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女宿門禁引發了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抗爭，以「輔大灰姑娘」為名，提出廢除女宿宵禁制度，性別平權，學生絕食抗議已經超過72小時，終於得到校務會議的回應，以90比51票通過105學年度全面開放女舍，並取消所有不合理的宿舍管理規定，回歸宿民自治。

宿舍問題在輔大學生與校方之間已經爭議7年，而在其他私校以及技職學校更盛行多年，學生只能噤聲接受。門禁真的可以保障校園安全嗎？安全與自主之間是難以無法化解的矛盾？宿舍管理是否反應了更深層的社會隔離與不公平？

大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2011年的調查，在149所大學院校的宿舍規範調查發現，有將近8成學校有門禁或點名規定，但是完全沒有實施門禁與點名的學校有2成（見表一）。其中20％的門禁規定只針對女性同學。有門禁且僅點名女生的學校明顯違反了《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4條：「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

教育部一方面推動校園平等教育；另外一方面卻放任這些學校對於男女同學採取不公平的待遇，侵害女學生的人權與身體自由。

沒有門禁的學校，像台大、成大、清大、中央、政大等校，不一定都有安全問題。反而是有門禁的中山醫學大學，今年3月爆發色狼凌晨踹開中山醫學大學逃生門，闖入女學生宿舍，騷擾多位女同學。不但值班舍監沒有發現，配置的保全系統也未反應，而大多數女同學完全無法應變反應，顯示宿舍危機處理能力不足，徒有門禁、舍監、保全，也無法保障女生的安全。學校的區位，如週邊環境是否處於文教區或龍蛇混雜的工商業區，甚至校內夜間照明以及緊危通報系統對於校園安全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有門禁不等於安全，如何訓練女同學自保能力，遠比建立宿舍高牆有用，女同學有一天終要畢業，進入真實的社會，未來不可能處在完全性別隔離的環境，學校如果可以透過宿舍集體生活經驗，讓學生提早經歷社會的真實，更有助於學生進入社會的準備。

而輔大目前實施凌晨12點門禁管制的範圍，以校內的宜真、宜美、文德、文舍四間女宿為主，以人工方式管制宿舍進出，但是對於校外的勵學宿舍，不僅採取進出門禁卡管制，且採取男女混宿的形態，顯示輔大校方對於不同區位的宿舍採取不同的管理模式，校內外齊一化的宿舍管理，輔大校方並非「不能為而是不為也」，只是讓家長仍深信校方的宿舍管理對於女同學會有特別的安全照顧，而不是為了學生能夠從宿舍集體生活中學習。

依2011年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報告書，關於「宿舍規範」調查發現，有將近8成的大學院校有門禁，學生在一定時間過後即不得出入宿舍，有6成4的大學要求點名，點名未到者將施加處分。門禁的規定與懲罰有：晚間定時點名、外宿需要事先登記、遲歸三次記缺點、遲歸達一定次數後會影響下次宿舍抽籤的機會、發信通知家長等。

像輔仁大學的女生宿舍門禁時間為凌晨12點，超過時間必須記點，記三次必須強迫退宿，或勞動服務；而男生無門禁、採門禁卡管制。靜宜大學凡逾凌晨12時回宿舍者為遲歸，遲歸乙次即記違規乙次，通知家長，並依學生宿舍管理辦理規定處分。長庚技術學院規定22:30後不得進出宿舍並實施點名，點名未到者將處以勞動服務或申誡處分；而台灣觀光學院更規定23:00點名，一次未到者處以小過，三次未到者即強制退宿。國立嘉義大學則採累計記點，凌晨12時以後晚歸者或擅自外出者，每次記2點，記滿10點勒令退宿。

門禁點名制在不同學校體制呈現明顯差異。私立學校不管在點名還是門禁，都比國立大學更加嚴格：國立大學中有6成有門禁，私立大學卻高達9成；國立大學3成有點名規定，私立大學卻高達8成。另外，一般大學有63.89％的學校有宿舍門禁規定，在科大技院體系中，實施門禁的比例卻高達92.21％；實施點名的一般大學佔43.06％，而科大技院比例則高達84.42％。

張宜君與林宗弘（2013）的研究發現高階級的家庭子女就讀篩選性高、廉價且聲譽好之公立大學，而中低階級家庭子女則進入學費較高而排名較低的私立大學。而不同學校的宿舍管理規則顯示家庭收入與社經地位進一步反映在台灣大學生的身體自主性差異，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學生念沒有宿舍門禁的公立大學，享有住宿進出自由，而家庭社經地位較差的學生因為念私立大學或技職大學而受到更多住宿管制；而家庭收入與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可以離開宿舍而在校外租屋，但是社經地位較差的學生被迫留在廉價的宿舍內，接受校方嚴禁管制。

來自雲林的廖郁雯說她從大一到大三都住在學校宿舍，為了脫離宿舍門禁的限制，努力打工存錢，終於在大四可以在外面租屋，不受門禁的限制，不需要再趕回宿舍的門禁時間，這也是她決定要絕食來要求校方改革宿舍管理的動機，有望不讓任何一位女同學再受到宵禁，或者因遲歸而受到懲罰。

另外一方面，依據黃薰瑩、鄭雅文的調查，近一個月在學大學生打工情形也有公／私立、大學／技職學校的差異，私立技職院校學生打工人數的比例最高，佔57.35％，私立大學次之，佔41.76％，再其次才是公立技職院校和公立大學，分別佔35.71％與22.27％。而大多數好的公立大學是位於大都市核心地區，像台大、師大就在台北市最核心的大安區，而成大位於台南市中心；但是許多私立科技大學或學院則地處於交通不便的偏僻郊區，社經地位不佳的學生必須通勤到週邊城鎮打工，又要接受宿舍門禁管制。嚴格的宿舍管理政策最後圈管的是社經地位較低、居住於學校宿舍、具有打工需求的學生，讓她們必須趕在管制時間內回到宿舍。

上週到中南部進行田野調查，在一大片蔗田中發現了一座富麗堂皇的全新學校，校園中的學生卻少得可憐，原來是3個學院15個系、3個所的大學，人數剩下3,299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東南亞外籍生，外包餐廳已經關了，由學校的餐飲科系來經營，讓學生付費學習如何自食其力，而東南學生則是學校主要生源與校園勞動力，包著頭巾的印尼女學生來台之後就生活、工作在校園之中，極少離開校園，形成孤立的族裔聚居區；而另外一所位於魚塭間的某個大學分部，人數更少，僅有百人，只剩下高年級同學，每週只有週五、週日2班次校車往返附近城鎮，孤零零地被隔離在鄉間，學生覺得他們被騙進孤立的校園中，由等待被資遣的末代教師陪伴走完最後一程。

校園本身就是監獄，隔離了學生與社會的互動，也剝奪了學生多元學習與生活的機會。

校園灰姑娘之怒不僅燒出宿舍父權的管理制度對於女性學生身體的控制，也是校園戒嚴體制對於低社經地位家庭子女的身體監控，對於少數族裔學生的全控制。這一場女宿運動不僅關乎女權的伸張，更應擴展到無法發聲的私立技職學生、外籍學生，教育部必須正視長期存在的城鄉學習機會差異，甚至是不同階級與族裔學生的健康與生存資源的不平等，這才是學生在台灣2016年教育大限真實面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