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燈，玉蘭花阿姨小跑步穿過車陣，倚著一輛汽車，從車裡接過幾個銅板，遞出手中花串，如是反覆。她笑著向每輛車說：「花開富貴。」這話挾著花香與喧囂，飄向路邊的我。眼前景象十分日常，然而我們對於玉蘭花的販售、流通與種植產業的了解近乎空白。為了理解玉蘭花的想像與現實，我隨花漂流了一陣，在街邊蹲點，也南下花田探訪，終於從眾多欲言又止的口中，拼湊出一個花開並不富貴的世界。

根據農委會統計，全台52公頃玉蘭花田，屏東縣高樹、鹽埔兩鄉就佔去7成6的玉蘭花產量，年產值近6千萬，餵養至少300個花販。

傍晚，車子駛入屏東縣鹽埔鄉，檳榔樹筆直排列兩側，沿途經過的鐵皮農舍不時迎風飄來一股養雞場的濃厚氣味。玉蘭花農陳全明騎車載著陳太太前來約定的加油站接我們。年約50的陳大哥身穿卡其色夾克、頭髮灰白，笑起來兩條粗黑眉毛揚起，格外精神。陳大哥吩咐我們跟上，轉進窄小的田間小路，曲折幾個彎，就抵達陳家的玉蘭花田。

「玉蘭花每天差不多6點半，太陽下山後才會慢慢開，才可以開始採。」陳大哥腳踩藍色拖鞋，帶我們深入花田。白玉蘭花期短暫，只開一日，一旦錯過採收時機，隔日便迅速凋零。「等於你（花農）每天晚上時間都被控制住，也不能放假，所以很多年輕人現在不願意做這個。」一旁的陳太太補充。

陳大哥夫婦白天在綠藻廠上班、夜晚到田裡採花，是屏東當地少數的「兼職」玉蘭花農。兼職生意為夫婦倆免去靠天吃飯的顧慮。陳全明說，玉蘭花收成有淡旺季之分，以自家0.35公頃花田為例，夏季盛產時，一晚採收4、50斤不是問題，冬天淡季或遇颱風，收成數量則銳減至一日1斤也是常事。若以夏季1斤60元、冬季1斤120元的價格估算，0.35公頃的花田一年大約為農民賺進3、40萬收入。「算可以了啦，但不夠當正職。如果要當正職，地就還要更大。」他說。

黃昏6點半，屏東，採收。 天色漸暗，玉蘭花的香氣瀰漫田間小路，召喚農民開始一日的採收。

頭燈、雨鞋，腰上竹簍，陳大哥全副武裝走入黑茫茫的田裡，偶爾撥開層層枝葉繼續前行，偶而輕巧轉身，轉入另一條小徑。探照燈發出的光束隨著他的步伐在枝葉花朵間迅速移動，陳大哥穿梭其間，熟練的點了根菸，氤氳化在光區之中，緩緩融進黑夜。歷時一個半小時至兩小時的採收中，他幾度俐落轉身，在昏暗的花叢裡快速找到一個個成熟的長條形花苞，重複著伸手、摘花、丟入腰上竹簍等動作。

晚上8點半，屏東，集運。 離開枝頭的玉蘭花，送至集運地，隨即奔赴一趟限時的旅程。

「集貨人」將送來的花秤重、裝籃後，一一浸泡在冰水之中，「這就是要保持花朵的低溫，防止過熱的花黑掉，有保鮮的作用。」陳太太說。她迅速一翻手，便將上百朵的玉蘭花窸窸窣窣的倒進裝有長條冰柱的塑膠袋中。

除了在時限內完成玉蘭花的分裝，產地「集貨人」的主要任務就是向台北、台中的大盤商回報當日收成量，擔任花農與大盤商間的橋梁。身兼「集貨人」的花農陳全明說，夏季產量過剩時，大盤商會負責控管花農們的採收量。「太多的時候，大家會一起分攤、一起少採一點。例如，你今天採個50斤，你也50，大家都50。」久而久之，玉蘭花產業內就自成一種默契和共識。

晚上9點，屏東，上路。 一輛白色大貨車緩緩駛進窄小巷弄，夜間旅程就此展開。

從集貨商手中接過幾十桶封裝好玉蘭花的塑膠簍桶，司機大哥幾次俐落來回車上、車下，迅速裝載完成，隨即疾馳北上，4、5小時的車程就此展開。

「大哥，這樣開都不會有想睡覺的時候？」在第一站卸貨地──台中，終於有機會和司機大哥短暫交談。 「還好啦，習慣就好。就到台北再睡，隔天再載豆腐回屏東。」吐了口菸，他說。 「是有規定幾點要送到嗎？」 「有啊，半夜12點要到台中，清晨2點要到台北。」 「不然會被罰錢？」 「對。」菸熄，對話結束，我們各自返車，再次上路。

凌晨1點40分，台北圓山捷運高架橋下，抵達。 遠遠看已經有兩、三個盤商正在等待。

車子一停靠，他們便上來卸貨，不消幾分鐘，地上就堆起一座密集的玉蘭花小丘。

一位大盤商主動上前向我們搭話。

這位入行34年的阿姨，名叫陳慧，是台北地區的6個大盤商之一。她解釋，目前台北的6大盤商是3個一組，分成2組，每日或每兩日合雇貨車從屏東運花北上。

兩部貨車在深夜抵達台北，分別停靠圓山和民權東路建國高架橋兩個主要集散地。盤商在此將花朵分裝完畢，接著再各自送貨給各地街賣小販。原則上，不同盤商和不同小販合作，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互不搶客戶。偶爾逢颱風、花量不足的時候，則會互相調貨、互相「救濟」。

產業內部關係緊密，對外卻是防備重重。從事玉蘭花產業的人多半不願向外人透露細節，長期下來，自成一條地下化產業鏈。「有的就甘吶鬼，驚人知。光明正大的做，有啥好躲？」但陳慧也坦言，過去偶有媒體謠傳玉蘭花產業受黑道、集團控制的傳言，使得他們對好奇的外人存有戒心。

「有的就是一知半解，然後就亂寫，說我們是個集團，哪有什麼集團！」

拿出寫滿密密麻麻兜售販名字和斤數需求的送貨單，她解釋，盤商和小販間，沒有簽訂契約，想入行只要聯繫上她，每日叫貨即可。「玉蘭花小販來來去去，不一定每天都會要花。像是今天77個小販，之前最多的時候曾經有一天一百多個。」

依此保守估計，大台北地區至少有300位玉蘭花兜售販。

看著送貨單，盤商們從地上捧起大把大把的花，熟練的依照不同客戶需求秤斤，再依序裝入寫有名字記號的紅白塑膠袋中。分裝過程流暢如快轉，一回神，已有盤商上了車準備出發送貨。

深夜2點半，台北小巷，小販取花。 夜間的宅急便，盤商挨家挨戶將小花送達。

盤商送貨的定點散布大台北、桃園各處，挨戶送達。有些是燈火通明的路口；有些是暗巷裡的街賣小販家門前；有些較熟的甚至將家中鑰匙交付盤商。送抵後，撥出一通無須接通的電話，小販便在眾人熟睡的深夜裡，下樓取回當日的花。

黎明之際，小販用鐵線串起上百株玉蘭花，細心將它們一一收進保冰盒裡呵護。帶上它，街賣小販拖著將亮的夜色，踏出家門，走入人們眼中熟悉的街頭場景，展開一日的工作。

上午10點，陽光正好，灑在玉蘭花販林阿姨靠坐的街口轉角處。俐落短髮、脖上掛著花籃、手戴幾串佛珠、一張摺疊板凳支撐起她略顯豐腴的身材。60出頭的林阿姨賣花邁入第3年，藉著每天幾十筆20元的收入，撐起她和先生兩人的生活起居。

「昨天去市場買了幾條80塊的魚，又大又新鮮」、「三個豆干10塊錢？我等下也來去看看！」談起物超所值的柴米油鹽，她的興奮超乎常人。作為家中唯一收入來源，林阿姨每天將所賺所支記在小本子上，數年如一日，一點也不馬虎。

一斤玉蘭花，花農以100元賣給盤商，到了盤商手裡，又以一斤200元出售給兜售販。換算下來，兜售販購入一串玉蘭花的成本為5元左右。過去賣過食物和手工藝品的林阿姨說，相對批賣其他商品，玉蘭花不僅成本低、入行容易，賣不掉時的損失也較小。

但帳記得再精細，林阿姨卻怎麼也記不進每一筆15元利潤背後，由健康、安全、甚至人情構成的龐大隱性成本。

「每天這樣在路邊吹風，我頭常會痛。」賣花的小販，一年四季不論晴雨，只要有花賣的日子，生意就得照做。夏日，毒辣的艷陽蒸出花販臉上涔涔汗水；冬日，寒風不留情吹進花販緊包的衣袖口。即便耐得住天氣嚴峻的考驗，花販一日工作下來，或坐或站，打直的腰桿加上掛在脖子上的花籃重量，幾乎沒有人能從身體的痠痛中倖免。

原本在飯店擔任房務人員的林阿姨說，當初就是因為體力不勝負荷，又剛好逢退休年齡，才轉職賣花。

「玉蘭花就是成本低，門檻也比較低啦。」

阿姨口中的「門檻」指的不只是金錢，還有職業門檻。賣花的小販多半是上了年紀、已無法負荷長時間勞動的年長者，或是必須彈性規劃工作時間以照顧身心障礙的家人，本身就是身心障礙患者的也大有人在。

對於這些體能有缺憾或家境困頓者，社會局雖然提供就業協助，也架設銀髮資源網、台灣就業通身心障礙者專區等，但網站上提供的就業機會多半是勞動量高的清潔人員、工時長的全職、要求大專學歷或相關工作經驗。他們能做的工作很少，眼看著一道道跨不過的職業門檻，上街兜售玉蘭花看似無奈，卻是之於他們最安全的選擇。

但這種「安全」也像花朵一般脆弱。

「賣花20多年，總共出21次車禍。」花販元阿姨娓娓道出34歲就與先生分居，獨立扶養4子的沉痛過去。回憶21次車禍，元阿姨說僅有最後一次，在路人堅持下，獲賠2萬元。

「阿攏無叫警察處理？」我問。 「無啊，早期沒有什麼車禍要叫警察的觀念，我又不識字，被撞後就是爬起來，趕緊顧著做生意。」

有次，熱心的路人抄下肇事車牌號碼交到阿姨手中勸她要報警，阿姨按捺著疼痛坐在路邊，最終還是把紙條扔掉了。

現已不再賣花的她，一想起往事，眼淚立刻在眼眶裡打轉。

「通常穿梭車陣中的販售者因為自己違規在先，在法律上不見得有利。」法律扶助基金會專員羅光華受訪時表示，即便駕駛有違規或應注意而未注意的責任，街賣者仍很可能被認定為肇事原因之一。

羅光華提到，車禍事件訴訟程序複雜且冗長，對於多半處於弱勢且教育程度不高的街賣者而言，除了擔心販售行為受裁罰，更不希望將事情鬧大，以致日後生意受影響。

「所以過程中半推半就和解，或直接放棄求償的可能性不低。」他說。

羅光華的話讓人想起元阿姨邊以手背拂去奪眶而出的淚、邊訴說著20年來，如何藉上藥房買止痛藥、穿束衣咬牙苦撐的模樣。

「賣花的人自己要敏感。你們外人不能用你們的眼光看，覺得因為危險就不做。」每天穿梭在車潮、紅綠燈間的阿芯姨（化名）接著說：「不做不行啊，怎麼生存啊？你們有一個窩，要睡覺啊，沒有窩睡覺，怎麼生存呢？」

開過刀的阿芯姨強忍著身上病痛，靠著一天賣花12小時，借住在朋友家勉強維生。談起負擔不起房租，只得靠著大家的善意和幫助過日子，阿芯姨本已痠痛不堪的肩頸，頓時又被生活的壓力壓得更重了些。

事實上，在街頭販賣玉蘭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規則》，可以罰1,200元到2,400元。吃上一張罰單，花販當日的收入就付諸流水。

「我們根本對開攤販⋯⋯沒興趣，」新北市廖員警知道花販生活不易，「所以為什麼要開攤販？就是因為檢舉。」

廖員警回顧過去經驗說：「我就曾經聽過員警到場後：『報告勤指，勸導攤販離去』。勤務指揮中心回：『這位大哥，你幫我翻翻哪一條說攤販可以勸導的？』」

「難題就在這了。」在法規沒有賦予員警「勸導」這項選擇，卻又必須回報到場處理情形的狀況下，廖員警的作法是，先驅趕攤販再回報抵達時，攤販已離開。

只是，這種因同情花販而不忍開單的作風，實際上是需要承擔風險的。

根據廖員警表示，檢舉人各式各樣，從其他同行攤販、被擋到的店家，到路人皆有。「有些檢舉人會在附近盯著警察，你不開單，他就再打電話報案問警察為什麼不開單？然後我們就會被罵。」更嚴重時，警察還可能遭調查單位以「圖利罪」嫌移送法辦。因此，態度強硬的員警也不在少數。

「那個警察，實在有夠惡霸。」講起過去遭警察打壓的故事，林阿姨的怒氣一點也沒有隨時間平息。

「他就很兇，不准我賣，還沒收我的攤子！」林阿姨搖著頭說起遭驅趕後，被迫轉換賣點，重新在少了熟客和人潮之處落地，卻再也生不出從前的根。林阿姨的言談間透露著對警察的不滿，「惡警」彷彿成了業績掉一半、生活不順遂的唯一宣洩出口。她厭惡警察，所有生活的怨懟都投射在日日周旋躲避的警察上。

林阿姨說起一旦被警察關注，花販本已夠辛苦的生活，將會如何受到影響。她以第三人稱侃侃談起其他花販生活之苦，她說著他人的故事，始終避開以「我」敘事的故事。

從迂迴的言談間，彷彿可見她日復一日駝著生活壓力，在法律的湍流中，逆流而上的模樣。而不只是她，其他相同處境的花販也同樣在法律的邊緣游移，同樣在屢次被沖往下游後，逐漸噤聲。久而久之，就成了最沉默的一群。

夜幕再度低垂，玉蘭花一如往常踏上和時間賽跑的旅程。從農民採收的手裡跌入一個個塑膠桶，再耐著低溫環境連夜北漂，輾轉來到兜售販滿是皺紋的雙手。黎明之際，玉蘭花被一根根細長鐵絲串起，悄悄地圈入人們生活的日常片刻。

小小一朵白玉蘭，在僅有一天的生命週期裡，從鄉野漂進了都市，從綻放漂向了凋零。它奔波一日，只為人們不太在意的消費片刻而活。它沉默一生，一如背後無數個沉重卻堅韌的生命，在分秒流逝的歲月裡，無聲的呼吸，再靜靜的衰老。

當紅燈轉綠，車子的引擎聲劃破沉默。

「1串20、3串50。」玉蘭花阿姨依舊微笑，拎著花串和生活的重量，闊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