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部分前言。）

一直到那一夜，搭上少年土豆的改裝車，轟隆的引擎，刺耳的音樂，車屁股放了一盞很炫的七彩霓紅燈，車子在漆黑的鄉間馬路上狂奔，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這群活在邊緣少年的心情。

我那時與土豆認識一年，曾到過他那家徒四壁的宅院，牆上掛著他父親和阿嬤的遺照；我們陪著他在烈日下噴農藥、下了工去看清涼秀，在他窄仄的單人房裡數著一堆帳單，陪他討論怎麼處理債務整合公司在父親身後、對他寄出的催討信。當時，我以為自己已走進他生命的軌跡了。

直到那夜，意外搭上他飛快開著的車，駕駛座上的他與身旁友人邊打手機邊說著我不太理解的代號，我承認，那一刻，我感到害怕。我緊抓著車上的手把，腦袋裡幻燈片似地冒出了女兒和所愛的人的影像，我突然想著，自己怎麼不負責任地坐上了這台狂飆且不知去向的車，出事怎麼辦？

至今我仍可清晰回憶起土豆問我是不是「足驚」時，心底冒出了的一絲羞愧。因為經過長時間的互動，我常向朋友提起土豆和這群家庭失能「土豆們」的故事，我總描述這群少年仔雖有「豐富的」社會化經驗，但他們年紀輕，可塑性高，如果能提供就業和訓練機會，以及適當的指引，就能給他們更好的未來。當時，有些熱心的小老闆會答覆我：「太社會化的很難帶」、「只要品性好的，沒問題」，這些朋友的回覆，經常讓我感到社會太世故，人們太自我保護。

但那句「恁是毋是足驚」卻把我敲醒。我發現，其實我也跟那些回我話的朋友一般，再怎麼與少年們相處，仍不免論斷，去除不了所有的刻板印象。

兩年前，有機會住在中部一所收容少年的學校，與「回不了家」的少年們一同生活、上課。

來過這裡，才知道政府鼓吹大家生育解決少子困境的話語，有多諷刺。他們從小或被家庭遺棄、或被家人傷害／家暴、家庭裡沒有照顧者，台灣有一大群兒少，不曾被好好照料。

一個又一個悲傷的故事，敲打著我們，逼著我們去揭開這個被忽略的真相。為了對現象做更深刻全面的認識、挖掘個別故事背後共通的結構性問題，《報導者》記者們試圖拼湊底層少年的面貌。我以雲林為核心，輻射到雲嘉南訪談，記者簡永達則集中在台中和花東、特約記者楊智強和張瀞文在台灣最北與最南端，攝影記者余志偉和林佑恩則上山下海。那時團隊的共識，就是努力從少年的視角看世界，讓沒有發言權的底層少年說自己的故事。

深入台灣的肌理，走到偏鄉、都市邊緣，或是既不是偏鄉也不屬於城市的中間地帶，與少年少女們對話，他們的生命史一一向我們開展。

夜晚暫住在豬肉攤上的少女；小四就能辨別毒品，為吸毒的家人清洗血漬的男孩；為了生活而去做童工苦力；被詐騙集團吸收到多明尼加犯罪的少年⋯⋯

我們大量接觸少年們的老師、社工、保護官，他們普遍的感受是社會裡「有愈來愈多痛苦的孩子」，而讓這些大人們傷痛也難解的是：「這些孩子到底是怎麼自己長大的？」

一般人是否意識到底層有這麼多痛苦的孩子？貧富落差惡化的統計頻頻出現，是數字讓人無感，還是覺得躍上社會新聞的故事，只是極端個案？

在近2年的田野經驗裡，愈是縱向深入少年複雜的生命史，愈能發現在這一個個家庭故事裡，有著「共通的相似性」。

過去20年來，在全球化以及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這些家庭是被劇烈影響及輾壓的一群。這裡頭我們看見全球化如何與我們的國家發展政策，彼此交互作用，形成我們並不陌生的現象：經濟的劇烈轉型、學歷主義至上與學徒制瓦解、大量引進國際勞動力、東南亞婚配市場的浮現。

少年們家庭裡的父執輩，幾乎清一色是底層藍領的失業或就業不穩的男性，當台灣工廠外移，同時以低價的外籍移工填補勞動力時，這些為數不少的男性落入了薪資微薄的就業大軍，經濟的不穩定，侷限了婚配的選擇，也加速了他們家庭的脆弱化。

從政府統計發現，2011～2017年，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總戶數和人數都不斷升高。戶數從16萬3千戶增為26萬戶，人數則從43萬增為67萬。

政府最新一次對低收和中低收進行全面調查是在2013年（上一回的調查是2008年），當時的調查就發現，落入低收與中低收家庭的父母，通常伴隨低教育水平（47.9％為國中學歷以下）；離婚和分居比例是一般家庭的一倍以上；他們喪偶的比例較高，也更容易貧病。

如果家貧卻能提供穩定的愛，家庭對下一代不見得是負債，反而能淬鍊出家庭成員堅毅的人格。但我們大量的田野也發現，台灣底層家庭目前失能狀況嚴重，「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這句話並不適用。這讓在成長中的未成年們，身心難以安頓。

聽少年們斷續地描繪原生家庭，總要拼湊多時，才能窺知全貌。例如被孩子稱為叔叔的這個人，是母親第幾任的男友；那個與孩子住在一起的情侶，是阿公女友的女兒和其男友。有位17歲的少年告訴我，他中學時，有個男人開著車停在家門口，放下一個孩子，男人一溜煙把車開走了，「那個是我媽媽跟別人生下的弟弟。」而這位男孩曾在夜裡莫名用磚頭砸外籍移工，老師當時判斷是男孩認為母親交了移工男友而心生憤恨。但當我認識男孩一年後，他悄悄告訴我：「我猜想我的爸爸應該是個外勞。」

這些複雜又難以理清的情緒，家庭多次重組的混亂，在各種「父親們」、「親戚們」之間求生，孩子經常不清楚誰是他們的法定代理人，誰能成為他們的照顧者；有時老師和社工為了幫孩子找到寄養家庭或親屬寄養，會提醒失家的孩子，「記得去人家家吃飯，要幫忙打掃洗碗，去做討人喜歡的小孩。」

一個收留中輟少年的老師幾乎是噙著淚水說：「在我這養得高高的，有體力，可以賺錢，（以後）別人會搶著要（收留）的。」

這些少年們生下來就彷彿拿了一手爛牌，但原生家庭的「貧」與「亂」，只勾勒出少年一部分的處境，更大的結構問題是，他們被有限的機會給「困」住了。

他們難以從社會金字塔的底層向上流動，只能在邊緣遊蕩。

20年前，台灣尚有豐富的技職體系，能讓需提早步入社會的少年有個活路；但文憑至上的價值觀及大量中產白領工作出現，過去的技職生態消失，這對少年極為不利，因為一般企業主要求高中以上的學歷。但家庭狀況使他們無法專心求學，進入社會也未能積累正向的工作經驗，結果少年跟他們的父輩一樣在各種體力活裡，丟失了健康。

一般家庭因為少子化，幾乎是父母與祖父母多人關注1、2個孩子；但底層家庭的孩子，手足普遍較多，孩子得到的資源更單薄；我們遇到的少年，比起一般中產小孩承擔了更多家庭照顧的責任，他們被迫提早長大，很早就意識到金錢的重要。

當同齡者有餘裕和條件臚列出自己人生的夢想清單，他們卻不是。同齡者在談課外的才藝學習，他們想的是：怎麼不被酗酒的父親毆打、下一頓飯在哪裡、哪份工作的日領工資高。

對擁有「強連結」的中產家庭，更難以想像底層家庭與社會的「弱連結」。

我在中部訪談到一位與阿嬤同住、父親毒癮身亡而母親不知去向的少女，當時阿嬤隨手拿了一張廢紙，指著我對孫女說：「妳快把阿姨的電話寫下來，有什麼問題可以問阿姨，請教英文也可以。」另一位受訪女孩則是透過LINE請教我們各種法律問題，原因是舅舅為了爭奪外婆的撫養費，向女孩的母親提告，即便她母親在她16歲時才現身，她依舊擔心母親處境。我能做的是請律師朋友義務幫女孩看起訴書。「阿姨，真的很不好意思，這樣麻煩妳」是她每回傳訊息給我時的開場白。我完全可以想像她的掙扎和無助。而這些家庭常常連一張家庭合照都沒有。

「沒有夢想的清單」、「欠缺與社會資源的連結」，讓他們感到被孤立，普遍學習低、自信低、互動低、經常心情受困或有創傷。

既然原生家庭是龐大的負債，那走出家庭外，社會裡其他的網絡，是否能為他們開闢出其他選項？

此書花了很大的氣力檢視與底層少年相關的教育、社福、社區、司法等體系，盤點目前的政策、制度。究竟這些制度對他們是背叛亦或救贖？我們也從香港、南韓、英國的經驗，說明他們如何培力底層少年？

然而，做為作者，我們的確強烈感受這個社會很少直視弱勢者的多舛；目前的政策，也與少年們和第一線社工、老師、法官的需求有明顯距離。為什麼？

邊緣的孩子不哭不鬧，太習慣在角落，難以被看到。但邊緣的困境之所以持續被漠視，持續被「固化」，與台灣社會兩種根深柢固的慣性思考，密不可分。

台灣是個在乎「公平」價值，更甚於「平等」價值的社會，人們在乎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嚮往實力主義，因而對那些無法自己脫困的弱勢階層，欠缺足夠的同理心。由於對「平等」意識的匱乏，我們很少用心思索為少年們「增能」的方法，提供家庭金錢的補助是最大的善意和手段，但至於如何持續協助少年們想像一個可以盼望的人生，似乎不是社會集體的責任。

另一種文化慣性，則是東方社會文化下的「親族式的關照」，對於他者的關心有明顯的「等級」，關注度會因為親疏距離而稀薄，不免直覺地認為，那些遙遠的「他者困境」，與我何涉？

這種以家庭為倫理單位的親族式關照，以及重公平甚於平等的思考慣性，讓我們把問題掃進了個別的家庭、推回了個人的層次，也讓我們習於用金錢和物質補貼的思路快速解決底層問題，而我看到這些老舊的想法正慢慢侵蝕台灣的底層家庭，尤其是還青春、正發展的下一代。

當我們無法提早為底層少年提供機會，這些「不平等」的遭遇，會讓我們失去每個有潛力的少年，這是社會巨大的消耗和損失。

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幾次感到羞愧。其中一次，是在斗六的雲彩全人關係協會，遇到照顧中輟生的香港社工黃漢滿。

阿滿37歲，戴著黑框眼鏡，總是笑容滿滿，很敦厚的人。他因著教會的關係，以服事的心情來到雲彩，擔任夜晚的生輔員。他在這裡教男孩們英文、有時還會跟他們交換日記。

他長住雲林後，認識了這裡，「我想過台灣有失能家庭的孩子，但不知道這麼多，因為現在接觸到的每個孩子，幾乎都有一個破碎家庭的故事，所以很心疼。有些家長送來後，是完全不會探望他們的。」

他從教會少年們正確的盥洗、開口說簡單英文，到一起攀登高山，像個父親一樣在教自己的孩子。當困難的孩子沒人願意接，當第一線生輔人員幾乎難找時，阿滿在雲林一待就是五年。

他總不厭其煩地對早已被學校和社會貼上重重標籤的少年說，我們彼此不認識，你可以有個新的開始。「這個訊息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在學校被看不起，被嫌棄了很多，但在這邊是可以得到一個重新的接納，這是很重要的訊息，所以我們會跟他們說，以前是什麼樣子沒關係，但你來這裡，我希望你用你的行為來告訴我，你是怎麼樣的人。」

和阿滿相比，我們做的還太少。

那一夜坐在土豆的車上，我重新梳理自己。即便我們再努力認識、同理、盡可能不帶偏見地反省，我們的視野仍不免受到障蔽；我們在理解和閱讀他們的故事後，還能轉身回到自己的世界裡生活，但他們卻是每天要絞盡腦汁氣力才能好好活著，那是沒有一分鐘能脫身的命運。

「阮是落土時遇到歹八字」，這是少年們對感嘆八字不好，諷刺人生是命定的話，這是他們對生命的自嘲。那種逐步認知到的無助感，不論再怎麼努力也不會變好，其實是對台灣社會的諷刺，是因為我們對於兒少權益的照顧和意識不足，給予的機會太過有限，讓他們甚至連吶喊的力氣都失去了。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說過，人是被拋擲於世上，無能決定自己出生的家庭與社會位階，但卻可以自由地創造自己。這是我們寫下此書的目的，想帶讀者走入這群被拋入廢墟般狀態少年們的生命處境，讓他們走進公共的視野裡。

少年們能否自由地創造自身的生命，不只是他們的責任，也應該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承擔。期待社會的網絡與資源能真正傳遞到底層少年，幫助他們戰勝困難。

謝謝在採訪和書寫過程中與我們相遇的少年少女們，你們訴說的故事十分珍貴。尤其是土豆，謝謝你對我們的信任。

謝謝在第一線接住最困難少年與家庭的社工、志工、教育工作者、調查官。希望這本書能刺激公眾的思考與理解，提供更有活力和培力底層少年的策略。

過去3年，《報導者》專注報導不少社會上無聲的群體、以及這個土地默默遭遇的事，我們都相信這個社會沒有人該是工具人，沒有一片土地比另一片土地更沒有價值，都該被好好凝視與重視。這份動心起念與出版此書的衛城出版不謀而合，謝謝編輯們對此書的悉心照料，衛城在出版上，對轉型台灣所投注的努力，大家也有目共睹。

《報導者》3歲了，我們仍努力用深度的新聞，守候這塊土地。有你們的支持，才有《報導者》；在你們的鞭策下，我們會持續努力地書寫、拍攝出有人味，有證據力，有公共價值的報導。

也期待有更多寫手們，和我們一起燃燒記者魂，向一個更為平等人文、包容多元、跨代正義、美好環境的台灣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