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壽山動物園宣布休園進行大規模整修，並於2022年9月完工，同年12月16日重新開放。這場耗時一年半、耗資5.5億元的大改造，為壽山換上嶄新的樣貌：玻璃廊道懸在天空，電梯嵌入山壁，空橋的網狀藩籬蜿蜒穿越獸欄上方，硬體的升級，讓壽山動物園躋身最美動物園的行列。

然而，當遊客踏上那座昂貴的空中走廊、低頭俯瞰時，卻看見許多空蕩蕩的欄舍。

整修完工後不到兩年半，壽山的「鎮園之獸」一頭接著一頭離去。今年（2026）2月14日，非洲象「阿里」在凌晨安祥離世，享年52歲。「阿里」於1978年從美國遠渡重洋抵台，在台灣47年的歲月中，見證了壽山動物園的搬遷與數次改建，是台灣好幾代人合影留念的對象，也是見證壽山動物園興衰的大長輩。「阿里」離開後，壽山動物園自此再無大象，橫跨半世紀的份量也自此空懸。

在牠離開後7天，白老虎「昭海」也隨即離世。出生於2006年的「昭海」，2011年來到高雄，自2019年起，便面臨貓科動物高齡好發的慢性腎臟病，獸醫與保育員透過多樣化飲食與水分引導，艱難地減緩其生理機能退化。2月22日，「昭海」在保育員與獸醫的陪伴下走完生命最後一哩路，以19歲高齡安詳辭世。

壽山在同一個月分，接連送走了兩隻鎮園之寶。

當年邁老去的動物名單不斷拉長，閒置的欄舍愈來愈多，一個問題也愈來愈難以迴避：一座剛耗費5.5億元整修完畢的動物園，在硬體上脫胎換骨，為何對於物種延續的責任卻似乎無法善盡？壽山動物園以「良善養老」作為官方定調，這個說法立意溫柔，背後卻隱含台灣動物園的預算問題、定位問題、專業問題，乃至體制問題。

壽山動物園的問題，不是動物老去，而是從未讓牠們成為一個可以延續的族群。「阿里」與「昭海」的離去，提醒我們應正視長期以來在繁華硬體背後悄悄積累的制度與管理失能。

要理解壽山的困境，必須先看清楚一個根本性的結構差異。

不同於台北市立動物園隸屬於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壽山動物園則為高雄市觀光局轄管。這決定了兩座動物園在經營邏輯上的不同：當動物園被定位為觀光景點時，其績效指標自然傾向入園人次與遊客滿意度，而非物種族群的長期健康。這種行政定位的偏移，在日常管理中難免留下具體痕跡。

非洲象「阿里」來台逾40年，1978年，牠與同伴「安妮」一同前來，園方原以為是引進一公一母，也長期將「阿里」視為公象飼養，直到2007年，園方才透過更進一步的檢測，確認「阿里」實際上為母象，這意味著在長達數十年的照養歲月裡，這座大型動物園，甚至未能正確辨識其核心物種的性別──這在現代動物科學中，是近乎荒謬的基礎失誤。對於一個涉及大型哺乳類長期照養與潛在繁殖規劃的機構而言，這樣的狀況與其說是個別判斷的失誤，不如說是制度運作長期累積的結果。

更早之前，根據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訊第235期的紀錄，壽山動物園曾將館內飼養的鹹水鱷（河口鱷）標示為尼羅鱷，兩者不僅棲地迥異（前者原產東南亞與澳洲，後者則主要分布於非洲），在形態、習性上亦有明顯差異。這些不僅僅是解說牌上的筆誤，而是一個缺乏系統性專業培訓與審核機制的體制，長期運作下來難以避免的結果。

然而，預算的使用方向，才更加體現出問題所在。5.5億元的整修經費，最終化為電梯、玻璃廊道與空橋，服務的是遊客的視覺體驗，而非動物族群的長期存續。

根據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WAZA）的標準，現代動物園必須維持族群的長期可存續性，即圈養族群必須在族群結構與遺傳上保持穩定，並具備自我繁衍的能力。這需要的是系統性的族群管理（population management）、繁殖計畫（breeding program）與遺傳管理（genetic management），三項彼此環環相扣的專業工程，缺一不可。

然而，「阿里」在台灣的47年間，始終未曾繁殖。隨著《華盛頓公約》（CITES）對大型野生動物貿易的嚴格限制，個體的補充亦變得更加困難。這樣的結構性困境，其實早在數十年前便已逐步成形，卻難以看見台灣動物園的因應策略──無論是跨園繁殖合作，或是更積極地接軌國際保育網絡。

沒有了鎮園之獸的的壽山動物園，用來填補空缺的明星之一，是水豚。

水豚在動物園界並非偶然的流行，牠天生具備展示優勢：繁殖容易、展示效果好、動物福利門檻相對較低，飼養成本也遠低於大型哺乳類。然而，當台灣各地動物園、農場、親子景點都在引進水豚時，反而使水豚失去了差異化（Focus Differentiation）的號召力，也難以複製「阿里」與「昭海」為壽山動物園帶來的輝煌昨日。

壽山長期以來對待明星動物的邏輯，從2011年自廣州引進白老虎時，便可初見端倪。當時園方公開表示：「以生態教育為主，不以繁殖為目的。」這句話在今日看來，更具備了另一層象徵意義：這類明星物種在壽山從一開始便未被納入族群延續的長遠規劃，而僅僅被視為展示型個體。它們注定在老去之後，不會有後代。

在當代動物園倫理中，不繁殖具基因缺陷的白老虎是正確的選擇。然而，當一個專業機構選擇讓某個物種在園內「終結」時，理應同步提出替代性的族群經營藍圖──否則，「不繁殖」就不再是倫理的高度，而僅是缺乏規劃的結果。「阿里」的命運則是同一邏輯的哀傷版本，在台47年，牠始終是體制下的一頭孤象。

過去多年，園方曾多次討論引進長頸鹿等大型草食動物，但隨著國際保育倫理提升，引進動物不只是買賣或交換而已。面對動輒千萬的國際運輸、繁瑣的檢疫規範與高昂的設施成本，這類計畫在缺乏跨國保育網絡支援下，始終只能停留在財政與行政的構想階段，難以落實。

動物園依賴明星動物吸引遊客，是全球動物園的普遍現實。但明星動物終將老去，若缺乏族群管理與繁殖規劃，小型動物園往往容易陷入斷層。「昭海」離世後，當地觀光局表示將評估既有場域是否引進新動物，並稱目前該區較適合「大型草食性動物」，將「審慎規劃」。這樣的回應，依然停留在「引進什麼來填欄」的思維框架，而非「如何在這裡建立可自我延續的族群」的長遠擘劃。

壽山的困境，不是某任首長或某個局處的個別失職。

事實上，現代動物園天生面臨三重使命之間的拉扯：作為教育機構，必須傳遞知識；作為觀光設施，必須創造收益；作為保育機構，又必須對物種的長期存續負責。這種結構性張力的相互拉扯，使得世界上許多動物園都難以找到平衡點。

然而，日本旭山動物園的案例，卻能讓我們看到另一種可能。1994年，北海道旭川市的旭山動物園入園人數跌至史上最低，市議會甚至出現了廢園聲浪。在這場危機中，時任園長小菅正夫與飼育員們開始認真叩問一個問題：動物園究竟應該是什麼？

最後，旭山開創了「行動展示」。不再讓動物靜止展示，而是打造讓牠們願意活動的環境。他們設計了一條穿越園區的散步步道，讓企鵝在遊客之間列隊行走，搖擺的身影不是表演的一環，而是動物們原本就想做的事。除了搖搖晃晃散步的身影外，遊客只要多走幾步路，就能透過水中隧道，看見企鵝們在水中俯衝的身影；海豹館在水槽中設置了垂直水管，讓海豹能如野外般在水中翻滾漂浮，透過圓形玻璃窗，遊客能看見牠從天而降、在眼前旋轉；北極熊館的大型游泳池一側是透明玻璃牆，北極熊入水的瞬間，遊客與熊之間只隔著一片玻璃。在小貓熊的展示區中，他們設計了數條「空中步道」，讓小貓熊們能從遊客頭頂經過，去到另一個棲地。河馬的展區不再只是從上俯瞰，而是直接把觀看區設計在水缸的牆面上，每一次河馬巡遊而過，都可以和遊客近距離面對面。

這些設施同樣需要工程、同樣需要資金，但設計的出發點截然不同，這些設施不只是為了服務遊客的觀看性，更是為了動物的生活豐富化而存在。

小菅正夫後來寫道，「行動展示」的起點，是飼育員觀察到企鵝似乎想要走出欄舍散步，於是從企鵝的角度出發，規劃了這樣的展示方式。那是一次動物園視角的根本翻轉：他們的考慮，從「人想怎麼看動物」，變成「動物想要怎麼樣的環境」。

最後，作為一座位於日本最北端、沒有珍稀物種加持的地方動物園，旭山在2007年創下年入園人次逾300萬的紀錄，一度列於日本之首。

與高雄同屬熱帶氣候的新加坡動物園，提供了另一個更貼近的參照。新加坡動物園同樣不依賴華麗的人行走道設施，而是以植物、水道等自然屏障取代圍欄，讓各展區盡可能重現物種的原始棲息環境。

走在園內，遊客與紅毛猩猩之間沒有鐵網相隔，猩猩在頭頂的樹間攀盪，而人走在下方的步道。這樣的棲地設計，打造出對動物更加友善的環境，而在其中的遊客，也能更貼近動物們的真實生活。

一座動物園如何使用資源，折射出它如何理解自己的使命。5.5億元的空橋與玻璃廊道，建造的是供人俯瞰的視角；旭山的和新加坡動物園的設施，建造的是讓動物得以活出本能的空間。兩者的差異，不在於預算的多寡，而在於由動物園自身定位而來的選擇。

當動物逐漸老去、欄舍逐漸空下，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再引進新的明星物種，而是台灣的動物園是否已準備好建立一套能提升動物福祉、延續物種的系統性機制。

這不只是壽山的問題，而關乎整體體制將如何定義動物園的角色。現代動物園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或許不是「下一隻明星動物是誰」，而是如何在觀光、教育與保育之間重新分配資源與優先順序，讓善待動物不再只是理想，而成為經營的核心。因為動物園的主角，始終是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