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行之有年的「體驗貧窮」活動，例如「飢餓三十」，雖然常被譏為「買贖罪券」、「減肥營」，但一直都有龐大的動員能量，吸引各路名人參與公開展現人飢己飢的人道精神。

但全球貧窮問題並不因體驗人數增加而有所緩解，隨著貧窮問題不斷加重，許多國家腦筋動得快的業者，已經開發出更多元的貧窮體驗活動，雖然更為快狠準，但爭議更大，例如國外常見的「體驗貧窮生活實境秀」，就有找富人沾醬油演戲的批評；近20年來在全球蓬勃發展的「貧窮旅遊」（slum tourism），更常被批評為到底是多有病才會想去將貧窮及貧民當作動物園觀賞。

不過，這些「噁心」、「有病」的批評，也算是一種少見多怪。事實上，「貧窮旅遊」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僅是一時興起的輕薄短小微旅行，而是已經發展成旅遊產業，成為許多第三國家都市的重要旅遊景點，著名的有南非開普頓的Township、巴西里約的Favela、印度孟買的Dharavi等巨型貧民窟，每年有數十萬人遊覽，產業鏈之巨大，甚至已經將旅客、旅遊業者、社區貧民綁在一起形成牢不可破的共生共謀關係，難以僅用道德譴責對抗這種旅遊模式。 貧窮旅遊的興起當然與全球範圍的貧困人口增加及複雜化有密切的關係，不同型態的貧窮模式讓「體驗貧窮」的業者，開始針對不同客層進行市場區隔而開發出各種新型態的活動，貧窮旅遊和追求獨特、獵奇的小眾旅遊一拍即合，讓雪球越滾越大。 不過貧窮旅遊的業者當然不可能直接把貧民窟及貧民當作純粹被第一世界遊客獵奇、觀賞、消費的對象，任由爆發公關危機的因子生存，挖出被道德口水淹死的洞給自己跳，只能地下化而不可能發展成如今龐大的產業。經營貧窮旅遊的業者不僅包括營利公司，還有社會企業、慈善組織及非政府組織，他們強調旅遊過程將會以教育旅客為主，讓旅客看見貧民窟真實的一面，而且營利將會回饋給當地貧民，進行教育、成立合作社、微型投資，讓貧窮旅遊成為貧民脫貧的啟動機，藉由這個過程，貧民也能瞭解貧窮旅遊是互助互利的機制，能認為被尊重不需因為被觀賞而覺得被消費剝削。 就像台灣日前由「人生百味」推出的「城市狹縫旅行團：一起看見『貧窮人的台北』」活動，以群募模式舉辦「貧窮旅遊」，讓期待親身觀賞、體驗貧窮的遊客先集資、後享受，進行2天1夜的小旅行，內容已經和國外貧窮旅行業者的理想差距不大。

不能否認，許多貧窮旅遊業者都有做到回饋社區承諾，但問題在於，第一，貧窮旅遊強調旅遊能為社區帶來現金，加上回饋機制，能使得社區滾動的效益更大，研究貧窮旅遊的學者尼斯貝特（Melissa Nisbett）就批評，這完全是相信「下滴機制」能發揮作用的說法，根據她的研究，比起以百萬人為單位的貧民窟，旅遊收入的貢獻杯水車薪，各種非現金回饋機制的效果仍存疑。此外，她也發現當前貧窮旅遊呈現貧民窟許多勵志、正能量的一面，雖然這是真實，但只是部分真實，結果業者及貧民為了旅遊收入，只能重複一樣的說詞，反而扭曲構成貧民的結構性因素。 第二，貧窮旅遊是一種文化商品的販賣，業者就是買賣關係中將貧窮作為商品賦予意義的商人，其建構新意義的能力不能過份誇大。

就像學者斯坦布林克（Malte Steinbrink）研究美國十19世紀末期興起的貧窮旅遊，與白人優越主義密切相關，當時大批的東歐、南歐、亞洲移民湧進美國，白人透過貧窮旅遊進入這些又髒、又窮、又亂的移民社區，再度確認白人在文明及文化上的優越地位。進入20世紀美國工業化、現代化速度大規模加快，由於美國民眾對於現代社會的不安全感加重，落後貧窮的移民社區成為鄉愁的投射，而成為旅遊景點。貧窮旅遊從來就是主流價值的尾巴，在社會保守時鞏固刻板印象，社會開放時則錦上添花。 也就是說，要解決全球性貧窮問題，貧窮旅遊應該是成事不足，敗事恐怕可能有餘。回到貧窮旅遊的發源地，倫敦的東區（East End）發展歷程，更能證明貧窮旅遊從來和英國貧窮問題的改善一點關係都沒有。 19世紀，雖然倫敦作為英國這個國力世界第一的日不落帝國中心，東區卻仍是各種族群貧民群聚、龍蛇雜處、集窮髒亂於一身的落後地區，英國富豪及新興中產階級對於倫敦東區充斥所謂的貧窮、墮落等次等文化充滿好奇心，大批組團到倫敦東區觀光。 英國後來演變成為社會福利國家，可不是這些貧窮觀光團的有權有勢旅客看見了貧民生活良心不安，東區的貧民也不需要用這種方式被「看見」。倫敦東區一直是英國各種慈善、住屋、人權等社會改革的發源地，從19世紀末開始，東區成為英國工運的中心之一，爆發數場大罷工，震撼全英國。並且因為生猛有力、國家管控力低，也成為許多歐洲國家政治流亡者群聚的地區，而與英國當地組織者及民眾建立起關係，當許多流亡者回到母國後極其活躍，尤其是曾居住過東區的列寧等人成功革命建立起政權，革命的影響隨時可能因為過去的關係反傳回英國。在這些內外交逼下，才迫使英國必須改良資本主義。 所以21世紀的現在，貧窮旅遊的規模已如此龐大，最大的挑戰反而是，貧困還有什麼想像和行動，不再需要透過貧窮旅遊的看見，能被減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