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詢問員制度從2017年引入國內已有一段時日，對於第一線的司法實務工作者來說並不陌生，也看到司法詢問員（Forensic Interviewer）這個角色對於弱勢證人給予協助，讓身心障礙者或兒童遭遇到性侵害犯罪時，不會因為弱勢的緣故讓證述的內容無法確實傳達，以致於進入司法程序後反而遭受到二度傷害，甚至得以透過司法詢問員適切的「轉譯」，讓弱勢被害人的聲音完整地呈現在司法程序中。不管是從最初的警察詢問、檢察官偵訊、甚至在法院審理的交互詰問過程中，如同筆者先前曾以「搭橋者」來加以形容，司法詢問員在目前刑事實務中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司法詢問員引入的目的跟角色的功能，筆者先前曾在〈司法與弱勢證人的「搭橋者』：司法詢問員制度的體檢報告（上）〉一文所指出的，主要是希望將司法心理學的應用，引入司法人員的辦案程序，尤其兒童、智能障礙者作證能力存在先天不利因素，例如語言能力、記憶、易受暗示與社會情緒等，在詢問這類弱勢證人的過程中，如何在短時間建立關係，營造舒服、支持的談話環境，並使用不誘導、非暗示、適齡的問句進行提問，且用字遣詞依其發展階段做適度調整，協助兒童、智能障礙者理解問題，這些都能讓偵辦的司法人員撥開層層迷霧，看到真相。

至於司法詢問員的養成及來源，主要為社工、心理師和特教老師，也有少部分為經推薦的專家學者，如提到司法詢問員制度就會想到的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趙儀珊、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朱惠英，司法詢問員是透過一連串培訓所取得之資格，在台灣冤獄平反協會例行性出版的電子報《冤冤相報》中，就介紹司法詢問員大致的培訓過程：

「培訓內容分為初階（至少20小時）與進階課程（至少12小時），初階與進階課程完整受訓後，方可報考筆試測驗，掌握並辨識何謂有誘導或有汙染之問句；待筆試測驗通過後，就會進入實務技術檢核，參與者必須使用培訓課程中學習的詢問技巧與步驟，全都順利通過之後，才能正式取得司法詢問員的資格，並被納入司法詢問員之人才資料及列入專業人士名冊。」

不過司法詢問員這項制度從國外引入到我國法制，也不是一開始就無縫接軌，縱使沒有到達水土不服的程度，但對於司法詢問員在法庭上的身分，卻是不同角度看去都有不同解讀，有認為是證人、有認為是通譯，也有認為是專家鑑定，這類的討論從沒有停下，也造成司法實務的困擾。

上開林林總總的新修正，確實將司法詢問員進入本土後的一些法律適用疑問抹除，也回應了近幾年第一線司法實務人員對該制度運作給予的回饋。不過實際上就司法詢問員來說，還是有幾個可以繼續前進的地方，讓這制度深入在司法的每個角落而成為不漏接的制度安全網。

首先，司法詢問員需要一個屬於這個角色的倫理規範，這樣講並不是打高空，倫理規範並不是法律，法律往往只是在劃定最低的道德標準，倫理規範所訴求的是內心的道德良知，以及為了擔任這一工作必須有的自我認知，針對各自的專業特性發展出來的道德價值觀與行為規範，可以讓專業人士面對義務衝突能在內心排出先後次序，甚至說是行為準則也不為過，在極為專業的職業別中都可以看到倫理規範存在的身影，例如《法官倫理規範》、《律師倫理規範》、《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等不一而足。

同樣的，司法詢問員要能將司法人員的問題轉換成受協助的弱勢證人可以理解的詞彙，並讓弱勢證人的回答能符合司法人員問出問題的答案，這其中專業不在話下。不過目前第一線的司法詢問員，也有不少是社工身分，在面對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時，社工群體總是陪伴與讓受害人走過傷痛的重要陪伴，社工能同理被害人，所以願意付出更多時間、精力去協助，不過如果是換到司法詢問員的角色，需要的是客觀、中立地傳達問題的語意，中立性的要求就會被凸顯，那司法詢問員會有義務衝突的時刻嗎？

當然有，司法詢問員來源不少本職為社工，當他們擔任司法詢問員，在角色功能上是完全不同的。司法實務上曾發生社工擔任司法詢問員時，因為急於從弱勢證人口中得到答案而跨過了誘導的界線，進而影響了弱勢證人證述的證據的評價，例如曾經判決中有出現過司法詢問員並沒有使用開放性的問題，而是不斷急促地將答案放在問題之中，變成要受詢問的弱勢證人回答「是」或「不是」，反而回到了誘導性問題的套路上，成了受詢問者開放式回答的阻礙，這反而違背了建立司法詢問員制度的目的及角色的作用，也導致法院在證人的證述上是否採用就會變得較為保留。所以當司法詢問員內在衝突發生時，實際上就需要指引，在有專業倫理的驅使下，才能慢慢內化成行為準則。

最後，是在提到障礙者近用司法這原則下，障礙者可能不見得只是被害人／證人身分，也可能坐在被告席上，雖然我們對於成為被告的障礙者，已經透過《刑事訴訟法》賦予強制辯護的協助，但辯護人是法律上的專業，會不會存在溝通上的盲點？尤其當他的被告是身心障礙者時？如果司法詢問員也在這個位置登場，會不會讓障礙者近用司法的權利不被漏接？這也是司法詢問員制度發展至今，還看得到沒走完的未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