仙洞土地為未登記地的1949年，潮音洞即已合法申請門牌。1971年賴先德師父及另一位吳枝葉師父、吳枝葉師父之養子黃吉村，即已正式戶口遷入潮音洞。1973年收歸國有地時，國有財產局允許廟方在繳納占用國土賠償金後，繼續使用，甚至在1995年政府將乾元洞公地放領出去，潮音洞想申請卻以該地為國定古蹟為由被拒。

2003年台東縣政府又核發潮音洞寺廟登記字號，等同肯認寺廟身份。2004年台東縣政府對其他洞廟（不含潮音洞）提起刑事「竊佔土地」告訴時，也被檢察官以「行為時並無法律明文規定」予不起訴處份。2014年台東縣政府以行政處分方式認定潮音洞為違建應自行拆除，潮音洞提起訴願，又以「潮音洞現場構造物為1985年實施建築管理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確認潮音洞訴願成功，撤銷行政處分。

究竟何時開始洞內廟及其居民與修行者被視作遺址或國家土地的侵略者？

「這些廟宇不知從何時開始就將八仙洞的許多洞穴侵占作為廟宇，並不斷增加許多違建⋯⋯。」關於洞內廟「侵占」的評論，不難在過去考古學相關報告中發現。不說政府機關，考古學界也一面倒地將洞內廟視為外來的侵占者，例如東管處所發行的遊憩解說書《史前文化》（1993）將廟宇視為對遺址私佔與損害，又或是八仙洞國定遺址保護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與《國定八仙洞遺址靈岩洞、觀音洞清理復原與考古探堪計劃 服務建議書》（2017）皆將廟宇視為遺址佔據與破壞者，誤導遊客對八仙洞的印象，建議去除不良與過多的人工設施。

筆者曾在原民台新聞中，見一位當地阿美族部落居民如此回應廟宇議題：「他的地原本不是他們的，應該原本是國家的地，不是他們自己的，他（廟方）是後來占據變成他們蓋廟的位置，所以我們應該是贊成法院判決的。」這則耐人尋味言論，不禁令人聯想到近日原住民面對傳統領域與國家土地政策的衝突。

表面上，「佔有／侵占」的觀點看似來自台東縣政府、東管處等官方與平面媒體的論述，但筆者認為，它同時也來自學者、民眾、在地居民、遊客──任何認為廟宇佔據八仙洞遺址的人，各自帶著對八仙洞不同的想像，卻因現況卻無法使之滿足，繼而相互加強了侵占論述的塑造。

「中華民國還沒開始，這個地方就有出家人了。那你說，這個侵占是從哪裡來的？」靈巖洞的師父曾如此說道。

現今處理文化資產議題，好像是在處理事情，為求解決事情就好，如同劉佳蕙曾說：「像是眷村，好像政府介入處理了，人搬出去了，地方就死了。」當今台灣的遺址，大抵給筆者就是這種感覺，原本活著的地方，考古團隊來了，被政府指定之後，理應要透過考古學家對過去的描繪及研究成果讓其活起來，怎麼反而在現代重新遺址化了？過去筆者也曾造訪趟八仙洞，當時靈巖寺還未拆除，當日雖然遇雨，但相較一旁的遺址展示館，廟宇遊客來去參拜，仍顯得人氣許多。

目前無論是文化主管機關或考古學者，仍是以單一角度將地方文化排除在主流的考古文化論述之外。要說考古學只著重地下逝去文化，這也無可否認，畢竟考古學是利用人類遺留與遺物去重建對過去的認識。但這表示考古學者只能關心「考古文化」嗎？

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的倫理規範中，開宗明義提到，考古學是人類學的一門分支，而人類學研究強調的是由對由古至今人類各層面行為的整體觀（holistic view）與跨文化的研究比較觀點。

我們究竟想要展示什麼樣的遺址意象？若文化主管機關或考古學者仍一味地著眼遺址與出土文物，而忽視了現生人群與遺址、自然地景交織生成的活動樣貌，這種圈地式的遺址公園能留給後世的，似乎只剩下單一的文化展演，而不見文化多元的可能。

面對八仙洞遺址上的考古遺址與廟宇文化衝突，「廟公佔地」──這個由主管單位的法律控告、學術文章及新聞媒體中所見的印象，反映了考古學者作為遺址知識的生產者，作為政府部門專家諮詢對象，壟斷了遺址的話語權，掩蓋了不曾被文本所記載的在地生活記憶，使得長久生活在八仙洞上的居民被視為國家資產的侵略者。另一方面，國家文化資產政策長年仰賴學者專業，在建構國家的文化資產論述同時，也塑造了主流價值，進而忽略了在地的宗教文化。

八仙洞遺址作為國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資產，是否能符合文資法的制定精神，展現遺址文化多元豐富的樣貌，使在地傳統廟宇文化與萬年遺址得以共存，仍有待文化主管單位、相關學者與在地居民的共同決策及實踐。

「讓遺址能和宗教平和。廟拆掉了有誰要來？八仙洞就沒有了。」在八仙洞看著考古學者來來去去的賴師父這樣期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