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巨賈胡雪巖的故事，由於高陽先生的生花妙筆，在台灣擁有眾多讀者，其中也不乏許多工商界領袖。高陽先生將胡雪巖的人生分成了三部曲，即第一部《胡雪巖》描繪他在1850年代建立「阜康錢莊」，利用政商關係崛起的過程；第二部描寫胡雪巖結識時任閩浙總督左宗棠，督辦福州造船廠、向匯豐銀行借款支援新疆軍務，獲得三品布政使銜，賞穿黃馬褂與二品紅色頂戴官帽，是為《紅頂商人》；第三部《燈火樓台》描寫胡雪巖創立「胡慶餘堂」，借錢炒作生絲，卻由於官場權鬥、集團內部管理疏漏、加上景氣衰退導致金融危機，短短兩、三年之內，在全中國呼風喚雨的事業便煙消雲散，抑鬱而終。
有不少評論者認為，沒有讀到《燈火樓台》，便不能領悟高陽這三部曲的深意。晚清以降，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十分脆弱，若無法得到統治菁英的保護，難免落得身家不保的下場。自中共建國以來，資本家長期淪為被批鬥的對象，財產權難以受保障，影響民眾創業的經濟動機，更無法跟上改革開放的變化。因此，在2001年中共建黨80週年的紀念演講中，江澤民正式提出「三個代表」，改變了中共的執政論述，將「代表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重新吸納入黨；在90週年的紀念演講中，胡錦濤反覆堅持未來仍要繼續「改革開放」，說了23次。然而，在中共百年黨慶習近平的演講內容裡，「改革開放」卻只出現過5次，而且有3次是陳述歷史，未來中共政策重點轉為「強國建軍」。這個重大的論述轉變將為經濟帶來持續影響。
習時代中國資產階級的命運將會如何？隨著中國巨賈如馬雲被迫退出阿里巴巴集團經營、滴滴出行App被勒令下架，曾經與中共關係良好的紅頂商人們，似乎逐一走上燈火樓台之路，曾經享有兩岸漁利的台商，恐怕早已心底有數。
受到高陽先生胡雪巖三部曲的啟發，筆者曾將過去台商在中國發展的歷程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92年之後到2007年的「鍍金時代」、第二個時期是2008年金融海嘯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間的「巨浪時代」，從2015年開始，台資整體呈現明顯外移或衰退，我稱之為「退潮時代」。
兩岸投資數據可以明顯呈現這三個分期。下面圖表顯示的是台灣直接對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裡，投資到中國所佔的比例，可以發現在1992年到2007年間，台商對中國投資比例雖有起伏仍持續提升，特別是2001年陳水扁前總統時期採取「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之後，增加到7成左右，2008年到2014年間仍維持在高峰期，其中2010年台灣對外投資在中國達到83%的歷史高峰，2015年之後逐年下降，到2020年降到33.3%，倒退至李登輝前總統在「戒急用忍」時代的平均水準。至於2001年以前與2014年後，台商一度利用加勒比海英國屬地運作兩岸資金，此一策略也在2018年美中貿易戰之後減少，從2012年起則對南向國家的投資提升到約2～3成。資料顯示過去7年多，台商持續離開中國重新布局。
1. 培養政商關係
許多研究發現與地方政府合作是台商成功關鍵，而合作依賴的是「關係」。台商與中國地方官員發展出以利益與禮物交換為基礎的人際網絡，使台商能迅速複製台灣代工經驗，重建外銷導向生產基地，而兩岸文化與語言上的親近性有助於搞關係，使台商獲得許多好處，例如取得便宜土地、不用嚴格遵守《勞動法》或環保的相關規定等，這也是台商較其他跨國投資者成功的因素之一。
2. 地方制度創新
其次，與地方政府協商後的產權制度創新，是台商比其他跨國資本更快適應中國製造的關鍵。依據1990年代中國的法律規定，外商需與中國鄉鎮企業合資，支付地方政府「管理費」或「服務費」，使台商能夠將之列入成本計算，即以「假合資、真外資」的方式運作，如中研院社會所吳介民研究員在《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的精采研究顯示，地方政府不僅提供台商政治庇護與各項優惠政策，也使貪汙制度化成為固定成本，台商才能順利投產，甚至加速擴大資本積累，隨後轉合資為獨資。
3. 世界工廠體制
4. 台商排他網絡
最後，中國台商雖然產業規模變大，但仍長期維持台灣人排他性的族群網絡，並且試圖壟斷與維持上游歐美客戶的仲介關係。在此網絡內上下游協力廠商都是台商，工廠管理上層絕大多數是台灣幹部，下班後到台資餐廳、卡拉OK酒吧、足浴場所或者高爾夫球俱樂部聯繫感情，交換關於國際客戶與當地政府的資訊、建立信任關係，甚至促成共同投資，一旦遇到麻煩可以彼此關照。
2007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中國進入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時期，台商面臨重大危機與轉機，筆者稱為巨浪時代。台商仍處於技術層次偏低且依賴國際買主訂單的劣勢。此外，2008年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兩岸開放大三通與簽訂ECFA，雖然將不少產業納入早收清單，卻也使中共更強化利用政商關係來干預兩岸關係與台灣選情，以2012年的總統選舉為例，台商紛紛透過媒體公開支持「九二共識」，被台灣民意認為是「以商圍政」，只顧財團商業利益而犧牲中小企業與年輕世代，間接導致2014年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太陽花運動爆發。在此期間，台商的地方制度安排、政商關係維繫、工廠管理權威與排他性的族群網絡，紛紛受到嚴厲挑戰。
首先，政商關係開始改變。中國中央政府積極推動本土產業升級並減少對外資的補貼或依賴，在2006年頒布「十一五」計畫扶持本地私營企業發展。在2008年1月1日實施兩稅合一，將外資企業所得稅率由原來的17%上調至25%，而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率則下修至25%，稅制統一後中國本土企業與外資企業公平競爭。此外，2007年時任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提出轉型升級口號「騰籠換鳥」，顯示地方政府希望傳統製造業離開，空出土地帶動珠三角產業升級。
其次是勞資關係轉變。配合產業升級與中西部開發戰略，中國中央政府由上而下推動勞動與社會保障改革，引導工廠遷移中西部。2008年通過實施《勞動合同法》，2010年推動《社會保險法》，而同年5月中央電視台CCTV4揭發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事件之後，廣東省政府開始大幅調漲基本工資；加上近年來南部與東部地區勞工抗爭規模擴大，如2014年裕元鞋廠員工針對社保與公積金罷工，這些衝擊都對台商已經微薄的利基造成相當沉重的壓力。
面對國際品牌商，中國台商以廉價代工為主，是上游客戶的買方市場，台商很容易受到美中貿易或地緣政治衝突影響，卻很少有機會改變全球價值鏈上的權力與利益分配，少數規模較大、資金雄厚或技術較先進的台商尚可調整工資因應，無法承受的只能出走，內遷四川、湖北、安徽、河南等中西部省分或外移到東南亞。
隨著中國台商所獲得的國家制度補貼取消、地方政商關係弱化、廉價勞動力與土地取得優勢不再、就連中小企業台商網絡都在技術流失與客戶要求之下，逐漸被紅色供應鏈滲透與取代、許多台商都開始面對經營困境，採取鄭志鵬教授與筆者稱之為轉型、轉進與轉行的「三轉」策略。
俗話說「潮水退了才知道誰沒穿褲子」，儘管台商看似迅速崛起、規模擴張，但是在後太陽花時期，隨著習近平的權力日益集中與鞏固，中國官方帶動民族主義浪潮導致國際關係惡化，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大逆轉。多數中國台商技術能力有限，被迫採取所謂三轉策略：
- 轉移：指異地重建生產基地，轉移到工資與土地便宜的地區來減少生產成本
- 轉型：指發展自有品牌、技術升級，或是在中國市場落地生根
- 轉行：被迫關廠或自行收場另謀出路。
台商最常見的策略是「轉移」。下面圖表顯示1000大台商在中國華北、華東、華南、中部、西部與東北六大分區裡2004到2018年的員工人數，隨著廣東在2004年起逐步提高最低工資，台商工廠紛紛遷移到華東，從2007年以來台商在華東的員工人數開始大幅超過華南，華南雇用人數在2009年從近110萬人下滑到70萬人左右，華東則持續成長到2012年度的190萬人，達到高峰後停滯；華中與華西的雇用人數雖有成長但並未超過20萬人。1000大台商的雇用員工數雖然在2014年以前移轉到中西部，此後呈現的是從停滯到下降。由於1000大台商財報僅公開到2018年的資料，此表尚未顯現近3年貿易戰與疫情的衝擊。
轉移策略對規模極大但是技術有限的巨型廠商如富士康來說，仍然是最佳選擇。鴻海集團在2010年上半年爆發員工連環跳樓事故，進行大規模轉移，帶動台資電子業廠商產業鍊西進。不過鴻海集團仍高度依賴中國廉價農民工，未能將主要生產基地外移到新南向國家，但中國工資上漲，加上蘋果供應鏈開始分散訂單給其他廠商，以及美中貿易戰與疫情的影響仍在發酵。與大廠相比，中小企業內遷更為棘手，與過去在東南沿海相比，內陸工廠監督管理成本提高，同時無法控制品質、很難要求工人加班趕工，轉移失敗的案例居多。
2015年，中國國務院公布「中國製造2025」規畫，宣示以10年時間打造以本土廠商為主的紅色供應鏈，中資廠打進台商生產網絡成大勢所趨，台商原先刻意營造出的排他性網絡逐漸崩解。少部分台商嘗試產業轉型，想利用中國廣大消費市場求生存，但是型經營品牌與通路冒著極大風險。此外，台商開創品牌時常必須繼續代工，代工占公司業務比例仍遠高於品牌經營。代工訂單減少與利潤下滑使許多台商開始進行組織瘦身，積極納入本地協力廠，除了將成本與風險轉移給中資工廠之外，也可能轉型為跨國貿易商。
至於服務業的大型食品與通路廠商，在中國內需發展未如預期、以及電商競爭激烈使實體店面敗退的大局下，有不少指標廠商默默撤離中國。以統一集團來說，2013年中國營收達到全集團27％的高峰，2019年之後已經降到18％，至於燦坤集團或特力集團都曾創下服務業前往中國投資金額的紀錄，一度雄心萬丈進入實體通路，最後在網路電商發展的衝擊下黯然退出。當然，仍有少數金融服務業者在製造業台商三轉之際反而加速西進，例如中租控股與富邦金控，然而，這些少數案例無法逆轉台資的全面退潮。
2016年民進黨政府重新上台，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迅速改變了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而習近平在2018年修改憲法，無限期延任國家主席，更是讓歐美國家大夢初醒。隨著2019年美中貿易戰升級，香港反送中運動與警方暴力鎮壓造成全球震撼，以及2020年從武漢爆發的全球疫情，變種病毒四處流竄難以解封，全球民意對中國的不滿程度達到歷史高峰，使得2021年這場百年黨慶缺乏喜氣，情緒顯得抑鬱沉悶，強調人民血肉的講辭，聽起來格外貧瘠空洞。
然而，習近平的講辭內容仍然透露重大政策轉向。與建黨80年的江澤民、建黨90年的胡錦濤相比，在中共建黨百年的講稿裡，「改革開放」被稀釋到5次，聊備一格；胡錦濤提到了40次「民主」，在習近平的講話裡僅出現6次，而且是指人民民主或民主黨派等中共專有名詞，「以人為本」則徹底消失，相反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8個字就反覆出現了21次。
與前兩任中共領導人相比，江澤民在建黨80年講話裡不僅提出三個代表，還批判毛主義：「我們黨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曾經犯過錯誤，⋯⋯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黨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大家必須牢牢記取。」胡錦濤在90年講話重提此一文革教訓，但習近平顯然不想批判毛與黨的錯誤。
此外，胡錦濤在建黨90年講話裡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內容包括「我們堅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我們廢除了實際上存在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確保了國家政權機關和領導人員有序更替。」由於習近平打破了任期制度，這些有關黨內民主的內容也遭刪除。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過去7年多，美中關係巨變，全球供應鏈重組，習近平邁向無任期統治，香港《國安法》使民主倒退，然後是危害全球的百年大疫，中共黨慶透露的是政治更加集權、與經濟更為封閉的訊息。改革開放與民主將徹底退出中共論述的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仇外的國族主義。
與胡雪巖同樣在杭州發跡的馬雲，雖然貴為全球第11大富豪（2020年），在螞蟻金服到紐約上市之後，卻因為阿里巴巴集團涉嫌壟斷遭到監管部門調查、整改，在公眾之前消失了7個月。5月初馬雲首次公開露面，形容憔悴不少，而他的台灣合夥人蔡崇信則先一步在2017年買下了美國籃網隊，似乎已經轉移資產與生涯重心。最近，英國媒體報導馬雲與蔡崇信抵押阿里巴巴集團大部分股份，向瑞銀、瑞信、高盛等銀行貸款，下一步更令人好奇。
從《燈火樓台》看百年前大清帝國的政商關係，到今日中共黨國體制下的資產階級，雖然中國在經濟成長與科技應用上確實有相當進展，資本家始終無法透過制度確保自己的人身與財產安全，依賴政商關係崛起的企業包括台商，就必須承擔國際關係與高層權鬥所帶來的巨大政治風險。一旦被中共高層視為政治威脅或負債、或阻礙派系菁英的利益，恐怕不免要付出身家性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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