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政治大學政治所博士畢業後，黃宗昊曾連續4年，在台投遞近百封求職信，只拿到兩個面試機會。他正巧遭遇台灣學術界的轉捩點。2006年教育部推出頂尖大學計劃後，擠進世界排名成為各校重點，國際化的要求，讓大學只挑選洋博士。土洋大戰讓本土博士灰頭土臉，加上教育市場嚴重供需失衡，更讓本土博士節節敗退，儘管他們的研究實力並不輸別人。

台灣沒路，於是西進找路。黃宗昊說，「腦海裡以為我們會像學長姐或老師那樣，畢業就有教職，以為迎接我們的是美好世代，但沒想到我們是上戰場被掃射的第一批，在台灣起不了家，中國給了機會，我總得為第一口飯努力。」

西進中國學界的故事在過去幾年是這麼被傳誦著：「中國磁吸高階人才」、「台灣人才被中國挖角」，知名台籍學者加入長江學者、千人計劃或各省各類的人才計劃，年薪上百萬。這不過是幾年前的事。

但兩岸情勢、學術市場、人才水位，明顯在這兩、三年起變化。學術人才西進不如外界印象中高薪美好。

185公分高的黃宗昊在狹小空間裡活動，起身就碰到書架，這裡撐著他不想被壓扁的學術理想。但他也描述這一輩博士們的處境：「很多人以為我們去大陸吃香的喝辣的，No。台灣一批表現傑出的正教授，如巫和懋、霍德明等，那些人是winners（贏家），大陸用很高的薪水邀請，不會餓著。他們那種檔次是稀有動物，和我們這群六年級的博士，處境大不同。」

黃宗昊不是特殊個案。在《報導者》的追蹤下，我們目睹一群西進中國大學的「黃宗昊們」，他們多半是六、七年級生，過去3年，進入中國各省份的大學任教。台灣教育部、科技部、各大學校院，沒有人能掌握這群人的數目和流向。但確實速度和量體上爆發式增加。

38歲，廈門大學傳播學院的副教授陳經超是少數很早就進入中國的台灣人，在北大讀博士，是個中國通，在WeChat上，他開了台籍教師群討論板，開板不久，已有超過130多位台籍老師加入。陳經超說，群組裡多半是年齡30至40歲在中國的全職教師。各地各省台籍教師群組不少，他們一個拉一個，加入時還意外發現自己的小學、大學同學也到中國教書。他們之中，男性多於女性，有在中國拿博士的，也有留洋的，但更多是台灣本土博士。

單從省份來看，至少18個省都有台籍教師，包括青海、貴州、內蒙古、黑龍江；其中以對台前沿的福建省人數最多，去年就招募了132位台灣學者，預計今年再招聘200位台籍老師。成百上千的台灣學術人才正快速西進。

余炘倫屬於「編制內」這一類，他是英國艾塞克斯大學（Essex）社會學博士，2013年回台，也同樣遭遇教職市場緊縮的困境，與許多本土博士一樣西進，他最後到呼和浩特的內蒙古大學，擔任助理教授。

第一次見到余炘倫是在他嘉義老家。在余家祖先牌位前，余母拿起余炘倫出生時由算命師排的命盤，上頭寫著「往北運」三個大字。他的父母一輩子惦記這三個字，既然孩子往北走運勢才旺，多年前他們為炘倫在新北市買了房。只是，余炘倫注定流浪更遠，「壓根沒想到，到更北的內蒙古去，」余母帶些感嘆。

內蒙古大學隸屬中國的211體系，他所在的民族學與社會學院，還是中國十二五計劃中，要建設為一流學科的重點。

「剛聽到工資時，我和我家人都覺得很低。這工資在台灣可能沒法想像怎麼生活，」但他同時也拿到學校給的一筆30萬人民幣安家費，5年合約一攤提，每月薪水大約8千人民幣。

另一種西進趨勢，則是走「編制外」，多採豐厚年薪制，但學校評價兩極，一種是頂尖的研究型大學，研究為主，教學為輔，但主要鎖定已有表現的正教授，年輕人機會不高；另一種則是這兩年台籍博士大量進入的學院，以教學為主，研究為輔。但無論哪一種，工作保障不高，續約與否充滿不確定。

去年，廣州市的中山大學南方學院透過台大、逢甲、世新等公私立大學教授協助宣傳，並在台灣媒體刊登廣告招聘台灣博士，條件誘人，「年薪20萬起跳，外加10萬安家費，10萬科研啟動金」。

就這樣，南方學院，兩年間招聘了44名台籍老師，不乏來自台大、台師大、中山大學、政大等年輕博士，2016年計劃再收20位台灣人。短短3年間，台籍教師佔總師資的十分之一。

南方學院校領導帶著工作人員大陣仗來台，在台北市的首都大飯店15樓舉行面試，博士們穿著西服和套裝，現場氣氛有些凝重，一個個輪番面談。那時入選的老師，多半以為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應該與位在廣州市的中山大學，在地理位置和學校排名上沒什麼差距。

剛赴南方學院會計系任教的37歲的簡元瑜，穿著深藍立領polo裝、短褲、白色休閒鞋，燦燦的笑容，不折不扣的都市男孩。簡元瑜回憶他到校報到時，發現學校偏僻，他笑說：「這裡『真的』是廣州市，但距離市中心頗遠，感覺好山好水好無聊。」

親自走一遭，飛機降落廣州白雲機場，搭上計程車往北到廣州市溫泉區從化鎮，一小時的車程，風景由熱鬧轉入荒涼，「中山大學南方學院」的牌坊出現，學校被群山圍繞。

「（學校老闆）是『廣東珠江投資集團』，是個地產商，領導稱『珠投』，」政大博班畢業的呂佩安去年為工作，舉家搬至南方學院。

儘管中國少子化趨勢也在發生，每一年仍有700多萬學生搶著進大學。2000年前後，中國高校擴招，在一般大學外，全中國已有超過330所以上的獨立學院，佔全中國高校的十分之一。

靠掛公辦大學名號的獨立學院不勝枚舉：武昌首義學院、華南師範增城學院、湖北經濟學院、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北京理工珠海學院等。不少學院要上繳可觀的「管理費」，兩者間的關係，有些像直營，有的像加盟，緊密程度不同。有不少人批評，高額學費是販賣文憑的學店，但也有人認為能讓更多青少年有書可讀，提高人力資源。而目前不少台籍老師都流往獨立學院。

以南方學院為例，掛靠中山大學之下，學校收的不是像中山大學所收的頂尖學生，學生畢業證書上拿的是「南方學院」。

辦大學是筆好生意，南方學院有1萬8千名學生，學生每一年學費近2萬人民幣，每年近4億學費收入；但生意要有賣點，在老師多數是碩士的情況下，台籍博士已成為學校國際化的招牌；台灣博士等於進入極企業化運作的學校。

這些學校名目上開出高達20至30萬人民幣年薪，但有不少附帶條件：6個月試用期間採8成薪、科研經費實報實銷，老師們得想方設法靠著蒐集尿布、衛生紙、車資等發票核報。連出租車師傅都知道台籍老師情況。出租車姜師傅搭載採訪團隊時就提醒，「台灣老師需要收據，妳給他們，他們要報帳的。」看似各式名目疊高的工資，還要扣除20%至25%高額個人所得稅率與保險，台籍老師能領的年薪並沒廣告上說的多，這還不包括上漲的中國物價、房租、往返台灣的機票費。

事實上，不論走的哪一軌，進入研究型或教學型學校，這一波西進的年輕教師，都像跨過深不可測的黑水溝一樣，只能忐忑前行。

中國學術已進入買方市場，合約規定也日益嚴苛。

近年中國大量的海歸與每年超過6萬名的博士畢業生也競逐教職。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系主任劉擎最近才晉用一名台灣助理教授，他說，現在的工作是20、30取1，一半以上是洋博士。

38歲的張維元，是福建省龍岩學院廣電系的助理教授。目前在龍岩有十幾位台灣籍教授，多半是像他這樣的「高級學術移工」。龍岩給留洋的他20萬年薪，稅後約14萬人民幣，學校還配了一個兩層樓宿舍給他，但張維元的心情始終無法輕盈。

「當我看到三個房間、一衛浴、一客廳、一廚房，對，是不錯，但我心裡很忐忑。為什麼要給我這麼好的住宿，是接下來要看你能不能在3年內有表現。怕別人翻臉比翻書還快，所以拿到這房子我是緊張的。合約訂得複雜嚴苛，其實每年都可以找理由把我fire掉，」張維元說。

台灣助理教授有6年的升等條款，中國的大學則採「合同」制，採兩次的3年合約（「3+3」）聘任，要求具體高標的學術發表。張維元的合同上就要求3年內要有3篇的CSSCI或TSSCI（分別是中國、台灣人文社科索引）。數量上比台灣許多大學還嚴格。而有些985和211的研究型大學，甚至要求3年10篇文章、專書和國家型計劃。

複製台灣十年前開始上演的高教亂象，中國學術的大躍進，拼命生產學術論文，中國學者吃不消，台灣學者更倍感壓力。

去年剛從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回到台大財金系任教的張晏誠，對中國制度的變動感受最深。2009年，上海高金以稅前40萬高薪禮聘他，薪水6年後漲到100萬人民幣。

敢給也敢要求。「一開始offer letter說8年一到兩篇頂尖期刊，到後來變成8年3篇，合約一簽簽8年，」張晏誠在過去6年有一篇美國頂級期刊發表，仍無法達到校方要求。他說：「很困難，大家都會在真的發生前就離開，目前沒有人升等過，競爭很激烈。」

其實在中國第一年，張晏誠就有些水土不服，他個人不是很喜歡那裡各方面的壓迫感，每一年都想回台灣，所以即便回到台大，薪水減半，對他卻是離開巨大的壓力艙，回歸較正常的工作節奏。

除了強大嚴苛的量化指標，中國學術服務政治的「政學合一」體制，更是新一波西進學者遭逢的特殊環境。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加強對大學裡的意識型態管理；大學教室裡充斥著攝影機、穿著便衣的巡視員在課堂對老師教學錄音、中國社科院甚至要開始對學位論文進行意識型態審查；有些學校給台灣老師的合約上明文寫著「保持中立政治立場」、「不在公開場合散播反對有關大陸政體的言論」，而口頭上更頻繁告誡不能批評政府和黨。

一位台籍助理教授就曾發生「教學事故」。在上課鐘聲響起後2分鐘，正準備踏進教室時，手機鈴聲響起，竟是學院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怎麼還沒到教室？」這位老師嚇了一跳，才知道學校能隨時「監控」課堂情況。

雖然中國教育體制是在快速現代化，與歐美的法規、制度、指標對接，吸引國際人才。但根深柢固的人治色彩，隨時引用各種規則給人「恩給」或將人「排除」，在那制度下的所有人都活在高彈性與不確定裡。而台灣人還容易遭遇玻璃天花板。（見報導《台灣人如何在中國學術叢林生存？》）

這一波跨越黑水溝的學術移工如履薄冰地找生存的縫隙。他們之中，有人待了一兩年便賠款離開；多數騎驢找馬，邊教書，邊找尋機會跳槽；只有少數安身立命想長久發展，而這類型的老師，多半到此娶妻生子、成家立業。

與始終在自由市場抉擇的台商或台幹不同，學術這條路，一直是與政府政策緊密扣連的；那究竟，誰該為這群掙扎西進的學術移工負責？

他們的出走起因於台灣市場供需失調：從1994年的410教改，廣設大學，1996年後大量專科升格為大學，碩博士班大增，台灣人對學位的盲目追逐，以為讀博士像鍍金，是博士生產過剩的大背景。

調出教育部資料，90學年度在學博士不到1萬6千人，99學年度達到3萬4千名高峰，每年約有4,000名博士畢業生。以去年103學年度為例，4048位畢業博士，僅約13%的人能進入學術界。

坐在廈門大學咖啡店裡，一位曾做過兩個博士後，近40歲不願具名的台灣博士訴說他的挫折：「我滿失望的，我失望這個教育體系，尤其是老師都從美國回來，教我們美國那套，所上設了很多條件，要托福分數、要幾篇paper，最後又不給我機會面試，不想用我，這個制度擔誤了很多人，我感覺被拋棄！」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李彥儀直率說：「我要回頭問問（學生），當初為什麼要去唸博士呢」、「我覺得（學生）自己也要思考，到了唸博士的年紀應該都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了。」

科技部科教發展與國際合作司司長周世傑也觀察，「有8成大學教授為了大量勞動力，鼓勵學生讀書；看來博士的表面成本很低，學費低，但其實投入的時間成本很高，是高風險的投資，」周世傑認為博士過剩是是教育政策、教授、學生的共業。

博士擴招的10年間，他們被「教授」的頭銜吸引、被指導教授們連哄帶騙、被教育部擘畫的大學產業幻象炫惑；同時遭遇博士就業市場全球惡化、單一崇洋指標壓倒一切、教授們延緩退休。這樣的多重夾殺讓這群六、七年級博士，私下稱台大政大等名校聯合「學術詐欺」，學生們拼死拼活做研究，卻被制度與環境集體坑殺，有種「先養後殺」、「用完即丟」的感嘆。

若拿出93學年度和103學年度這10年間大學校師年齡分配結構的變化可以看到，30至44歲的教師比例，從56%下降到29%。當教育部呼籲流浪博士別急，嬰兒潮的教授會在未來5到10年退休時，這群學術移工的心聲是：「我們是等不到了，再過幾年，我們最黃金的研究歲月已流失，那些機會只會給更年輕的一輩。」

這似乎是一群生錯時代的人，註定要被教育體制犠牲。

政府現在的做法是透過大量的「博士後研究」暫時安置還在尋覓教職的博士。金融風暴後，為了救失業率，科技部擴大博後名額，2008年的博後約1,500人次上下，但之後平均每年聘用2,200人次以上，6年花費金額超過100億新台幣。但博士後名額仍是杯水車薪，還有許多人搭不上這列車。

不願一直「博後」或兼職下去的博士，當起學術移工，有能力的到美國香港新加坡，而如今大批西進中國，從人文到資管、從電子到音樂，為了延續學術生命，一個拉一個，一群帶一群，也開始投履歷，準備西進。

中國清楚台灣博士過剩，也在此時撿便宜。負責招聘的學校對口曾在酒後誇口：「我們有錢把全台灣的博士全部買過來！」

不少學術移工還想回來，但回得來嗎？

西進的博士們知道回來的路迢迢，但他們奮力一搏。

龍岩學院的張維元說，在台灣找工作的3年期間，他每星期上6天班，白天在科大兼職，晚上到補習班，他的人格從易怒到害怕到退縮，「從有學術願景，到害怕將來什麼都沒有，為了趕場一本書都沒唸完，那3年我的學術生命被掐死了，」一海之隔，電話裡仍感受他過往受苦的張力，那個苦對他歷歷在目。西進半年，有一份全職學術工作，是否重拾學術研究的能力？張維元說，「一個棒球選手3年沒打球了，現在有合約，可以延續生命，但已不知道能不能打得好了。」張維元語調無奈，但仍有不服輸的傲氣。

周世傑表示，西進也是移動的能力，「最好能在頂尖的大學， 985是一個plus（加分），985也夠國際化；至於其他鳥不生蛋的地方，回台灣求職可能有困難。」

中研院士，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也經常到中國高校交流，他說，西進人才多了，而台灣近幾年聘人困難，海歸和本土博士都往中國去，「如果我們再把有意願的台灣年輕人擋掉，甚至不承認他們在大陸的經歷的話，等於是把他回來的路都砍斷了啊！」

對於中國高教的變化、西進年輕博士處境與動向的掌握，教育部等相關單位幾乎空白。

台大財金系副教授張晏誠去年自上海高等金融學院回來，在三級三審的校教評前，遭遇教育部回覆不能以副教授資格聘用。上海高金並不在教育部認列的155所高校，但在全亞洲財金系裡相當優異。張晏誠說：「我原本有自信回台大會很順利，系上主任都很歡迎，但我沒看到的是，香港回來的新加坡回來的，沒人質疑你的資歷和品質，大陸的年資拿回來升等時卻有風險。」教育部最後讓台大自行認定資格而順利升等，張晏誠仍經歷一段漫長的等待。而這種等待，人文科系比理工更容易遭遇，因為身處環境不同，難有一致標準。

台灣已陸續有西進學術移工回台的個案。他們有些乘機在二線學校賺錢回來，有些人不服水土悻悻然回鄉、極少數順利接軌台灣教職，更多是看到眼下，對未來掛著懸念。

這可能是台灣史上受過最完善教育的一代。但決策者洞見的不足、制度的缺失、家鄉機會有限，使他們成為學術的吉普賽人。而政府官員和整套制度對於他們的處境、可能的「回家」，都還沒有對策和準備。

西進的學術移工不會天真地認為這一切是國家的責任，也不會以懷才不遇自欺，但他們期待重新檢視頂尖大學計劃對本土博士的歧視、高教資源對年輕人的不友善，他們也希望國家正視對這個世代的剝奪，給他們公平的競爭機會，同時也要有魄力地解決長期扭曲的高教市場。

這一代的學術移工們，憤怒過，失落過，但不想就範。他們只能拼命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