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報導者》出版了一系列《廢墟裡的少年》的深度報導，試圖帶讀者從少年童工的視角出發，讓台灣社會意識到，台灣竟有2萬多名12～18歲的少年少女，因為家庭失能，主要照顧者因藥酒癮、貧病、入獄服刑或長期失業，而讓孩子們被迫提早走入成人世界、進入勞動市場，支撐自己甚至家人的生計。

這些高風險家庭的少年們，承接的是荒蕪的廢墟：有需要照顧的殘疾長輩，經常缺席的父母親，家裡高築的債務，以及無法抽離的情緒黑洞。我們於田野穿梭，見證了許多少年少女的「家」，牆上掛的是年輕父親的遺照，抽屜裡是母親自獄中寄來的家書，沙發與牆角厚積的蜘蛛網和塵埃，深刻感受了那種物理的廢墟狀態、心理的被拋棄感、疏離的社會境況。

雖然有著同樣的主人翁，《度日》與《廢墟少年》的方法論是截然不同的。《廢墟少年》試圖從個體生命上探巨觀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涵蓋了中輟中離的教育議題、童工與少年工的勞動議題、安置機構的輔導照顧、觸法少年的司法處遇，以及台灣跨世代的家庭結構變遷。

《度日》選擇的是另一條路徑，以更為人類學的方法，不帶框架、赤裸地直視微觀的個體生命。佑恩花了許多時間陪伴和進入，從「記者」的位置轉身，放下先行的問題意識與價值判斷，以一個「人」的姿態，平實地進入「土豆」的生活和工作。

這個「陪伴」的過程並不容易。佑恩說：「我就是一直覺得我很奇怪，就是我是一個很大的外人⋯⋯我會很希望說，我們不一定要變成一樣，可是至少你可以感受到⋯⋯我在旁邊靜靜的陪你、看著你這樣子。」

佑恩很努力隱身自己，偶爾提問，但影片中一開始就是土豆的視角告訴觀影者，他其實很難理解佑恩的提問：「其實你問的問題都讓我很尷尬，不然就是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你。」但最終，隨著佑恩留下來的時間愈長，土豆也開始適應導演和機器的存在，即便土豆從來不願讓麥克風別在自己的身上（這增加了工作上收音的難度），但土豆對林佑恩的稱呼已不再是「這個記者」，而是他的名字。

當時報導出來時引起不小的迴響，有善心人士致電給我，說想支持「土豆」，但前提是希望他持續求學，我也基於道義，將這訊息傳達給「土豆」。我記得很清楚，他在電話那頭用台語回覆我說：「妳覺得我有可能再回去坐在教室裡好好上課嗎？」那時他打過各式零工3年多，的確難以進入一種框框條條、正襟危坐的工作和學習節奏，我試著不帶入太多主觀進入，試著了解他的生活，試著提出可能讓生活變好的方式，但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還是不夠理解他的處境。

《度日》得了金穗獎大獎，但導演佑恩內心卻充滿衝突和複雜的情緒。因為他在少年們的生命裡，看見的是不得不然地「無問將來」的生命姿態。

在記錄的那段時間，佑恩在土庫鎮租起房子，南北奔波，在台北上完課和工作之餘，就南下拍攝；偶爾「土豆」和朋友蹺班的時候，佑恩會幫他們代班，去幫忙搬金紙，從頭學怎麼扛金紙箱、怎麼施力，努力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分子。因為在一起生活的時間變長，他漸漸也開始用「土豆」生命的節奏過生活。

少年們的度日，是一種以極微小的維度在過的日子；少年們的「度日哲學」，是在極小的空間，極沒有彈性的時間裡完成的。（我們經常說的「短、中、長期規劃」，不是他們的語彙和思考方式。）

日子是這樣過的：凌晨3點半起床，開著卡車在稻田阡陌間搬美生菜，彎著腰把農婦剛割下的菜一顆又一顆地堆疊在籃子裡，送上車載到定點配送；又或是搬運大西瓜，開著車從雲林、墾丁、花東再轉到台北果菜市場，全省跑透透；其他的度日包括代噴農藥、幫人搬金紙。

粗工耗體力，工時又長，為了讓日子順利「度」下去，他們一天喝好幾罐保力達B，有時一整天14個小時下來，工資多半落在1,800或2,000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電影裡與「土豆」從小到大一起長大的同村好友明益，明益坐在種滿美生菜的田裡跟農婦阿婆聊天，阿婆問到他的年紀，他說自己20歲。阿婆不可置信地說：「為何連鬍子都是白的？你最好只有20歲啦！」明益跟阿婆鬥嘴鼓，咧嘴大笑，露出被檳榔染紅的牙齒，襯著長時間被陽光炙烤的黝黑皮膚。那是一個揹著20歲身體的老靈魂。

紀錄片裡有幾幕，是在一塊莫大的田地裡，熊熊火焰燒起成堆的金紙。那是「土豆」和少年們把一筐又一筐的金紙塞進一個大容器裡，載到客人指定的地方，燒給已逝死者的庫錢。我覺得那是貫穿《度日》全片的重要意象。

燒庫錢是台灣民俗重要的生死環節，人生短短幾十年的生命，不論風光或悲慘，讓死後到了彼岸的往生者，有庫錢在另一個世界重新開始。這種庫錢有時也安慰著活下來的人，也許未來身後也有下一站。

20歲的少年們搬金紙3年了，他們為死人堆庫錢，有些庫錢極奢華，要很大的容器才裝得下；搬金紙搬累了，就躺在倉庫裡的金紙床上，睡上一覺。我在那幾幕金紙堆和熊熊火焰中，看到的是悲涼，一種生前死後人們都得為錢奔波的無奈。人們在活著的時候無法擺脫資本主義，死後也得倚靠，此世要有錢過明天，而過身到冥界也要有庫錢才能走下去。

談夢想、規畫很奢侈，不論哪個世界，要有錢，才能活下去，不至被看扁。

為了有錢賺，為了償還各種家庭債務、照顧長輩、還有因酒駕而橫生的支出，他鋌而走險；那些在鏡頭之外的事件或角頭人事，導演並不明說，但如果懂得社會運作的，你會知道片子裡，土豆漸漸把自己投擲到灰色的世界裡。

4年過去，在《度日》裡，我看見少年們更加地被金錢催逼著上路，沒有停下來的可能，農村裡沒有好工作，打零工賺現金沒勞保，只要有人給他更多賺錢機會，只要敢給，就有人賣命。我曾以為《廢墟少年》之後，社會網絡與資源能更多地被連結給「土豆們」，但看來，更有心願意接住少年的是另一群虎視眈眈的人。

導演佑恩節制的鏡頭刻意避開《廢墟少年》裡想去談的社會結構問題，他說：「我在片裡把資訊量降得很低，是因為我很希望看的人，可以多理解他們一點，他們是怎麼在迷路，怎麼在尋找，而不是把他們的背景成為人生好像唯一一個解答一樣。」

透過《度日》回望土豆，佑恩的節制卻讓我情緒更為澎湃與悲傷，因為那是更真實以少年的生活節奏記錄的實情，「歹運」或「歹命」的「度日哲學」是少年們無奈的自我安慰。但我卻想再次提問：為什麼社會能輕易接受他們「歹命」的自我詮釋？為什麼讓不少家庭的不幸全由兒童或少年自行吸收？

難道我們還要繼續無視桎梏的社會結構，讓無根的人們繼續飄零？

搭過「土豆」開的車，是令人驚嚇的體驗。飛快的車穿梭在田間，不許人扣安全帶，狂飆的車不知去向。那一次我的感受很強烈，覺得那是對人世間無眷戀的人才有的開車狀態，或許只有倔強地掌握方向盤，用自己的速度行駛，才感覺到自己像一個上了岸的尊嚴人。

那出生在廢墟裡的少年有沒有可能翻身呢？

明益或許是《度日》裡的一點希望。和土豆一樣出生就拿了一手爛牌，外籍母親很早就離家，父親缺席，很小就自己學著長大，如今20歲就當起父親的明益努力工作，狀況穩定些。他說：「盡量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這樣對小孩比較好。不希望孩子到時候跟我一樣。」

儘管《度日》採取了與《廢墟少年》截然不同的視角與方法，但都努力把這個底層的地景拼湊起來，而我們的結論其實如此相應──年輕個體的「歹命」，其實是社會結構的產物。我們的工作，是將這廢墟狀態般的生命境況，投入大眾的公共視野裡。

（您也可以收聽Podcast版專訪：在金紙堆跟農藥罐中學當「大人」：我的鏡頭，與高風險家庭兒少的長大與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