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荷蘭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 UU）做出一項很前衛的決定：自2022年起，在聘用或升遷一位研究人員時，將放棄當前學界主要採用的「期刊影響指數」（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制度，改採更多元的評估指標，例如該人員對於團隊合作的承諾，以及促進開放科學（open science）的努力。

期刊影響指數（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最初是為了幫助圖書員選擇訂閱哪些期刊而開發，如今卻幾乎成為當前學界評估一名學術工作者的唯一標準。對於這項指標被濫用，以及研究人員瘋狂投稿高影響指數期刊的現象，UU校方認為已經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了。在保羅・博塞利（Paul Boselie）教授主導的團隊努力下，UU歷經一年內部討論，新的「認可與獎勵制度（Recognition and Reward System）」終於獲得校務委員會及校長拍板定案。自2022年起，全校所有院／系／所／研究中心，都將採用新的認可與獎勵制度。

UU別出心裁地將新版「認可與獎勵制度」置於該校的「開放科學計畫」（Open Science Programme）底下。往後，期刊發表量及影響指數，將不再是衡量學者的唯一標準；取而代之的，是該名人員在提高學術研究的公開（openness）和透明（transparency）方面所做的努力，例如將研究的原始資料釋出為開放資料（open data），以及將研究成果轉為公開取用（open access）的學術資源。

扣緊「開放科學」的理念，UU新版「認可與獎勵制度」提出具備六個面向的「TRIPLE模型（TRIPLE Model）」，用以評估一名學者／研究人員的團隊精神（Team spirit）、研究（Research）、對科學和社會的影響（Impact）、專業表現（Professional performance）、對所處環境人員的領導（Leadership），以及教育（Education）的表現。

「團隊（T）」之所以名列TRIPLE之首，表達UU將學術工作者的團隊精神視為大前提。這並非表示學者的一切活動都得與他人聯合，而是強調他們都在一個廣義的團隊（院系所、研究中心或計畫）裡運作。

「影響（I）」觀察一名學術工作者如何促進科學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它不僅包括一名學者在學術與教學的影響，亦包含其對某一專業領域，乃至對社會與公共政策的影響。

「專業表現（P）」不僅指研究與教學，也包括學術工作者與各自學科產生連結的活動。例如，醫院和動物醫院的護理人員在照護病患上的表現，在此指標裡與學術人員在研究與教學的表現同等重要。

同時，UU也在新版「認可與獎勵制度」列出指引學術人員工作的幾項原則：

1. 從集體的（collective）角度設定團隊戰略、目標和需求，個人的表現需與其團隊戰略和目標相符。

2. 趁早培養年輕學子（博士生）與年輕學者（助理教授或副教授）的領導力（leadership）。

3. 激勵學術工作者職涯的多樣化（diversification）發展，鼓勵學術人員隨著時間推移，豐富其在研究、教育、領導和不同專業領域的履歷。

5. 對研究人員的評估，將以其所屬團隊設定之「質化」目標與其自我設定的評估標準為主，取代期刊影響指數等量化指標。

然而，荷蘭學界並未全面支持UU的做法。包括諾貝爾獎化學獎得主伯納德・費林加（Bernard Feringa）、前教育部部長羅南・普拉斯特克（Ronald Plasterk）等170位學者，聯名在《科學指南》（Science Guide）發表一封公開信〈新的認可與獎勵制度有損荷蘭科學〉（Nieuwe Erkennen en waarderen schaadt Nederlandse wetenschap），認為一旦拋棄期刊影響指數，將導致各項學術評鑑和研究計畫審查變得隨機，出現對科學品質的妥協，且受到政治和其他因素（例如接受審查的學者和審查人之間存在裙帶關係）干擾。他們宣稱，此舉將對年輕科學家產生負面影響，不利於他們參與國際競爭。

此外，這群以醫學和自然科學為主的簽署人還建議，應由各學群自行決定如何評估從事研究的學者。例如，在某些質化研究的領域，採取多元評估指標是可以理解的，但就醫學、生命科學和精密科學（exact sciences）而言，國際公認的量化標準才是依據。他們並非反對開放科學和多元評估指標，而是反對將其全盤應用在所有學科領域。

在這封多達143名正教授簽署的信件刊登後，一批以伊拉斯姆斯鹿特丹大學醫學中心（Erasmus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Erasmus MC）為主的年輕醫學與自然科學家，撰寫另一封公開信〈新的認可與獎勵制度可能會傷害弱勢群體〉（Nieuwe Erkennen en Waarderen kan kwetsbare groepen schaden）表達他們對UU新制度的擔憂。他們認為，審查研究計畫時，如果不計算申請人發表的量化指標，而是檢視他們在申請文件及履歷中的質性敘述內容，將使得某些弱勢群體（特別是年輕、女性、特定文化背景或少數族群的科學家）處於不利的位置。簡言之，他們認為新制度「不科學」，申請研究計畫如同申請者的作文比賽，審查通過與否則如同買彩券，得仰賴運氣。

有趣的是，上述較年長一代與年輕一代捍衛既有制度的聲音，又引出另外383位年輕學者加入戰局，他們起草和簽署了〈我們需要擺脫科學中的計算〉（We moeten af van telzucht in de wetenschap），主張「科學出版品不是衡量科學家的唯一標準」，因為透過國際公認的量化指標對研究者進行「評分」，除了限制住學者發問、研究與發表的策略與方向，也犧牲了學者在「研究」以外廣泛的社會參與及服務。

這300多位學者表示，現代科學家不再只關在象牙塔裡研究，也負責分享科學發現，協助決策者解決社會、醫療或各類問題，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校準」認可與獎勵制度。這並不意味放棄所有量化指標，而是讓學者在研究以外的多元角色、任務和貢獻，都能出現在履歷描述和多元評估項目裡。

其實，UU雖然踏出荷蘭學術體制變革的第一步，卻非概念上的先行者。

2012年，美國細胞生物學會年會（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 ASCB）便曾提出一項《舊金山研究評估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DORA），呼籲改進對研究人員和學術研究成果的評鑑方式，避免僅採取論文發表量和期刊影響指數的量化指標。迄今為止，已有來自148個國家的20,288個個人或學術機構簽署《舊金山研究評估宣言》，其中也包括烏特勒支大學。

2015年，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WTS）的學者保羅・沃特（Paul Wouter）和沙菈・德萊克（Sarah de Rijcke）便曾連同幾位歐美學者，在著名期刊《自然》（Nature）上發表《為研究計量指標而訂的萊登宣言》（The Leiden Manifesto for Research Metrics），提出包括「量化評估應支持質化評估與專家評量」、「留意論文發表數量與被引用次數在不同領域上的差異」、「對個別研究者的評估基礎，應建立在對其過往研究歷程檔案的質性判斷」等在內的10項原則（可參考由學者林雯瑤與陳明俐翻譯的中文版宣言）。

當年參與起草《萊登宣言》時還只是助理教授的德萊克，如今已是萊登大學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的主任。呼應這波UU的變革，她表示：

「學界需要更平衡的認可與獎勵制度，支持學者在研究、教育、社會相關性和領導力等多方的表現，並為每位學術人員的才能創造空間。」

她還補充，教學是多數學者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但任用、晉升和提供學者經費補助的審查重點，卻往往是以出版的指標衡量其研究績效，「這不僅不合適，且低估了學術界預期學者承擔其他任務的價值，例如具有社會相關性的研究和行政職責。」

從UU因揚棄「期刊影響指數」掀起的爭辯可以發現，荷蘭學界已認識到「單一且過度使用量化指標評估學者的發表」是不好的，但制度該怎麼改，世代之間與不同領域間的看法分歧。當適用質化評估體系的學者，反對全盤使用量化的績效指標時，自然科學家也不希望申請文件全面採行質化的敘述性內容。

看來，且不管「期刊影響指數」這項指標的採用與否，「開放科學」的精神和「多元評估指標」的發展，已逐漸在荷蘭形成一股趨勢。

回到台灣的脈絡，過度強調研究者在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以及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TSSCI）期刊發表累積的點數，已延伸出不少問題和批判。我們如何扭轉當前「重理工、輕人文，以理工思維評鑑人文」、追求期刊論文發表的學術生產線、以及學者「重研究、輕教學（與服務）」的現象，仍有待學術體制與不同領域行動者的再三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