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西進中國高教體系的台灣人共同的感受是，彷彿降落另一個星球，玩著另一套截然不同的遊戲規則。

曾以《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拿下金鼎獎的作家李政亮，2008年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時，是這麼開始他的「入職」洗禮。

新任老師到天津附近的酒店度過兩天一夜的課程，校方除了告知人事升遷辦法，重頭戲來了，是教老師們怎麼撰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計劃。

這個每年12月到隔年3月的年度大戲，被學界稱為「命題作文」，有點像台灣教授們在每年底要申請的科技部計劃，有無經費養助理和做研究實驗、能否出國交流，某種程度地象徵學者在學界的地位；而在中國，拿不拿得到「課題」更決定了個人升等、學校經費運用與大學評鑑。

李政亮待在南開的4年就在各種國家申請案中翻騰。一次在申請國家社科基金時，學校負責科研的主管先是告知他「專家評分通過」，但最後宣布的名單卻沒他的名字，校方最後給他5,000人民幣研究補貼；而教育部人社基金則是未公布名單前，李政亮就接到校方通知，順利拿到5萬人民幣研究經費；他後來才知道審核的評審是同校教授。

對於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來說，這是個空氣稀薄，難以落地的星球。你永遠有種飄在空中的不確定，不知會在何時，因為何人，而好運地安全降落，或被拋到外太空。

中國自由派學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系主任劉擎從歷史分析中國高校體制的特殊性。他說，在毛澤東時代，學術為國家服務，文革後，學術開始有獨立視野，不完全依附政治，但仍可用「政學合一」來理解。接著他話峰一轉：「習近平上台後，又強調意識型態，我現在說的這段話是個中立的描述，不管是好與不好，代表人文社科開始要為整個中國的事業服務。」

服務，指的是，政府有需求，學術就提供中國崛起的應用和論述。

翻開中國國家社科基金2016年度提供學者參考的課題指南，洋洋灑灑100頁，一開頭寫著：「圍繞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在相關學科中擬定了一批重要選題，申請人可根據自己的研究專長選擇申報」。

社會科學裡共23個學科，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統計學、人口學、考古學、新聞學、甚至體育學，指南裡都臚列與習近平相關的課題參考。光是馬克思主義學科，列出的參考方向有85點，習近平相關的佔了7點，像是「習近平總書記群眾觀研究」、「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研究」等；又如體育學科，除了「習近平總書記體育觀」，「一帶一路戰略與亞歐體育文化交流」也是重點。

習近平上台後，大學裡的自由度明顯減少。2014年，《遼寧日報》動員記者到北上廣等5座城市20多所高校，旁聽了將近百堂課，發現大學老師對黨的理論不屑一顧、誇大共產黨的腐敗、過度追捧西方的三權分立；於是整理近13萬聽課筆記，在報紙頭版發表〈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一文，引發高教討論；而近來還有便衣巡視員對大學老師課堂蒐證。

也因為這幾年壓縮自由的風氣，願意接受採訪談論高教體制的中國教授，幾乎都要求不具名。

對比學術自由的台灣，大學是共產黨意識型態控制的堡壘。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教授就表示：「我想這對台灣老師來說非常困難，不像我們已經習慣了『政治正確』，知道怎麼包裝和論述，不要觸犯它，妳說這是自我審查也好，也可以說是尺度的把握。」

在中國，學術思想是「宏觀調控」的一部份，當中國開始重視南海問題，海洋計劃的課題就增加。政學合一的體質，學術相當程度得服務政治，這是台灣學術移工的挑戰。

遠赴內蒙古大學任教的余炘倫，就花了相當的時間調適。

原本在左派的英國大學艾塞克斯（Essex）攻讀台灣史，回台找不到教職，3年前他來到內蒙古呼和浩特；面試當晚，被學院領導灌酒的他被問及：「你能不能暫時放下台灣史，深入做內蒙古研究？」

掙扎許久，他暫別熱愛的台灣史，來到內蒙；他開始學蒙古語，最早學會的是「ba shi」。「ba shi就是老師，我常聽學生們說ba shi，我說你們在講我壞話嗎？」學習蒙語是為了考察遊牧民族，在這個學院，他曾到包頭考察工礦開發，也到內蒙與東北交界的呼倫貝爾草原的鄂溫克自治旗考察，跟牧民學騎馬。

騎馬射箭，學習蒙語，為的是能在中國的學術語境裡生存下來。

「我剛來的時候申請幾個國家型計劃，但論述的體系跟這裡截然不同，同事們一開始會幫我修正，最後是其他老師把申請到的大計劃中的子項目分給我，從熟悉話語開始。」相比我們受訪到的台籍教師，余炘倫幸運多，在一個關注少數民族的學院裡，台灣來的少數群體明顯被寬容同理，余炘倫不至於像其它台灣學者一樣自生自滅。

中國的教育機器走雙軌，一軌是學術領導，一軌是黨的領導，前者管學術專業，後者管人事與行政，二軌並行。

台灣人熟悉的是學術規則，但在中國，若真正要站穩腳步，要能理解和配合黨的政策。在中國除了共產黨，還有八大黨派，只有極菁英的人能擠進黨的系統，而其他人的政治背景則被列為「群眾」。

上海一所高校裡的台籍教師曾被帶去參加「群眾動員大會」，會議裡，領導輪番說話，但這位台籍老師顯然很多苦水，於是舉手發言，領導們聽完面色凝重。之後同事提醒他：「所謂群眾動員大會是叫你扮演群眾，不是叫你講話。」

「儘管沒有無禁忌的學術自由，也不能說完全沒自由，」劉擎說。做為一位中國海歸，劉擎2003年回到中國時的感覺是，「開始會很暈的，裡頭有很多竅門和技巧」。

中國的學術圈子裡，經常有劍拔駑張的批判。劉擎說：「中國的生存環境、人際交往的詭譎，經常把人搞得複雜緊張，有時你聽不懂這個人說的話，而台灣的年輕人顯得純樸、坦誠，這可能是台灣學者不容易適應的地方。」

不論在學術或黨的軌道裡，權力都是相當集中的。他們透過建立層層的「學術階級」，篩選他們要的菁英。

在中國有嚴格的「年齡劃界」： 35歲前當上助理教授、40歲前升上副教授，像是個嚴密的階級階梯，是台灣博士們少有的感受。不少西進的老師們面試時都被口委點出年齡的問題：「37歲，還勉強可以，太老就不能進了」、「你這個年齡應該早升等了」。

中國每年有超過30萬名的在校博士生，碩博士平均5年可完成學業，畢業時不到28歲。明顯的劃界是因為，得在這條學術工廠的生產線上，找到最競爭最有意志也最新鮮的肝，進入學術窄門。

中國學術金字塔階梯又陡又長，在裡頭的人被分為三六九等，只有努力攀爬，才能避免被壓榨。

例如光是教授就分為四級、副教授以上才可能有研究室、著名教授才有機會給企業講課、擔任政府或企業顧問、拿大型委託研究案。一旦登頂，就能有很豐厚的報酬。

中國教育體制其實已快速現代化，包括引入美國那套法規、契約制、量化指標，試圖對接全球化，吸引國際人才。規定其實多如牛毛，但根深柢固的人治色彩，仍總是領導「決定適用哪條規定」說了算。

有權者資源一把抓，可以隨時引用規則給人「恩給」或將人「排除」，讓體系裡的人活在高彈性與不確定裡。

所以大家除了要在限時內拼paper、拼職稱（台灣稱做拼升等）、保持教學績效，但不少台籍老師表示，「最後能不能順利留下，就看系主任要不要你，全憑個人喜好」。

法令、流程、工序、合同是個表相，最大的保障給予恩給的人怎麼決定。

例如體現在研究計畫的申請上。台灣籍學者在上網申請中國國家課題時，台胞證的號碼永遠對不上中國公民身份的18碼，不少學者表示申請時被貼上標籤，容易被排除在外；而拿不拿得到課題，決定了研究能量和未來升等。

又如領導可以決定個人福利、分紅、升遷。「那回代表系上參加校師合唱團，校領導很欣賞，主任就決定一人發2,000元人民幣」、「我一直拿不到科研費，突然有天領導叫我進辦公室，就給了我5萬元的研究費」、「協助學生組讀書會，年終突然多了4,000元」⋯⋯各種實際案例在台籍教師間分享。

當然，這樣的體制也不全然負面。一位研究黨史的中國老師不願具名指出：「這個體制不夠市場化，只要你不出錯，這體制隱性地為你『兜底』（意為：保護），這時你就感覺到集體的溫暖。」

在中國，關係、人際、政治的判斷，不下於專業。若證明是「自己人」，凡事好辦。

有台灣人為了深耕中國，積極申請加入共產黨或對台研究智庫的職位被拒。台裔教師被「拔擢」入黨後，在學術圈扶搖直上的例子也有。但更多數的西進學者努力在中間取得平衡，又或當面對學生提問：「老師，台灣是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時，得聰明且迂迴地避免衝突。

也有些人始終無法適應，一心離開。

政大公行系助理教授傅凱若，去年從上海財經大學離開，回到台灣。她原本接受上海財大公管學院院長，也是杜克大學教授的牛銘實邀請到財大。牛銘實來自台灣，他按美國薪資與條件招聘中國和台灣海歸，企圖走全美式的國際化路線，但後來財大換了校領導和院長，美式的改革路線出現變化。人走茶涼，作法改變，不少海歸老師相繼離開，傅凱若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不論是政學合一、學術階級、恩給制度、人脈圈子，這些都適用在這體制下的所有人，包括外國人。只是，中國人很明白遊戲規則、外國人或美籍華人也有相當話語權，相對下，脫不掉台灣身份烙印的台籍老師，處於「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窘境。

那包括進入各種中國國家系統裡你要輸入的代碼，台胞證號碼永遠對不上中國身份證上的18碼；那也包括對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和概念，以及對學術自由的理解。

台灣人表現出的身份尷尬，讓從小被教育「台灣是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中國人來說，也是鄉愁的。當他們與台灣人一起教課生活、當台灣人開始教育中國的下一代，做為政學合一的教育機器，他們也自然地懷柔，希望改造西進的學術菁英。

7月20日，廈門將舉辦第一屆「博士台生台灣史研習營」，全程免付費，甚至補助台灣過去的博士生機票。主題是台灣史研究，宗旨就大刺刺寫著，「就兩岸現況，如何導正台灣錯誤史觀等，發表看法」。

充滿意識型態、時而要為政治服務的學術，不禁要問，台灣人如何在這樣特殊的學術叢林中生存？

獨特的學術叢林已有自己的生態系，其量體已龐大到可以走自己的路，「我的地盤，聽我的」。

從台灣到中國發展多年的一位法學老師指出，這是中國的「半封閉體系」特色。它獨特的在地全球化，依舊吸引絡繹不絕的人前來了解和利用這市場

他開設一堂談「中國法律」的課上，學生來自伊朗、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為何要學中國本土的法律？理由千奇百怪，一位伊朗學生說是來學反貪腐，他的理由是：「雖然中國排名不好，但伊朗排名更差，just make！」

中國正處於用各種學科來分析本土現象的階段，中國知識體系已自成一格。這龐大的本土化知識，也正透過國家力量轉譯成英文，進入全球；例子之一是由政府支持，有3千名員工，囊括中國7000多種自然科學與社科期刊的「中國知網」，正在建立中英雙語對照版本的期刊。

這是屬於中國的大時代。加入的人可以用作家張愛玲的「一襲爬滿蝨子的華麗衣裳」看待，也可以換個角度，想像自己正加入巨大學術金字塔的成形。

只有洞悉學校叢林裡的燥熱與騷動，才能保持警醒，勿忘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