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與多數人一樣，隨著年歲的增長，開始關注自身所迎對的處境和問題。

這個暑假，藉由投入「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研究原住民族健康不平等的工作，我有機會參與一場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的年度評議會。隨著會議過程對於都市原住民健康情形的討論漸深，身為都市原住民第二代的我，對長輩們「被迫遷徙」的歷史遭遇進行反思，漸而亦由源頭嘗試釐清，都市原住民從何而來？面臨著什麼健康困境？往後又得從何而去呢？

從叔父的口裡聽說，早些年，我的父母在部落辦完婚禮後，沒隔好些日子，便開始匆忙地將輕便上手的家當，還有他們自己，緊緊繫在一輛買來當嫁妝的石橋打檔車上。兩人一車，看上去彷彿毫無掛念的離開了部落，展開了長達30年的都會生活——成為第一代「都市原住民」（以下簡稱都原）。

那是1970至80年代，山地原住民族人由原鄉出走、集體外移的一種常態。叔父說，我爸太瘦了，不能留在山上，跟著當時在原鄉四處買地伐樹、採集原料、工程繁重的紙漿廠操勞，所以他索性決定帶上我媽，就往彼時「錢淹腳目」的大城市裡，碰碰運氣去了。

當部落數百年來傳統的生產方式，在政治經濟奔流不息的的變化裡，悄然由資本主義主導下的新興政經秩序全面接替，部落生活物資逐步商品化、資源分配的漸進邊緣化，致使族人不得不向外遷徙，以獲致資源、教育程度的提升，滿足當今社會的期待。

寄望於社會上不同的就業選擇中，找到一股向上流動的湧泉，擁抱「改善社經地位」的美好憧憬，成為台灣原住民族人生之根本的夙願。所以叔父只是一再告訴我：「那個時代，外頭處處是機會。」在改變先賦社會地位的浪潮底下，部落青年大的拉小的、男的偕女的，誰都像是深受一股躁動而無形的龐大力量所驅策著，踩上機車踏板啟程出山，為他們自己尋一個「錢淹腳目」的美夢。

那時候，如同我的父母一般，許多族人不曉得成為「都原」的意涵，只知道沒錢的感覺，卻又總是深信自己，在遠眺城市光景的視野裡，嗅到了「機會」。

根據原民會2019年7月的統計數據顯示 ，目前全台灣原住民族人口，總計約56萬人，其中有超過4成比例的人口（約27萬人），居住於都會地區。

面對此般嚴峻的現況，身為都原第二代的我，不禁深感好奇，原住民族人的健康狀況何以致此？面對政治經濟歷史發展下所有最難堪的事實，原住民族人的整體健康情形、生存前景，又該如何是好？

從學界分析原漢健康不平等現象提出的解釋來看。其中不乏將「經濟遷徙」被視為一大主因的論述。

具體而言，諸如我父母這代的都原長輩們，所承受的「風險」和「壓力」，大多與遷徙行為附帶的社會與文化情境的巨大變異，以及從事職業的類別有關。最終「成本」與「代價」，則正是他們在身、心理健康上，劈面迎受的嚴峻挑戰。

然而我從沒有真正的機會過問父親，當時攜家帶眷從鄉下老家啟程，住進簡破的紙箱工廠兼當載貨司機和門口守衛時，每天晚上都在想些什麼、擔心些什麼。我只是一再透過叔父總是語帶保留的記憶回顧和研究文獻，猜想他們曾經過得並不好——其實是很不好。

據原民會2019年3月對台灣原住民族人的就業情況調查發現，近5成的原住民族人從事製造業、營建工程業、農林漁牧業、運輸及倉儲業等高耗體力型相關產業，其中就包括我的父親和叔父。

曾幾何時，一代代外出尋找機會的部落長輩，一批批的成為都原，離部落的土地愈來愈遠；然而，原初盼望的好的經濟生活、好的教育水平、好的社會地位與好的前景，只有少數人得以實現。相對於此，大多數人仍只是在世代交替間，於都市裡遍尋翻身的機遇卻又飽經挫折，對適應環境的焦慮總是揮之不去。長期下來，不少「都原」長輩們的身心健康，深受國家整體政治經濟發展策略下的邊緣化影響，早已形容枯槁，健康不平等的處境不難理解。

在台灣，從原鄉到都會，車程大多毋須超過兩個小時，卻足以使不少「都原」長輩們，感覺置身異域。遠的從來就不是原鄉與都會的距離，遠的是文化、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日常生息間，「都原」能從生活種種的附加壓迫下，大口喘氣，都成了奢求。

與此同時，策略的實施，卻相對忽略了近半數遷徙至都會地區飽經挫折的都原人口。歷來，衛福部持續推動「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一面撥予地方經費，一面與在地非政府組織建立協作關係，今年 （2019） ，中央更自行制定社區家戶訪視的工作目標，蒐集區域族人的健康資料，釐清需求與成因，策劃因應措施 ，亦同時尋覓面臨就業困境、經濟壓力與健康問題的區域個體，轉介相關單位，提供教育訓練、物資救助抑或輔導單位介入的管道，協助族人的日常生活返還常軌。

然而，此般美好而有助於改善都原困境的計畫，卻遲至近些年，方有嘗試從部落引入都會的實際行動。

根據原民會針對都會地區原住民人口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擁有最多「都原」人口居住的4大城市，依序為桃園市（24.57％）、新北市（19.7％）、台中市（11.34％）、高雄市（9.79％）。其中除高雄市以外，新北、桃園、台中等縣市在執行部落健康營造計畫時，皆未針對區域內都會地區提出設置部落健康營造中心的計畫。

以唯一在都會地區執行計畫的高雄市為例，今年度經執行單位的評估結果，發現該地區都原的主要健康議題，聚焦在族人的心理健康照護需求上，計畫遂與在地文化健康站、發展協會與教會組織的資源連結，以辦理為時近半年的系列心理健康講座課程，帶領區域族人認識憂鬱症以及適當的舒壓方法。計畫執行間亦在4個月內，走訪9個村里，彙整在籍族人所需，轉介社福單位與就業培訓機構。除就當前健康情勢找尋解方外，也同時關注健康狀況的背景成因，並嘗試改善。

進一步探討計畫開展於都會地區的初步情形，除了不受政府中央有關部會重視的困境外，一些暫時無以克服的難題，依舊隱隱產生影響，以致計畫所勾勒出的完好情境──一個透過社區自覺與組織，全面改善原民健康處遇的美夢，現下仍只留於眾人的期待之中。

對於為數不少的都原而言（除了部分早早嫁入平地的婦女外），包括我的父母在內皆會認同，遷徙本非意味著覓尋更好的去處而後定居在那裡。相反地，他們深信自己有朝一日終將落葉歸根的信念，通常十分堅定。此番情狀，也清楚地反映在我們鄉下老家抽屜裡的戶籍資料上，不管我的父母曾經往外頭走得多遠、跑得多快，身分和姓名都還在。

這種心繫原鄉的情懷，無意間形成了「人在籍不在」的遷徙現況，經常造成地方政府在推動各項社福與健康工作時，無法充分涵蓋目標對象全體的執行困境。例如，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推動市區原住民族人的家戶訪視工作，關懷家庭就業情形與收支狀況以及健康狀況等等，通常只能有限觸及設籍台南市境內者，理解其需求並介入輔導，相對易將因工作或就學緣故，具高度流動性的族人排除在外。

不過，倚賴特定組織向外擴展，代表著無法真實估量的服務對象，這些為數不少的「外籍」都原，最終是否獲致社會保護機制的庇蔭，變得必須仰賴於他們自身的交遊圈廣闊與否，廣闊至得以與特定組織的人際網絡相互連結。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8條：「政府對於居住原住民族地區外之原住民，應對其健康、安居、融資、就學、就養、就業、就醫及社會適應等事項給予保障及協助。」早已明示了政府應重視「都原」遷徙者健康狀況的義務，對此，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