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為2018的歐洲藝術圈選出十大關鍵字，「法醫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無疑是最為熱門的選項之一。

「法醫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團隊。（取自Tate美術館官網）

法醫建築的成立，與當代社會的運作模式和科技發展息息相關。由於人口多數聚居於城市之中，建築物自然成為衝突的好發地點與戰爭時的攻擊目標；這些混亂中造成的傷亡在早期社會時常因證據不足成為懸案，卻因為監視錄影機與攝像手機的發明，使得「真相還原」的可能露出一絲曙光。

然而，影像紀錄並非中立調查的保證。有鑒於國家與公民的權力不對等、檢調單位多附屬於政府機關，許多事件的真相因危急或牴觸掌權者利益而遭到掩蓋。法醫建築於是接受國際上各類人權組織與社運團體的委託，重新調查具有爭議的人權迫害事件。

法醫建築的調查規模、手法與成員組成因個案性質而異，從土耳其裔德國公民哈利特．約茲加特（Halit Yozat）遭新納粹（neo-Nazi）相關組織成員謀殺的事件，到敘利亞政府於賽德納亞監獄（Saydnaya Prison）進行的系統性非法審判與關押，都是他們曾經手的案件。

除此之外，法醫建築的觸角更延伸至海洋以及環境法醫學（Environmental Forensics），前者由附屬機構法醫海洋剖析歐洲政府於近年非洲難民船沉沒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後者則將大規模的環境滅絕（Ecocide）也納入關注核心，案例包含2015年印尼森林大火的起因調查。

一名村民與警察在衝突中死亡，以色列政府原本將責任推卸給不幸喪生的村民，聲稱他企圖以自駕車輛衝撞執法警察，警方不得已才開槍。然而官方說法漏洞百出，法醫建築因此和社運攝影團體動態定格（ActiveStills）合作，比對衝突當下攝影師拍攝的片段、以色列官方公布（經過事先剪輯）的紅外線空拍以及證人口述等素材，逐步製作出事發經過的模擬影片與3D地形圖。

他們發現村民其實並無衝撞警察的意圖，反而是警方先行圍困行駛中的車輛且開槍，加上原本的地形坡度，才形成官方說法中、看似刻意攻擊的假象。銀幕後的展間裡，法醫建築依時序陳列出團隊調查的過程，每個階段皆以簡明圖像、文字、時間軸與影片解說，鏗鏘地一步步反駁官方說詞。雖然這些證據最終沒有被以色列法院採用，案件也以警方無罪作結，法醫建築的調查結果卻在社群媒體上引起極大關注，也扭轉原本偏向官方的輿論。

展覽的最後，法醫建築則將調查的時間維度拉大，展出團隊長期研究貝都因聚落的成果。他們與當地居民合作，用自製的小型空拍機記錄貝都因村落的實際位置與規模，並比對1945年英國皇家空軍（British RAF）的空拍圖，向聲稱貝都因人無合法地權的以色列政府證明貝都因社群長久以來的居住痕跡，試圖阻止大規模的拆遷。

許多人也許有疑問：法醫建築並不以藝術團體自居、成員也僅有部分為藝術工作者，許多計畫甚至和大眾認為的「藝術」扯不上邊，為什麼近幾年來屢次獲得雙年展與當代藝術機構的展出機會，甚至入圍具有相當指標性的藝術獎項？這必須從法醫建築與當代藝術機構兩方的立場分別了解。

法醫建築身為一個獨立的調查機構，首要目標多是將調查結果送入法庭，以實質影響案件判決，此外，他們發揮群眾「影響力」的手段，除了透過社群媒體外，也擴及藝文機構展覽等管道，公布調查內容，藉此引起大眾對特定議題的關注。由於提交上法庭的證據，訴求的對象是檢調系統，多是一般常民無法企及的場域；社群網站的影響力雖廣、傳播力也強，但無法滿足團隊與大眾直接接觸、對談的需求。

藝術文化機構便成為另類的解套方案。法醫建築除了藉由這些機構自身的號召力觸及更多群眾，更能利用它們作為「公共空間」的特質，開啟更多實質的雙向討論與交流。作品展出期間，團隊屢次舉辦研討會，他們試圖將美術館轉化成一個激進學習（radical learning）的平台，將調查、分析與反思主流論述的技巧作為一種「工具」，分享予參加者，希冀能提升公民的監督意識，並啟發和培養更多的獨立調查團隊。因此，法醫建築團隊雖重視在展覽中呈現計畫、展示影像的美學，卻沒有將焦點置於自身計畫「是否藝術」的大哉問中，反而更看重與藝術機構合作所帶來的實質效益。

為何許多藝術機構在恆河沙數的藝術家／團體中選擇與法醫建築合作？則可以從透納獎評審主席、泰特不列顛美術館長艾力克斯．法爾哈森（Alex Farquharson）對於2018年入圍者的評論中看出端倪。法爾哈森以「最為政治的一年」概括4組入圍作品分別或共同觸及的酷兒身份、歷史敘述、種族歧視、人權迫害與政府暴力等議題，也道出近來藝術界與「真實社會」接軌的目標與渴望。

除了美學的探索與形式的實驗，有越來越多的藝術家也將「改變社會（social change）」作為創作的主要目的之一。他們試圖打破藝術給大眾的既定印象：距離感、晦澀難懂、不具實用價值，更積極入世地提出對於現況的批評、改善建議，甚至將「改變」本身作為作品的一部分。

早在法醫建築入圍之前，跨領域建築團隊Assemble便獲得2015年的透納獎。他們的獲獎「作品」〈格蘭比四條街道〉（Granby Four Streets）其實是位於工業老城利物浦（Liverpool）的一個街區改造計畫。Assemble與當地居民合作，重新設計與翻新多棟棄置已久的老房，成功吸引人口回流與廠商進駐，除了降低空屋率，也活化了一度蕭條的街區。如此「改變現狀」的特質，也體現在法醫建築每一次的計畫實踐與發揮調查影響力的企圖之中。

然而，踏入藝術界的選擇與策略對於法醫建築而言其實是只雙面刃。有別於在創作中結合建築與社區參與的Assemble，法醫建築的計畫大多借助建築學的方法探究人的生死和苦痛等較為嚴肅議題，許多案件的證據也常是暴力場面的照片或錄像。為了在實體的「展覽」形式中向觀眾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與調查結果，團隊於是經常使用這些視覺性的素材，如此決定卻招致不少批評。

以本次透納獎的展覽而言，團隊在尚未提供其他案件資料前，即於首個展間播放社運團體在事件現場的錄影，槍聲四起的內容加上環形的螢幕設置，仿若將觀者從現實的殘酷中抽離，製造一種在戲院觀看虛構敘事的錯覺。

具有聲光效果的刺激性素材著實能有效引起觀眾注意與好奇，促使他們走入下個展間，進一步了解案件的細節。然而，如此作法卻無法擺脫道德上的疑慮，只因日日重複播放的影片不是什麼普通內容，而是受害者真實刻骨的創傷經驗。如此赤裸的將他人的苦痛攤在大眾眼前，無論立意是否良善、再怎麼審慎評估，都可能造成當事人的二度傷害。

除此之外，在藝文機構展出亦可能折損法醫建築調查的公信力。透納獎入圍名單宣布的同時，3件團隊進行中的案子分別於義大利與以色列的庭審中遭遇挫敗。雖然兩事件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過於巧合的時間點卻也引發討論。建築基金會（Th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副主席菲尼斯．哈潑（Phineas Harper）撰文對法醫建築長期涉入藝術界提出質疑，認為此舉形同「將嚴謹的調查工作置於具有娛樂性質的機構之中」。

哈潑的評論不但點出法醫建築團隊的進退維谷，更直搗藝術機構在社會上扮演的矛盾角色。美術館可謂當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除了肩負傳播知識的責任，它們也是人們假日休閒的去處、觀光客旅遊的必訪之地。然而，逐漸娛樂與商品化的藝術悖離許多藝術工作者的社會使命，使他們轉而強調其參與、改變社會的責任與能力。法醫建築選擇與這些機構合作的同時，便無法與藝術界自身的拉扯切割。在多數人以娛樂角度看待藝文展覽的情況下，的確可能影響法醫建築在法庭等專業領域提供證據的可信度。

法醫建築團隊的主席魏茲曼與副主席克莉絲丁娜．瓦維雅（ Christina Varvia）在初聞入圍消息時，分別以「憂喜參半」（bittersweet）及「五味雜陳」（mixed-feelings）形容當下的心情。他們一方面期待藉由透納獎提高團隊計畫的曝光度與影響力，卻也擔心被捲入藝術界的紛擾之中。究竟法醫建築和當代藝術圈是彼此璀璨的煙花還是燎原的星火，而如此碰撞的花火又會將雙方帶往什麼樣的方向，都是值得我們持續關注與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