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9點的基隆，一棟曾廢棄超過20年的舊警察宿舍，實踐大學學生們拿著筆跟海報，神情嚴肅的好像期末考一樣，看著面前來自英國Assemble Studio的Anthony Engi-Meacock 跟James Binning。

「好，現在大家去把想法畫出來，一個小時之後我再看一次，」還沒吃早餐的James吆喝大家，這是他們在基隆的第三天，英國設計師帶著台灣學生，想辦一場社區活動。

「請他們喝茶是個很好的想法，但是是他們自己倒，還是你幫他們倒？會有像茶道般的儀式嗎？」Anthony跟 James輪番問，「交換舊物很好，交換成功要不要唱首歌慶祝？沒交換到的怎麼辦？」「要玩遊戲？有音效嗎？要不要在旁邊幫他們現場直播，加個評論員如何？」

台灣學生的眉頭越皺越緊，即使時間緊迫，兩個英國「老師」沒有放過任何細節。

「所有細節都是對話的工具，」James解釋，「你要給他們什麼感覺？讓他們在這空間有什麼體驗，這些都必須在設計裡。」

重新定義空間內的體驗，找到硬體環境跟人之間最平衡的關係，這是Assemble 的本事。由18位年輕人組成， 平均年紀不到30歲的他們，過去6年數度打敗前輩建築師，拿下設計案。在英國、羅馬、溫哥華，他們以1,000英鎊到3百萬英鎊不等預算，重新讓廢棄加油站、小鎮廣場甚至天橋下的閒置空間，活起來。

他們改變的不只建築，還有人的命運。

以Sugarhouse為例，一棟廢棄倉庫在Assemble手中成為39間工作室，低廉的租金成本，成為眾多創作者在倫敦的救贖。還有Assemble最知名的作品，利物浦的Granby Four Streets，10棟老屋不只是重新裝修、引新居民入住，屋中的花樣、圖騰、老傢俱，成為社區設計商品的靈感與材料，廢棄老屋的改造，竟長出了一家社區型企業。

成軍不到5年，Granby Four Street就為Assemble一舉拿下英國最廣為人知的藝術大獎，透納獎，成為年紀最輕、人數最多的年度得獎者，且成員中沒有一個藝術家。

結果公布後，有藝術家說透納獎已死，也有支持者如BBC ，「Assemble勝出無庸置疑，他們照亮了城市中被遺忘的地方，並且為社會找到前進的方向。」在Assemble進駐前，Granby是一座被大規模衝突影響，燒毀700棟房子、500人被捕，剩下不到百位居民的邊緣地帶，荒廢近30年。

住在Granby25年的Hazel Tilley如此形容Assemble在社區的計畫：「這不是那種你放在有錢人倉庫裡的藝術，這是你生活在裡頭的作品、這是為人民而做的作品。而如果藝術跟人民無關、跟人性無關，那你告訴我，藝術是什麼？」

從在地生活讀出需求，Assemble用作品體現、滿足、表現人性，建立空間與人的關係。

特別的是，他們的作品不只是一棟建築，可能是一項政策、一座市集或者超大型的溜滑梯，只要能改變生活的方式，都可能是他們提出的解方。

「我們就希望自己是台灣的Assemble，」在基隆經營漁村社區營造的廖婉彣說，他們成立的社造組織「外木山·青春逗」，希望從基隆開始，慢慢在台灣不同角落帶來改變。Assemble到外木山參訪時，同樣從漁村生活開始了解，連連問廖婉彣長期的方案是什麼？要如何改善生活？

「（空間改造）必須進入當地人的生活，」James解釋他們對作品的要求，沒把人的面向放入空間，就活不起來。台灣常見的蚊子館或是建成圓環，都是案例。 

方法是什麼？ 

James跟Anthony愣了一下，大笑說「就是當一個人，去跟另一個人講話，」 

他們解釋，聽起來簡單，但對話要發生，前提是「忘記自己是建築師，或是任何你有的專業。」退到使用者背後，重新去觀察、傾聽，然後跟他們一起設計。 

「把自己拿掉，彼此的關係是平等的，讓他們去問問題，」Anthony說。

以現代常見的老屋活化為例，很容易以年輕設計師、創業家、科技新創為目標，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都需要便宜的空間。但更重要的，其實是因為設計師對「在地生活紋理」的陌生。設計者可能對前者瞭解的更多，卻忘了走出門外，走進社區，聽鄰居或者旁邊30年的老店，他們的生活中，這座空間應該扮演什麼。 

「傾聽」似乎是老生常談，但Assemble的作法，是「創造一套機制跟過程，讓自己不斷地去跟在地人學習」。

James解釋，除了聽地方的需求跟了解生活，Assemble帶著心裡的問題、預設的願景，把規劃跟思考攤在陽光下接受公評，讓人們貢獻意見、批評指教，「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畫出更好、更完整的全貌，才能有對的規畫，這是快不得的，」畢竟「計畫的最後，都是看當地的人有沒有參與在裡頭，計畫為他們帶來了什麼，並不是自己做什麼偉大的設計、多棒的作品。」

這是年輕的Assemble能打敗其他團隊拿下案子的原因，「（不互動）不然建築師一整天是要幹嘛？」James說。

以2011年Croydon市郊的New Addington中央廣場為例， 當時，在地政府想要振興鄉鎮的公共空間，Assemble提的做法，竟要花9個月來做，第一段的「傾聽」就要3個月。

他們研究當地的文獻、政府數據，跟居民、商業團體、社團訪談。把廣場環境中的硬體條件與在地活動一一比對，進一步的調查在地社團和社團可運用的財產，這才完成第一階段的理解，據此發展出他們想像中，小鎮需要的各種軟硬體方案。

接著，他們就在廣場上以一比一的比例建立模型，然後舉辦長達一星期的活動、園遊會，邀請鎮上一整年內舉辦的活動、潛在使用社團，包括茶舞、聖誕表演等，在一週內「試用」廣場，也作為表演。如此安排，不只是為了測試模型，也讓整座小鎮在廣場上看見彼此，過去只屬於小圈圈的在地生活，如此重新面對大眾，互相活絡。

最終，要達成振興小鎮的目標，Assemble沒有花大筆預算蓋大型設施，而是造了一座舞台供舞蹈練習、聖誕晚會使用，他們還重組在地市集後引入廣場，甚至改變交通，道路跟停車系統以路人為優先、一週兩天無車日，在停車場周圍種樹。廣場也為更多年齡層、不同群體重新設計，包括了青少年的滑板設施，與地方社團網路互通的活動看板等。

花了9個月的傾聽，讓在地人的生活決定廣場的樣子。因為把「人」放進空間了，於是不只空間活化，也讓小鎮生活更舒適，且省錢。

傾聽的過程中，除了跟在地互動的積極，還要對抗內心的誘惑。

「你的設計是實現你所聽到的，而不是從對話中去找你想聽到的然後來證明你自己」Anthony說。對空間設計者來說，蓋一棟建築，是最常見的誘惑。例如，在振興小鎮、紀念文化的案子裡， 一棟建築，「是很有力的、很有政治影響的，人們蓋象徵性的建築，因為（他們）擁有、想嘗試很多理念，你蓋了之後，地方的人就覺得自己很重要，」 

「但最後我們想那不是一個讓對話發生的方式，同時也沒有人清楚知道一個建築要幹嘛，功能是什麼，裡面的儀式是什麼，體驗是什麼，人們怎麼使用它，」James說，「（內部比圖之後）一棟建築，常常不是最好的答案。」

Assemble的成員不只建築師，還包括文學、國際政治、哲學，例如28歲的Louis Schulz，加入團隊之前，他經營農夫市集、在法庭當書記員。

Assemble還有許多「程序」，確保傾聽後的設計，放進的是「在地人」的生活，不是設計師的自我，例如內部比圖、讓居民成立監督委員會、建立模型等。組織的運作開放平行也是保險桿之一，18個人之中沒有絕對標準、絕對權威，讓創作的可能性多一些，也讓傾聽這門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老屋溫室、溜滑梯，到天橋下的電影院，Assemble在不同地域給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案，「在各個作品跟設計之間，你們有共同的目標嗎？」我問。 

面前的兩個人想了一下，又幾乎是同時開口的完成一個句子。「創造一個給所有人生活的環境。」他們說。 

對被都市化、工業化主宰了生活與空間的我們來說，那或許就是最需要的作品、最期待的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