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來德國經濟被一種過去罕見的悲觀景氣所籠罩：經濟成長已連續4年陷入停滯的頹勢，眼下其他同儕國家都從疫情與俄侵烏戰爭的雙重衝擊下加速復甦，德國的成長曲線卻像《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所諷刺的，再度當起了「歐洲病夫」──它今年預計將以-0.1%的成績，繼續連任OECD國家中的吊車尾、歐盟區拉低平均經濟成長率的主力軍。

0.1%的負成長，所意味的是眼下一連串產業悲報的轟炸：

汽車龍頭福斯（Volkswagen）一面加碼投資中國的同時，近期也傳出正準備關閉德國境內的工廠，推估可能因此裁撤3萬個工作崗位。

前身是19世紀以降德意志民族工業崛起的最重要象徵、以頂尖煉鋼技術享譽當年之「鐵與血」中的「鐵」──鋼鐵業巨擘蒂森克虜伯集團（Thyssenkrupp）──今年5月驚傳要分拆旗下營利不佳的鋼鐵部門，將股份逐步出售給捷克億萬富翁克雷欽斯基（Daniel Křetínský）。此決定反映了集團正在放手鋼鐵業的方針，使得該部門2萬7千名員工的飯碗前途未卜，更連連引發決策層與工會間的風暴，

此外，世界最大化工集團巴斯夫（BASF）、汽車零組件暨電子製造大廠博世（Bosch），乃至於為德國打造出「隱形冠軍」之美名的機械製造業，都連連爆出減單衰退、或是關廠裁員等消息。

這一回，德國並沒有像之前遭遇2008年金融海嘯／2010年歐債危機挑戰時那樣，危機初過即迅速一枝獨秀，開出了2010年代德國撐起歐盟經濟一片天的經濟黃金期。當年，歐盟其他國家勞動力與資金因本國的不景氣轉而流入具備龐大工業基礎的德國，後者在鄰近各國廉價人力源源不絕湧入的加持下儼然成了「歐盟工廠」，也再次擦亮了「德國模式」這塊歷史悠久的老招牌。

所謂「德國模式」的成功來自三大要素的結合：廉價的能源和原物料、相對低廉的工資以及技術領先──這是讓德國經濟從19世紀末起飛成為「世界出口冠軍」（Exportweltmeister）、乃至於二戰後至今都還能在世界市場上呼風喚雨的不二配方。

然而自2020年以來，國際秩序發生了自冷戰結束以來前所未見的劇烈變化，「新冷戰」逐漸成形的態勢下，「德國模式」的成功基礎也迅速被淘空。

一方面，德國產業原先高度仰賴廉價的俄羅斯能源與中國原物料供應鏈，這兩項前提都因普丁（Vladimir Putin）侵略烏克蘭以及習近平轉向內循環經濟，而不再可能、或受到極大衝擊。另一方面，俄侵烏戰爭後，歐洲的嚴重通膨也幾乎抹去了德國生產成本相對低廉的優勢。

國際地緣政治經濟的驟變，恰巧又與德國基建投資不足、人口老化勞力短缺、行政效能低落等因素形成連鎖反應，結果就讓原本的「歐盟火車頭」，彷彿又要翻落成「歐洲病夫」。

百餘年屢戰屢勝的「德國模式」如今破功，此一前所未有的變局嚴重衝擊了「德國作為生產基地」（Standort Deutschland）這個德國社會根深蒂固的想像，更是讓德國輿論頻頻發出「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ierung）、「產業出走」甚至「德國崩壞」的警報──這些不安與恐慌，已不再只是單純關於經濟生活，也蔓延成對政治共同體的信心挑戰。

在「德國作為生產基地」之想像的背後，是德國人對以製造業為主之經濟成就的高度崇拜，而這長久以來都是德國人有別於他國人民的一項招牌標誌。

相對於那些將製造業外包後重心轉向服務業、並走入「後工業化」的西方同儕，德國至今依然保有一整套從鋼鐵、化工、機械、電子直到汽車所互連而成的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這始終都是德國大眾民族自豪的主要來源之一。而能否維持這個「生產基地」，更是德國選民對執政者的重要評分項目。

以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SSP）在2013年做的民族認同第三次跨國調查（National Identity III）為例，有高達近9成德國受訪者的民族自豪感指向「經濟成就」（台灣則只有4成多），遠超美、英、法等西方同儕；相較之下，後者的民族自豪則主要來自「歷史文化」這類民族認同的常見要素、又或「民主成就」這種民主先進國的經典價值。

對此，長期主持萊比錫大學威權主義研究（Leipziger Autoritarismus-Studie, LAS）的社會心理學家德克（Oliver Decker）便指出，作為「生產基地」的經濟成就，是維繫著當代德國這個民主政治共同體的一大關鍵；反之，當共同體的經濟表現失靈之時，對經濟的崇拜也就容易變質成餵養反民主和威權主義的養分。

根據LAS長期觀測的結果：2010年歐債危機、2015年難民危機、2022年能源危機這幾場涉及經濟問題的危機中，德國社會極右民粹的政治聲勢──即德國另類選擇黨（AfD）──都有顯著上升。

與此相反地，2000年代起德國貧富差距也如其他西方國家一樣急遽擴大，但德國相關的反建制抗議始終不如他國明顯；此外，2020年的防疫政策同樣在西方國家掀起了反建制的民粹巨浪，但當時AfD在德國的聲勢卻反而跌落低谷──德克對此解釋道：

「因為後兩場危機下的德國經濟表現都相對穩健，『德國作為生產基地』的信念依舊能維持著共同體的穩定。」

AfD已非過去德國主流社會眼中的過街老鼠，如今這個政黨依舊不改極右民粹的本色，但其所吸引到的群眾光譜卻已開始主流化：他們愈來愈多來自中產階級、企業小老闆、大學學歷、高收入者、甚至Z世代的年輕族群；其中不少人經濟無虞，而不再是過去所想像的「經濟弱勢」、「全球化魯蛇」。他們泰半自認是主流的「中間選民」，與其他中間選民的差別只是──票投極右翼。

另一項與其他主要政黨支持者不同的鮮明特徵是，AfD支持者憂慮經濟處境的比例遠高於前者（32% vs. 65%）。那麼綜上所述就可以知道：AfD選民愈來愈多來自「現實經濟尚且無虞，但卻對眼下經濟處境與未來預期感到憂慮的主流大眾」。

「現實尚且無虞，但心理憂懼」其實也正是歷經兩年嚴重通膨之後，經濟停滯、指標性大企業頻頻裁員的窘境裡，幾乎所有主流民調所反映出來的集體氛圍：近兩年深受通膨之苦的德國民眾對本國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都達6成以上，但當被具體問到眼下是否擔心自己近期會失業時，又有高達8成以上表示「不擔心」。

德國大眾這種矛盾微妙的心態，恰恰可以用德克的說明來總結：

「當人們普遍擔憂『我們國家』的經濟正在變差時，對極右翼的支持就會上升。關鍵不在於個人的經濟處境到底如何，而是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評估。」

換句話說，德國人對經濟成就的執念、對德國作為一個經濟強國的想像，並不完全都與個人實際的經濟福祉掛鉤；對經濟強國的嚮往不完全是出於「國家經濟強盛，個人分享好處」的功利邏輯，而更是「國家經濟強盛，個人與有榮焉」的歸屬認同──極右民粹的支持者口口聲聲「務實談經濟」，實際上談的常是另一種形式的「民族主義」，一種以經濟成就為內涵的民族主義。

這也解釋了德國社會眼下的一個微妙之處：就各項數據來看，儘管德國經濟陷於停滯，但經濟生活仍大致穩定，失業率還未顯著上升，甚至最近還通膨回穩、薪資上漲、消費力略升，但仍因整體欠缺信心，助長了極右民粹聲勢居高不下。

儘管AfD抓住機會大打經濟恐慌牌，聲稱德國正在去工業化、且這是政商勾結的陰謀──執政菁英系統性地放行產業轉移到成本低廉的國外、藉此淘空國家經濟以圖利企業財團；但從經濟專家的角度來看，即使行駛百年的「德國模式」業已拋錨，但產業卻無明顯外移的跡象。

根據慕尼黑萊布尼茲經濟研究院（ifo München）2024年2月的一項研究，眼下德國遭遇的並非「去工業化」，而是「結構轉型」的陣痛：從傳統資本密集、高中間消耗（即需要大量能源與原物料）的生產模式，轉向以技術研發為主、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模式。

只不過，在轉型摸索出新方向之前的陣痛期，以經濟成就作為民族認同之一大執念的德國，恐怕不時都會籠罩在右翼威權主義重返的幽靈之下。

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當代德國人對經濟成就的崇拜，及其背後與威權主義藕斷絲連的蘊含，是怎麼形成的？對此，「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這個概念扮演了關鍵角色。

「經濟奇蹟」一詞可以回溯到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上台後的納粹時期。希特勒的最大目標即發動侵略戰爭，為此納粹政府大舉擴張軍備，預算挹注的規模達到空前絕後的GDP 23%。舉國投入軍備生產的動員下，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超過30%）在短短數年內就被扭轉，到了1937年甚至出現全民就業、勞力都還供不應求的現象。

德國民眾轉眼間就從原本深陷失業恐慌的地獄中雞犬升天，納粹當局便將此宣傳為「德意志經濟奇蹟」（der deutsche Wirtschaftswunder），這個說法也被驚嘆的外媒所使用（對比其他國家如美國當時的失業率仍高達近20%），「納粹很會拚經濟」的神話也自此流傳開來。

然而，全民動員擴張軍備所帶來的只是一種虛假的繁榮幻象，用德國經濟記者赫爾曼（Ulrike Herrmann）在《德國，一場經濟的童話》（Deutschland, Ein Wirtschaftsmärchen）裡的話說，它所造成的事實上是一種惡性循環的經濟：擴張軍備需要進口大量資源，為此幾乎耗盡了納粹德國的外匯；為了賺取外匯又必須生產日用商品外銷，但在舉國產能投入軍備的情況下又無力做這些商品的外銷生產。最後，根據納粹的邏輯，突破資源與產能瓶頸的唯一出路只能是發動侵略對外掠奪──此即納粹之「生存空間」（Lebensraum）意識形態背後的經濟邏輯。

在這種惡性循環的經濟裡，一切都為了軍備生產的極大化，納粹將薪資凍漲、工時加長，民生物資也始終都嚴重短缺，購買日用品必須大排長龍，而奶油等奢侈品更是被嚴禁。因此，在這種全民就業拚軍備的「德意志經濟奇蹟」下，德國人均消費與生活水準卻反倒不如1920年代的威瑪時期。

此時德國人民對納粹經濟的認可，一方面建立在對威瑪末期大量失業的恐懼心理上，這使他們安於低水準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則來自舉國上下崇拜元首的集體狂熱，大家就算勒緊褲帶也要擁抱屬於德意志帝國的這場「經濟奇蹟」。

德國「經濟奇蹟」神話創造的伊始，我們就已能看到前文提過的鮮明特徵：對國家經濟成就的崇拜，與其說是出於個人為己的務實，毋寧更屬於集體「強國信仰」的民族主義。

就像所有類似的集體信仰都能被當成替代解決現實問題的方便鎮靜劑，「經濟奇蹟」亦如是；該信仰作為集體鎮靜劑，在納粹帝國元首隕落、德國新生之後，仍繼續被保留在戰後社會裡，成為安撫人們元首崇拜之癮頭的替代品。

1945年5月8日納粹帝國無條件投降，自此德國社會進入了史稱「零時」（die Stunde Null）的階段，它標誌著要徹底告別過去黑歷史，將一切歸零並重新開始。

只不過，在克難的廢墟中面對冷冬與旱災導致歉收的飢荒、於猖獗的黑市下掙扎求生的德國人仍有太多脆弱的藉口，將自己視為受害者，選擇性遺忘不久前的瘋狂暴行，並對納粹過往保持陰陽怪氣的沉默。沉默的背後，是苦日子中瀰漫不去的納粹依戀，以及對過去的美化。

大眾的這種態度在1948年飢荒下的一起事件中展露無遺：盟軍占領德國時，為後者帶來大量物資援助，但德國社會卻流傳著盟國暗地將德國物資運回本國才讓德人挨餓的陰謀論。為此，美軍特別拍了一部解釋戰後世界各地都同樣鬧飢荒的紀錄電影播給德國民眾看，但此舉反而引爆怒火，讓德國觀眾怒吼：「赫曼（即納粹帝國元帥Hermann Göring）才不會讓我們挨餓！」

直到走過「零時」的飢荒，進入1950年代都還有48%的德國人（西德）認為希特勒是偉大政治家──要是他沒發動過戰爭的話。

對此，心理分析家米徹利希夫婦（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便以「哀悼的失能」（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來形容這種戰後德國人的這種集體病理現象：對希特勒的崇拜就是這個民族自戀自憐的投射，這位德意志的偶像在敗亡之後，旋即成了人們矛頭所指、方便卸責的對象。就這樣，德國人在讓自己從過去解脫以便重建生活的同時，也自我剝奪了正視過往、為暴行與悲劇哀悼的能力。

為自身歷史哀悼的能力，正是一個社會能走向當下、形塑共同體的前提；哀悼的失能讓戰後德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自我剝奪了重塑民族認同的可能性，「德意志民族」這個概念乃成為一個充滿問號的禁忌。

此外，在1949年先後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RD，即西德）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DR，即東德）亦各自繞開了「民族」這個課題。東德捨棄了民族認同，轉而擁抱社會主義式的國際認同；西德主流社會則對「民族」持高度批判態度，同時亦務實地擱置民族統一議題。

換言之，戰後初期德意志人在民族的過去成為禁忌、民族於當下分裂，以及冷戰對峙中安全需求優先於民族課題的情況下，面臨了共同體的認同無所著落的問題──在東德，一套社會主義式的官方敘事很快成為新生國家認同的基礎，而西德所尋找到的出路便是「經濟奇蹟」。

1950年代，「經濟奇蹟」的魔幻時刻再次降臨到西德：它從原本專家悲觀估計人均須努力12年才買得起一雙新鞋的抑鬱國度，短時間又急速起飛，在1951年就從入超轉出超，從此外匯存底年年水漲船高。不到10年，「世界出口冠軍」就成為它驕傲地用來自我封神的稱號。

聯邦德國之所以能在戰後短時間內就見證「經濟奇蹟」，出於一系列幸運的條件，其中有兩個不能忽視的背景因素：首先是德國原有的工業基礎在戰爭期間實際上並未受到嚴重打擊，盟軍的空襲主要集中在運輸設施，一旦物流交通復原，德國戰前作為「世界工廠」的產能就能重新上軌道。此外再加上韓戰爆發後，美國對軍備後勤的大量投注在西德掀起了一波「韓戰經濟榮景」（Korea-Boom），使其在難以想像的短時間內就恢復了過去出口大國的地位。

而奇蹟的發生，則是依循我們至今已熟悉的「德國模式」：戰後西德社會貧窮但又勞力充沛（除了東歐德裔難民之外，至1961年柏林圍牆建立之前更有260萬人陸續逃離東德進入西德），壓低了工資水準，生產成本低廉加上原有的工業基底，讓他國產品根本無法與「Made in West-Germany」競爭。

聯邦德國1950年代的經濟奇蹟無疑既是救贖也是療癒。

一方面它是救贖：能以那些眷戀納粹統治的人們所熟悉的語言，說服他們肯定聯邦德國這個對過去敵人（即西方陣營）馬首是瞻的臨時建制，也因此將德意志社會的保守派（同情威權的他們過去傾向蔑視民主）轉化成民主制度的支持者。

另一方面也是療癒：「經濟奇蹟」的信仰再度發揮了鎮靜劑的功能，讓西德社會能免於反思歷史之痛，很快地就找到一個方便直白的共識，肯定新生的政治共同體，在此中忘卻過去、埋首拚經濟、專注新生活。

以對歷史的沉默為代價換得政治穩定的經濟奇蹟時代，西德人民對聯邦德國作為民主國家的認同，毋寧是一種對權威的認可，而不是出於參與民主實踐而得來的認同──直到AfD邁入主流、成為常態的現在，德國人才體認到上述那種鎮靜劑與威權藕斷絲連的副作用。

回顧1930年代和1950年代那兩段都被稱作「經濟奇蹟」的故事，儘管兩者的內容與意涵都大相逕庭，但都扮演著一種「替代權威」的角色。用前文提到之威權主義專家德克的說法，對經濟成就的信仰也是自願服從於權威的表現，只是這種權威乃是經濟邏輯，而非個別政治人物。

對經濟成就的信仰在戰後的特殊處境下，在忌諱民族主義之聯邦德國裡生根，作為後者「後民族主義式」的一種替代認同，並一路隨著「德國模式」在世界經濟舞台的所向披靡而逐步壯大，直到如今成為形構當代德意志認同的重要成分。

它和聯邦德國另一項重要的認同成分──對民主憲政的信仰──一路相輔相成，但也不時發生內在緊張。在不同時局吹起的不同景氣風向下，對經濟成就的信仰當年能被納粹用來為希特勒造神、也能夠被聯邦德國政府用來說服人民信任民主、更能被當今的極右民粹利用來顛覆民主。

面對國際局勢驟變下「德國模式」失靈的挑戰，德國紅綠燈政府在綠黨籍（Die Grünen）的經濟暨氣候部長哈貝克（Robert Habeck）的主持下，搬出了以「綠色經濟」作為新願景模式以維持德國這個「生產基地」的策略。

然而，一方面由於冗繁之氣候規範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齟齬仍難以調解，另一方面更是因為紅綠燈三黨聯合執政內部路線衝突不斷，讓選民對以「進步執政」為口號之紅綠燈政府的信心崩落谷底。在經濟數據低靡、「綠色經濟」遲遲無法兌現承諾的困局下，德國社會傳統對經濟成就的信仰與執念，就順勢演變成「進步理念vs.經濟發展」的對撞，也讓綠黨成為千夫所指的箭靶。

眼下德國政治檯面上最為尖銳的對立，幾乎可以被化約成「極右民粹（即AfD）vs.綠黨」的態勢。此一對立除了是一場「反建制／反政治正確vs.自由派／進步派」的文化戰爭之外，更與德國社會的經濟信仰糾纏不清，讓情況愈演愈烈。

只是不知另一個從「亞洲四小龍」到「半導體王國」的經濟奇蹟故事，是否也可能押著相似經濟信仰的歷史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