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報導者》選擇「西進學術移工」為題，前後刊出了數篇文章和影片，而公共電視談話節目「有話好說」以及三立新聞也跟進討論，顯現台灣高教市場的結構性問題。

做為一位西進的學術移工，我感覺自己成了「被報導者」。雖不是以學術明星姿態出身，也不是以受害者發聲，但對我個人而言有種「刷存在感」的fu。謝謝《報導者》還記得這群默默為理想、為學術耕耘的學術移工們。

當然，這群學術移工不僅有「西進」還有「東渡」、「北上」、「南向」。個人只能針對自己所了解的現況作陳述。中國大陸的學校因為各省市、各部屬、各院系、個人條件等不同，每個述說西進故事的人，都會呈現不同的待遇和情況，所以可說是一人一議。

西進移工西進動力各有不同，有不少是追求教學與學術志業而移動。對我來說，讀博士班期間早已經萌發西進之路的想法，因為身邊的朋友、前輩不時感嘆學術人力市場的萎縮，所以這種危機意識時常出現。在努力積累期刊論文、研習進修、學術會議，並在各大學兼課培養教學能力約6、7年後，這些經歷成了我西進求職的籌碼。

2009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我從兼任講師升到了兼任助理教授，但我並沒有把心力放在台灣的教職上，主因是意識到自己的能量不足以突破重重人事關卡，於是西進成了選項。

到中國高校求職，必須把握「三金四銀」的原則，因3、4月是求職的黃金時段。在沒有學術人脈的情況下，求職訊息須自行到各校人事處查閱，按照各校的要求寄送文件給校方，為了保險起見也會寄給該學院的院長或系主任，而事後主動積極聯繫是很重要的關鍵。我前後大約投了近100家大學，第一個面試我的學校位在福建省但並非重點大學，它們開出了20萬人民幣的年薪（稅前），但和幾位中國大陸友人討論後，我放棄了這個機會，主要是考量到編制和平台（學校聲譽）的問題，還是優先考慮中國的重點大學與沿海省份的學校。

於是2011年初，我正式踏上中國大陸教書之路，但該學期學校並沒有正式排課，好讓我適應環境處理其他問題。更幸運的是6月底我便收到了某985高校的面試通知，經過學院、學部會議的審核，我至今也待了近5年。近年到中國任教的台籍教師有大幅增長的情況，有的是早期在中國求學而留下來成家立業；有的是因為台灣高教市場萎縮來這裡找尋新的機會；有台灣高校培育的新科博士，更有歐美大學名校畢業；當然也有部分教師是因為被挖角而來。但共同的特徵都是找一個「舞台」，「開創」一個機遇。

任職5年裡，我也試過投履歷回台灣，但最終結果都是徒勞無功。有的是面試過後，問我願不願意改聘為一年一聘的專案（明明徵才公告要的是專任），最後名額還是被學校收回，因此整個應徵過程白費一場；有的是面試過後通知錄取了，但因應徵公告列出需具備台灣教育部的教師證書，而我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證書」。一般新科的博士是不會有相應職級的教師證書，往往需要兼任2-3年學校才能代為申辦，或是當上專任教職，學校才會幫你辦理。

此外，我也應徵過日本的大學教職。

與日本和中國相較下，台灣高校的求職過程確實是耗時耗錢，比如要學位論文、成績單、論文著作原件、教學大綱、教學評鑑、各類證書等等，同一份資料需要一份到六、七份不等，這些文件資料是否真的能發揮效果令人質疑。最終我收回寄出的應徵資料時才發現，文件是原封不動的退回，似乎沒有被拆封閱讀過。

其次，台灣教職面試還得經過層層的人事審核，這種審核過程往往牽扯各系、各院的人事利益。求職過台灣教職工作的人都知道，學系面試過後需要持續保密，因為之後的各關卡都可能會「翻船」，所以須等到學校發給正式聘書後才能曝光。我實在無法理解，這種防備是不是多餘的？還是突顯台灣高校的徵聘文化「水很深」。

即使進入面試後，也可能受到不同領域的委員質疑，問的問題根本就和面試者的研究專長無關。研究歷史的卻問你外國文學，研究數學的卻問你人力資源，「術業有專攻」應該以能展現面試者的專業知識為考量，並非天馬行空的提問。

時代在改變，我真心盼望台灣的徵聘制度可以有所改善。早期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可直接聘為副教授，有講師資歷的教師透過進修博士亦可往上提升職稱，那是台灣的黃金時代。僧少粥多，所以一個博士可能有兩三個工作機會，這家沒有還有下一家，而這些教師的確也為台灣學界貢獻了畢生所學精力。

如今，僧多粥少，為了求得一職往往都需要透過大量的裙帶關係，而且毫不避諱的表現出來。因為還有所企求，許多人都選擇沉默，選擇不公開求職文化下的黑暗。所以在大學自主聘用的大旗下，學系、學院更能恣意妄為。

近年，在所謂少子化的效應下，各校出現了「約聘專案」的工作，雖說是害怕少子化，不如說是對青年學者不信任的「觀察」。在約聘期間你必須完成學系要求的各項任務，包含舉辦研討會、找產學機會、擬演講稿等，照學校的說法經過一段時間後會「扶正」；也因此，許多的青年教師忍氣吞聲地等待專任的機會。倘若能苦盡甘來得到一職也就罷了，若是到了最後因為員額不足無法聘用，這種苦楚確實令人心碎。

究其徵聘文化的問題，在於看似講求民主程序中每道關卡裡都牽扯著許多人事關係，經過各方勢力角逐後招進來的人，往往是最聽話、最乖順的人。其次，由於市場的競爭激烈對於求職者的要求也越來越嚴苛（例如要發多少論文、要接行政事務等），這些情況，讓原來最具生產力的新科博士，對於研究和教學是應該最有熱忱和理想的一群人，卻把時間花在找工作、搞人事關係，即便找到工作後也是每日忙於各種瑣事，無法專心致志的做好教學研究工作。

台灣大專院校必須儘快建立友善的求職程序，讓求職者的聘用過程公開與透明，減少各種人事關係的介入，更避免曠日廢時的等待，除了讓求職者感受尊重與禮貌，也讓人才為台灣所用。

台灣的高教問題不是三言兩語，或幾個人說了就算。而且上述的問題背後，還有許多的問題，比如:學費的調漲、學科學系的紛亂、年金待遇、教職第二春等等。改革必然會犧牲部分人的利益，拿多的人還想要更多，追求公平正義的改革是必然的，吃了一口就別拿兩手；只有秉持「永續」的想法，才不會讓上下世代之間產生對立。上一代人感恩時代創造的機遇，體會時代變遷過程中下一代人遭遇的艱苦；下一代人感恩上一代人的提攜，提升未來工作的要求和條件。真心期待台灣高教發展能有撥雲見日的一天。

（作者簡介：六年級後段班土鱉博士，西進中國高校5年待過2所大學，主要從事國際事務交流。還懷抱著回台服務的大願，期待有天能再次享受到便利商店的服務，吃到大腸麵線和臭豆腐、呼吸自由的空氣、自在地上臉書，把教學和研究經驗留在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